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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商业/管理/HR > 企业财务 > 第八章--90年代小说
90年代小说第一节90年代小说概述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一方面,由于80年代从人道主义主义的论争、先锋小说的美学冲击与文化寻根的本土探寻,小说创作获得了当代以来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王安忆、陈忠实、莫言等一批作家逐渐走向小说创作的成熟与大气。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伴随着市场消费文化,带来了小说创作的个性化与大众化共存的局面。回归现实的土壤,还原生活的真实成为90年代初文学的主要追求。1989年《钟山》杂志开始设立“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栏目,并在“卷首语”中指出:新写实“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它们“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1980年代创作了《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新写实小说,原生态地展示了世俗生存卑微琐碎的一面。九十年代,池莉的小说在市民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与市场消费相结合,主要作品有《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云破处》、《生活秀》、《口红》等。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为生存奔波的芸芸众生,而是在商场搏击的金钱英雄。(1955―,原名汪芳),主要作品有《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落日》、《桃花灿烂》、《乌泥湖年谱》等。方方的小说主要集中在对人生世相的揭示和存在困境的思考。《风景》中,一方面是恶劣到极点的生存环境与蝇营狗苟的生存挣扎,无情地吞噬着这个家庭苟延残喘的一点人性。另一方面在这个充满着粗鄙粗野粗暴粗俗场景的故事里则体现了作家对底层生存的同情与人性的思考。新历史小说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之下一种消解正史、重构个人小史的小说创作思潮。后现代主义以极端的解构方式,取消原有的一切宏大历史叙事。他们从内部引爆传统的理性历史古堡,从根本上否认“历史事实”和“文学反映历史真实”,失去了这一根基的历史“只存在于作为表述的现在模式中”,而“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新历史”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历史意识开始走进文学的领域,不仅仅在于题材的独辟蹊径,也不单在历史人物的特别选取。新历史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莫言的《红高梁》、《丰乳肥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温故一九四二》,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红粉》、《我的帝王生涯》、陈忠实的《白鹿原》,尤凤伟的《石门夜话》,余华的《活着》(1992)、格非的《迷舟》(1987)、《敌人》(1990)以及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1993),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枣树的故事》、《1937年的爱情》,李锐的《旧址》等新历史小说首先体现在一种个人理解下的奇观式野史、稗史的大量凸现(苏童的《十九间房》、《红粉》、莫言的《丰乳肥臀》、尤凤伟的《石门夜话》)其次,历史呈现出无序的状态,偶然性、不确定性的因素纷纷进入历史的视野。(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性与暴力等陌生化的历史元素成为了架构人性话语和商业话语的桥梁。(苏童的小说《米》)新生代小说是在80年代先锋小说落潮后一种文体内容的反拨和审美形式的发展相互融合的青春性体验写作。对于缺少历史记忆的新生代作家,他们的“个人化写作”是缘于对传统文学启蒙姿态的失望,对于政治化、群体性创作的反感,对于文学崇高责任的躲避。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关注自我人生,凸显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欲望追求、困惑心理、人性挣扎。其中主要有朱文、鲁羊、韩东、徐坤、刁斗、李冯、王彪、邱华栋、毕飞宇、刘继明等。首先是碎片化的个体生活经验的真实书写。很多作家把对于真实生活与感受的叙写置于首位,不追求创作的史诗意义,不营构作品的宏大构架,常常在人生碎片的真切描述中展示世俗的人生。毕飞宇鲁羊刘剑波东西欲望化的经验也是新生代小说的主要表征。市场经济对个体欲望的刺激,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于欲望的肯定,决定了新生代作家打破了以往欲遮还羞的欲望书写状态,大张旗鼓地展示个体的致富欲望、享乐欲望、性欲等。陈染林白海男其次,抵达生命本真的哲学化思考。新生代作家不满足于宏大的存在哲学的表现和现实表象的书写,而是以个体生命经验的方式切入对生命的哲学追问。。何顿朱文邱华栋徐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些女性作家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开始在社会文化层面反思两性关系,质疑传统的性别秩序,产生了《方舟》、《在同一地平线上》等代表性文本,女性写作开始具有性别意识。稍后,王安忆的“三恋”、《岗上的世纪》、铁凝的《棉花垛》等小说将女性意识向前推进了一步,女性作为欲望主体浮出历史地表。20世纪90年代,伴随女性意识的充分凸显,女性写作异军突起。她们自觉地疏离男性作家所热衷的政治、历史、社会之类宏大命题,回归女性的经验领域,并藉此来挑战和颠覆男性话语中心。影响90年代女性写作的主要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埃莱娜·西苏认为要改变妇女在二元对立关系中被压抑被奴役的地位,只有写作。埃莱娜·西苏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中最明显的是私语化特征,她们的写作强调了那种带有解构主义色彩的角色差异和性别意识。女性体验书写的进一步发展,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身体写作。唯美主义倾向是很多女性作品身体和性爱场景描写主要特征。“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商业包装和男性为满足自己性心理、文化心理所作出的对女性写作的规范与界定,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暗示,乃至明示传递给女作家。……女性写作的繁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繁荣,就可能相反成为女性重新失陷于男权文化的陷阱”(戴锦华:《犹在镜中》,第204页,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节贾平凹陈忠实(1952-),原名贾平娃,1952年2月21日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文革”期间,因受父亲牵连,初中未读完就回乡务农。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曾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西安市文联创研室主任、文联主席。