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边境安全的基本态势

我国边境安全的基本态势*【摘要】建国以后近40年时间，我国边境安全的形势一直较为严峻，但近20年来，我国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已使边境安全形势处在建国以来最好的水平。我国周边国家众多，情况千差万别；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中，存在多处热点地区；我国周边地区存在着多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源头；我国边境及周边地区民族、宗教等人文环境极端复杂；我国存在世界上极为独特的一个国家基础上的国内特殊边界问题，这些方面充分说明我国边境地缘环境的极端复杂性。从我国边境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来看，传统与非传统因素相互交织，但在不同方向上呈现不同特点。努力保持边境安全稳定的基本态势，为国家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安全稳定的边境环境，既是可能的，也是必须努力实现的。【关键词】非传统安全边境安全地缘环境安全态势如果对我国边境安全的基本态势做一个总体评估，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我国边境安全形势处在建国以来最好的水平，但是，我国边境安全环境极端复杂，威胁边境安全稳定的传统与非传统因素相互交织，但在不同方向上呈现不同特点。一、我国边境安全形势处在建国以来最好的水平（一）建国以后近40年时间，我国边境安全形势一直较为严峻。建国之初，新中国的边境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新中国所继承的边界大致上包括三种形态：一种是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一种是多年形成的传统习惯线，一种是中国与邻国双方的实际控制线。这些形态的边界线的共同特点是缺乏双方共同认可的法律保障，都是未划定边界。为维护新中国的边界和领土安全，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新中国建国之初的50年代初，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很快派军介入，并向朝中边境鸭绿江进逼，轰炸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中国边界和领土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在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经过长达三年与朝鲜人民和军队的并肩作战，以巨大的牺牲换来了1953年7月27日的停战协定。中印边界本来是一段友好的边界。1954年中印两国总理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及尼赫鲁政府奉行的所谓“前进”政策，造成了中印边境局势的持续紧张。由于印军多次挑衅和变本加厉地蚕食中国领土，中国被迫对印实施自卫还击作战。此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基本上是处于军事对峙的冷和平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中越边境形势的变化可以看作中越两国之间国家关系的晴雨表；中越两国国家关系的变化也是由边界问题所引起和由边界问题所强化。越南统一后，政治上追随苏联，敌视中国，入侵柬埔寨，大肆驱赶华侨，占我领土。1979年2月下旬到3月初，我人民解放军被迫实施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后几年，我军又发起过几场大的边境战役。此后，中越边境便处在军事对峙状态中，直到1990年代中期。建国以后的中苏边境曾经是和平安宁的边境。到1950年代末，两国关系的交恶，也影响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在中苏边界，军事对峙的状态一直持续30余年。在此期间，发生多起冲突事件，这些事件进一步恶化了双方的关系和边境安全形势。1962年四五月间，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发生外逃事件。1969年3月，苏联军事入侵我国珍宝岛。1970年代以后，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直到1989年，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双方同意“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此后，中苏边界逐步走向了缓和。在祖国东南沿海，从国民党残余势力退踞台湾直到1970年代末，这里一直被作为前线看待。事实上，新中国建立后，蒋介石集团就没有停止过反攻大陆的叫嚣和骚扰。从1950年代的金门炮战，到后来的“单日打炮、双日不打”，以及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在闽浙沿海的情报与反情报、心战与反心战、骚扰与反骚扰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直到1979年，历时21年的金门炮击才划上了句号。此后，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台湾海峡的局势出现了缓和。但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李登辉逐步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纵容、扶持主张所谓“台湾独立”的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使“台独”势力迅速发展、“台独”思潮蔓延，并导致民进党的上台。在香港、澳门收回之前，虽然分别在英国和葡萄牙统治之下，但并没有改变它们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由于香港、澳门的特殊的地位和地理位置，使一些反华和反共势力把香港、澳门作为获取情报、进行渗透的基地。同时，由于内地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在粤港边界发生多次大规模外流闯关事件。规模最大的外流闯关发生于1962年。当时从4月底至7月初，就有十多万人次涌入深圳，五万多名外流未遂人员被收容遣返。[1]这种大规模的外流冲关现象甚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仍有发生。如1979年５月6-7日两天，深圳市２万多群众听信谣传，涌入边境前沿，强冲边防，后经深圳市委和边防部队全力劝阻才平息下来。虽然这种大规模的外流事件不多，但小规模的偷渡事件却经常发生。仅仅在1978—1980年的3年中，就有20多万人偷渡进入香港。[2]粤港边界的偷渡问题在香港回归之前一直是一个突出问题。（二）近20年来我国边境安全形势处在建国以来最好的水平。1.陆地边界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人民政权就很重视通过签订条约来划定边界，以从根本上解决边界问题。这一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1960年代，中缅、中尼、中朝、中蒙、中国和阿富汗王国都签订边界条约。这些边界条约的签订，使得我国在其他方向上边境形势比较紧张时，这些边界仍然能够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后来，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多个方向特别是中苏方向的边界谈判进程被中断。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大加快了与邻国特别是与苏联及与其后的独联体国家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1991年5月16日，中苏两国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该协定。2004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在北京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2005年6月2日，两国互换批准书，这标志着两国彻底解决了所有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中苏边界谈判中，苏联最终没能同中国就西段边界达成最后协议。不过，在苏联解体后，继承苏联西北边界遗产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四国依然延续了同中国友好协商的势头。