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雄关漫道，国步艰难，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一系列探索，究竟怎么评价这些“选择”，一直是历史学界讨论的热点。近日，现代中国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萧冬连出版了《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一书，在他看来，中共的这些选择，包括建国初期放弃新民主主义阶段，以及之后的全盘效仿苏联，1957年的超赶及“大转弯”，在当时都有着历史的、观念的因素起作用。而反击右派、发动文革等事件，固然直接源于毛泽东的决断，也是制度与政治生态等组成的复杂合力所致。新浪历史访问萧冬连先生，重新评估这些“选择”的决策过程及其政治影响。1949年以来中国的五次抉择新浪历史：您新出的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是具体哪五次吗？萧冬连：这本书是博源基金会丛书中的一个选题，主要是对几十年来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做一个逻辑的梳理，当然，对历史的梳理可以有不同的视角或者切入点，比如社会生活史视角、知识分子心灵史视角等都可以。但是我认为，这几十年的发展，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执政党的理论、路线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体制制度。从这个角度我把它概括成五个阶段，或者说五次选择：一是实现新民主主义；二是仿效苏联模式；三是追寻赶超之路；四是发动继续革命；五是转向改革开放。这五次选择实质上是两个过程，也就是从走进传统的社会主义到逐步地走出传统的社会主义。一共是四次选择还是五次选择，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开始搞的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策略性的东西？还是真的想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我认为当时是想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有时说是搞三个五年计划，有时说是20年、30年。后来实际上没有搞这么长的时间，从1953年开始基本上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被放弃的选项：中共为何放弃新民主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浪历史：我们在1940年发表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可以看到，所谓新民主主义，体现在在政治上，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体现在经济上，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那在建国之后，为什么又会很快地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萧冬连：这首先要理解新民主主义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设计。谈到新民主主义，大家会联想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人认为当时不应该急于搞社会主义，应该搞一段新民主主义。80年代搞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重复过去新民主主义想搞的东西，比如搞多种所有制，承认私有经济的合法性等等。但决策层不可能采用“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也退不回去。而是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改革开放提供根据。“不应急于搞社会主义”，这是经过几十年实践包括不断的挫折以后得出的认识。然而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我们后来怎么想，而是当时怎么想，即当时的一种普遍观念。特别是最高领导层的对“社会主义怎么搞”的认识。回到历史中，我认为当时提早放弃新民主主义，反而符合它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不管提早放弃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后来中国的发展。为什么？因为当时设计的新民主主义本来就是一个过渡。中国的生产力较落后，需要在新民主主义这样的框架下来发展生产力，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准备物质基础。什么时候过渡？当时估计的时候是20年到30年。过渡的条件是什么？我看了很多领导人讲话，大概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过渡条件是生产力水平，在当时，我们现代工业所占的比重是10%，90%还是传统的古老的小生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化的和工业化的生产基础，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积累物质基础、实现工业化，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过渡条件是，等社会各界对搞社会主义有了思想准备，接受社会主义前途，就可以过渡。这两个过渡条件，你分析起来是不一样的。前一个条件是确定的，这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不可能一天就把工业化搞起来，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后一个是一个随机性很大的概念，决定于执政党的动员能力和力量对比。如果你的动员能力强，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就可能提前结束。实际上后来起作用的，还是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或者说对力量对比变化的判断。当时党内始终存在一个要急于过渡的情绪，各级领导干部中间都有。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当时人们接受的社会主义理想与新民主主义政策之间，有一个内在的张力。新民主主义本身，对共产党来讲就是一个变通的方案。在党内许多人的观念中间，认为没有必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具体来讲有三个主要的因素导致新民主主义提早结束：第一，对于资本主义倾向的担忧。特别是在农村，东北和山西这两个老区，在土改以后出现了一定的社会分化，有买卖土地、新富农出现的现象等等。后来调查的结果显示，实际上新富农并不是很多，主要就是新中农：就是原来的贫雇农得到土地，生产发展以后就上升到新中农。这恰恰就是我们土改的一个成果：土改了，老百姓生活改善了，就上升为中农了。中农化的趋势还是比较突出的，真正富农化的趋势不是很明显。但为什么各级领导这么担忧呢？担心什么呢？领导担心这种趋势会激发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家都想自个儿发家致富，就不想着搞社会主义了，未来要搞社会主义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许多干部认为，应该趁着现在老百姓对土地改革的热情，趁热打铁，逐步动摇私有基础，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城市也是这样，因为打击投机资本，城市的工商企业开始困难了，政府就调整工商业政策，搞加工订货等，帮助工商企业解决困难。这个时候，有一批人说何不趁这机会一下子解决？就是把私人工厂商店收回国有，就行了。当时中央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制止了这种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情绪。但在农村情况就不同。山西省委想要动摇农村私有基础，把互助组提高一步，搞合作社。华北局坚持认为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刘少奇支持华北局的意见。山西省委就直接上报毛泽东，毛泽东最后支持了山西省委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毛泽东当时找薄一波和刘少奇谈话，他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同样可以提高生产力。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工场手工业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组织起来提高农业产量。薄一波说，毛主席这个说法说服了我，也说服了刘少奇。