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美文》杂志主编。自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著有长篇小说《浮躁》、《高老庄》、《废都》、《怀念狼》、《秦腔》,《古炉》等,中短篇集《小月前本》、《腊月·正月》、《天狗》、《黒氏》,散文集《月迹》、《心迹》、《商州三录》、《坐佛》等。自登上文坛以来,贾平凹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文学奖项。《满月儿》获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腊月.正月》获1982-1984《十月》文学奖,《商州初录》获1984年《钟山》杂志社首届钟山文学奖,《浮躁》1988年获美国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废都》1997年获法国费米那文学奖,《秦腔》2008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纵观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第一阶段,从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的小说由于大多取材于商州,而被人们称之为“商州”系列。二,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开始到2002年前后,贾平凹的文学视点从乡村转向城市,对物质文明所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生命力萎顿深刻省思。主要作品有《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等。第三阶段,2003年之后,以《秦腔》为标志,贾平凹的创作走向了对乡土的更高层次回归。《废都》:最初刊载于《十月》杂志1993年第3期,1993年6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废都》通过对“著名作家”庄之蝶的生存状态及“废都”之中社会世相的描写,意在反映特定时期社会的一种文化精神状态。在精细逼真的社会世相描攀和现实写真的基础上吸收现代主义的象征表现手法,来丰富作品复杂的主题内涵(如“废都”、“老牛”、“女人”等具象的本体象征),是其显著的艺术特征。庄之蝶《废都》以庄之蝶的命运为主线,反映了文化、经济、政治、以及市井民间等广阔的社会生活,同时也生动地描写了西京文人的生存风貌。庄之蝶是一位因文学创作的成功而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著名作家,但在“废都”之中,他却由一位“文化精英”堕落成一个“文化闲人”,昔日的社会理想与文化雄心已不复存在,代之以难以自拔的沉沦和淫乐。无度的淫乐除了给他短暂的精神慰藉和肉体快乐之外,根本无法使他获得精神的复苏,等待他的只能是“文化的休克”。作品由此而昭示出,在一个价值失衡、物欲泛滥的文化废墟中,是不可能用欲望来拯救个体生命的虚空的,同时也无法挽救“废都”的既倒之势。《秦腔》被称为“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小说以陕南村镇为焦点,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加入了作者对当今社会转型期农村各种新情况的思考和关注。小说是为乡村生活做的一首“挽歌”,是对传统乡土的一种“回归与告别的双重姿态”,(1942—,西安人),出版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夭折》,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论文集《创作感受谈》。1993年发表《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以短篇小说集《乡村》为标志,早年陈忠实的创作集中在政治视角之下审视人性的异化。这些小说喜欢以农村基层干部作为主人公,在塑造他们的艺术形象时似乎偏爱凸显其政治人格或者道德人格的崇高。随后,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和《蓝袍先生》中,陈忠实开始触及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命题。《白鹿原》这部小说构思于1986年,1988年4月动笔,历时4年,到1992年3月定稿,后先刊载于《当代》杂志(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98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迄今出版超过120万册。首先,民族秘史的建构是作家颠覆传统小说历史观的主要努力。小说最引人注意的是贯穿全篇的性欲历史。这种隐秘的性史,构成了民族历史命运的重要驱动。神秘物象、人物的出现既是人物命运和历史发展的“玄机”,也是《白鹿原》展示人性的神秘和复杂的一种方式。其次,传统文化的悖论存在,体现了小说紧张而丰富的内在张力。在白鹿原上,仁义则是民间最为实用的生活原则。它建立在悠久厚重的土地上,以儒家的“仁爱”哲学为基础的文化,是家与国统一在一种道德规范下的文化。面对这一文化之根,作家又充满焦虑:小说在极力张扬宗法制度下的仁义精神时,又往往难以逃离其中非仁义的一面。一方面,白嘉轩极力以其仁义文化、乡约制度来维持和统治白鹿原这个乡土世界,一面又往往以民间最为原始的非仁义的实用生活智慧,来推进这种仁义文化的实施。艺术上:传统的故事性、传奇性与魔幻现实主义的现代手法紧密结合。作家往往用传奇性、故事性的民间传奇书写来充分表现民族文化品格和展开历史书写,而个体心理的深度挖掘往往吸引作者采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二者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偿。话剧《白鹿原》剧照电影《白鹿原》剧照第三节王安忆陈染王安忆(1954-),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3月出生于南京,后随母茹志鹃移居上海。1970年初中毕业后到安徽淮北插队。1978年回上海后,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中短篇小说集有:《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荒山之恋》、《叔叔的故事》等。创作的长篇小说主要有《69届初中生》、《纪实和虚构》、《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天天》、《天香》等。王安忆上世纪70年代的王安忆王安忆和母亲茹志鹃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一,以优美的抒情笔调,细腻地表现年轻人对理想和爱情的真诚追求,执著地表现生活中的美。(“雯雯系列”:《雨,沙沙沙》、《命运》、《一个少女的烦恼》、)二,1981年以后,王安忆的创作走出了雯雯们单纯、狭小的艺术天地而进人了较为广阔的现实世界,这是其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本次列车终点》、《尾声》、《归去来兮》、《流逝》)1,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人生也更加广阔,人物形象丰富多样,作家更多地是从人的价值和人的文化心理的视角来进行思考。2,作品的主题意蕴也更加深刻、丰厚,在艺术手法上,作家也作了新颖的探索。三,1984年以后,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进人了一个新的境界,她开始以较为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更加深刻的文化哲学视角观照社会历史、人的命运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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