虽然边界谈判由原来的一对一变成了一对四，但西段边界的解决并未出现大的波折。1994年9月，中俄两国外长签署《中俄国界西段协议》。1994年4月26日，《中哈国界协定》签署，1997年9月24日、1998年7月4日又签署了两个国界补充协定。1996年7月4日，《中吉国界协定》签署，1999年8月26日，签署了《中吉国界补充协定》。1999年8月13日，《中塔国界协定》签署，2002年5月17日，签署国界补充协定，标志着两国边界问题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也标志着中国西北边界问题全部得到解决。中越边界谈判直到1993年8月才得以重开。双方经过16轮谈判，1999年12月30日，中越两国在河内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2000年7月6日，中越双方在北京互换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生效，说明中国与邻国边界除中印边界外基本得到解决，这使中国边境安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法律保障。中印边界虽然尚未划定，但两国都同意通过和平谈判的方法解决边界问题，而且，采取措施缓和边界局势，维护边界稳定。1980年代中印关系正常化后，双方就开始讨论边界问题。为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两国于1993年和1996年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5年4月正式签署了《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2006年7月6日，连接西藏和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重新开放。这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明中印边境可以在边界争议尚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保持正常的边境秩序。2.奉行安邻、睦邻、富邻政策，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新中国建立不久，就把建立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放在了第一位，尽管当时许多国家对此半信半疑，甚至怀有敌意，但是，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宣示和国家交往的实践一再证明着中国所奉行的睦邻政策。近年来，我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3]，从而正式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在近年来又被进一步概括为安邻、睦邻、富邻政策。这些提法的调整表明睦邻友好政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且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但其精神内核是一贯的。中国不仅倡导安邻、睦邻、富邻政策，也努力践行这一政策。中国以自己的努力帮助周边国家克服困难，得到发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在2004年印度洋地震海啸灾难发生后，在[3]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北京。·75·我国边境安全的基本态势2005年10月南亚发生地震后，中国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提供了积极帮助。[4]中国还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和区域性组织在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在“东盟与中国”、“东盟与中日韩”、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洲合作对话等地区机制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为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建立了与邻国和区域组织进行合作的机制。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和平友好注入了新活力。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中国促成并主办三方（中国、朝鲜、美国）会谈和六方（中国、朝鲜、美国、韩国、俄罗斯、日本）会谈，缓和了半岛紧张局势，也巩固了东北边境的安全稳定。3.促进沿海地区开放，使沿海地区得到率先发展。从1980年8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起，到1990年，中央决定开放开发浦东，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特区连成一线，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分析显示，2006年，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四万零四百四十九亿元，占全国的19.3%。[5]成为拉动沿海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重要经济带。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规划和建设，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带有区域性的环北部湾经济圈也正在规划和建设中。今天，大多数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一些最先开放的地区正在率先实现现代化。4.通过沿边开放战略和“兴边富民行动”，使陆地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不失时机地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明确提出要加快西部开发，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作为这一战略的专项规划和配套工程，国家民委倡议发起了“兴边富民行动”。这项行动以“富民、兴边、强国、睦邻”为宗旨，通过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投入，加大帮扶力度，使沿边一线的各族群众靠边脱贫、靠边致富，在发展中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感情和加强各民族大团结，最终达到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目的。[6]“兴边富民行动”惠及范围广泛，涉及135个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6个边境团场，19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2100多万人口，对加快边境地区发展发挥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使边境地区的老百姓得到了实惠。长期以来，意味着偏僻、落后的“边”，第一次成了一种资源，一种优势。边境旅游、边境贸易蓬勃开展，区位优势得到发挥，优势资源得到利用。边境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5.通过实施爱民固边战略，构建平安边境、和谐边境。承担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职责的公安边防部队，在2005年开展“三访四见”活动[7]的基础上，从2006年开始，又在全国沿边沿海地区实施“爱民固边”战略，努力实现边境、口岸安全稳定等目标，构筑沿边沿海地区维护安全稳定的战略屏障，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平安和谐的边防环境。“爱民固边”就是要求公安边防官兵牢记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热爱人民，服务群众，履行好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充分发挥边防保卫的职能作用，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爱民就是要访民、知民、亲民、助民、安民、富民；固边就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