苏联在搞农业集体化的时候，确实是发生了一个激烈的路线斗争，在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我们呢？确实也有刚才说的这样一些分歧，但是并没有像苏联那种级别的路线斗争。为什么？刘少奇在毛泽东表示了基本态度以后马上就转变了，他没有坚持他的观点，没有发生正面争论，因而不可能形成一场路线斗争。、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刘少奇本来是主张先工业化机械化、后合作化集体化的，为什么毛泽东这么一说就被说服了呢？这里面除了服从毛泽东的权威的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社会主义观念和目标上的共识。就是说，要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没有疑问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当时认为就是苏联的模样。苏联已经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只是在早一点还是晚一点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说服起来并不难，因为大家基本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方法、步骤、时间上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或者有一种理由，能证明我们现在就过渡，不会造成什么灾难，而且会提高生产率，那就没有理由不现在过渡，非要等到多少年以后。第二个因素是力量对比的变化。原来认为私人资本主义、私人工商业会占很大的比重。但是因为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现代工业经济，其实很大一块是官办的。我们在没收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政府资本、征收外国的企业，加上几年的投资，到1952年的时候就发现，国有企业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私营资本，在总的资本中占到60%多了。这是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没有想到的。另一方面，私人工商业在1950年发生困难，政府采取了加工订货的方式帮助私人企业来克服困难，公私合营的形式也出现了。这个时候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私人企业通过这种形式，跟国家计划建立了联系。毛泽东说，私人企业的私人工商业已经坐在了社会主义的列车上了，对它改造起来并不困难。从政治上讲，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挑战共产党的政权。第三个因素是国家工业化。1951年，毛泽东就提出来要搞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当时的理解，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是在新民主主义框架下实施的。但是，由于后来我们选择了重工业优先的计划。重工业优先，按照经济学来讲，当时在中国搞这个就不合适，因为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中国恰恰是缺乏资本，劳动力充裕。如果从轻工业开始搞，能够安排就业，又能够积累资金。但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有它的理由，当时在整个国际环境下，需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基础，必须要发展重工业。斯大林当时的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是一般的工业化，发展重工业，机械制造业，这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样才能缩短社会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因为西方工业化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我们不可能再等几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缩短这个差别。他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径。按照经济学家的分析，重工业优先的战略，不可能依托于市场经济，只能够依托国家来控制：国家掌握所有的资源，通过高积累、高投资，投向选定的目标。重工业是不赚钱的，轻工业是赚钱的。当时有一些资本家提出，国家搞重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分工。陈云说，等于说所有的包袱都国家背了，你们挣钱，那我们不干。毛泽东的办法是实行工商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就是这样做的。苏联的全盘农业集体化，和它的工业化计划是相匹配的。至于说是不是有来自苏联的压力，到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说是苏联压我们才急于过渡。学习苏联是从自身需要出发的，是主动仿效苏联的。昙花一现的转机：“走自己的道路”为何变成反右和大跃进新浪历史：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中国党内开始反思苏联模式的一些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上做了一些调整，包括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但是为什么后来却转向反右派斗争呢？萧冬连：我们用三四年时间完成了三大改造，恰恰在我们刚刚建立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苏共二十大”爆出苏联本身存在的问题。政治上是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斯大林的暴行等，经济上问题也很多，比如说忽视农业，过分的强调重工业。斯大林问题暴露以后，引起了中国党内的反思。一五计划是毛泽东时代执行得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五年计划甚至连出台都没有出台，更不用说执行了。但是在三大改造后期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合并的太多，什么东西都合进来，造成老百姓生活不便；企业只生产大路货、质量下降、效率下降。还有一个就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国防工业和经济建设关系的问题。我们也在考虑究竟怎么改。当时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从自身出现的问题出发，寻求一个解决之道；再是苏共二十大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们的高层对于在中国怎么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确实有一些新的考虑，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体制方面，一个是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经济体制方面，毛泽东的思考主要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论十大关系》前面的五大关系都是讲的经济关系：讲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重工业优先不能放弃，但是要做适当的调整，以适应民生的改善；在工业布局方面，要更多的发挥沿海的优势；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方面，适当减少一些国防建设费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建设；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更多的放权到地方去，不要中央什么事都管。大致是从这些角度考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考比较典型的，是1956年中共“八大”上，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想法：公有制为主体，允许一些个体经济的存在；国家计划市场是主体，允许少量自由市场做补充。这实际上是一个改良型计划经济的体制模式，要在计划经济总体的框架内，引进某些市场机制，大概是这样的想法。1956年年底，毛泽东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当时有很多地方包括上海等地有很多“地下工厂”，毛泽东说何不把它拉到地面上来，可以增加生产量。当时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