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论文题目浅析《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差异学生姓名腊山白学号051071155指导教师刘贞梅专业汉语言文学年级2005年秋学校衢州广播电视大第1页共7页[摘要]叙事层面、人物、历史事件等方面是《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主要差异。文学情感之间的比较主要体现在作者的历史背景的不同，文章格式的差异等方面，人物的差异主要是周瑜，陶谦等人在历史上和小说中人物个性的不同，历史事件的差异主要是在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是否有十八路，捉放曹的是否是陈宫，孙夫人在刘备死后是否投江等方面。[关键词]三国演义，三国志，差异，叙事，人物形象，历史事件提纲绪论1叙事层面的差异1.1叙事的真实度1.2叙事的结构2人物形象的差异2.1周瑜形象在两部作品中的不同点2.2陶谦形象在两部作品中的不同点3历史事件差异3.1两部作品在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事件的差异3.2两部作品中捉放曹操的是否有陈宫的不同记叙3.3两部作品中在孙夫人在刘备死后是否投江方面的差异结论绪论三国时期是战乱时期的典型代表。对于不少对三国进行了各种幻想的人们，他们主要是参照《三国演义》的内容来进行幻想的，并不是按照历史来进行的，他们把三国时期的历史过于神化和主观话了，而不是以客观实际的角度去看，这和作为正史的《三国志》的内容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本文着重探讨二者之间在叙事层面、人物形象、历史事件等方面的差异。1叙事层面的差异1.1叙事的真实度人人都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演义不是全部真实的，演义是小说。的确是这样。但是虚构是使用艺术的手法进行虚构，而不是随便哪段史实就可以拿来虚构的。比如，关公温酒斩华雄，史书上并没有写这件事。又如，关羽单刀赴会见鲁肃，史书上写的是鲁肃单刀赴会见关羽。类似的例子当然是数不胜数。读过之后，稍做分析，可知这些虚构的情节，大部分是为小说描述的一第2页共7页个个人物作铺垫的。因为，如果仅仅是像正史中所说的塑造真实的人物，有些人物就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观相违背了。而且，作者在虚构的同时，还注意到了情节的合理性、连贯性，而不是生硬的去虚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读过之后，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国别史，比较接近历史。《三国志》的作者是西晋初的陈寿（233—297年），他在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陈寿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魏为正统。陈寿这样处理，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2叙事的结构《三国演义》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充实，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到辗转加工，集合成书。《三国演义》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国志》叙事结构没有一体化特征。它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历史。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第3页共7页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2人物形象的差异《三国志》中的人物大多是按照史实记载的所描写的,是真实的。而《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并不完全是真实人物，而是正史经过加工后的人物，这其中就有被神化的人物和被丑化的人物。2.1周瑜形象在两部作品中的不同点历史上的周瑜风姿英发，心胸广阔。东吴老将程普，早年跟随孙坚，自以功高，瞧不起年轻的周瑜。但周瑜并不与程普计较，最后使程普自己折服，程普说道：“与周公瑾交，如饮醇缪，不觉自醉。”到宋代时，世人还是很喜欢周瑜，这一点从苏轼的《念奴娇》一词中就可以看出②。但到了元代以后，人们就逐渐对周瑜进行形象改造，到《三国演义》成书时，周瑜就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了。在《三国演义》中，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述孔明周瑜斗智，周瑜屡次不胜，最终饮恨而终的结局历历在目，不免让人产生一种概念，一种显而易见的误解，就是周瑜是个心胸狭窄，不能容物之人，甚至在演义本身中也有相当数量的这方面词语。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演义第四十四回这样讲到：“孔明早已料着吴侯之心，其计画又高我一头。此人助刘备，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鲁肃道：‘诸葛瑾乃其亲兄，可令招此人同事东吴，岂不妙哉？’瑜善其言。”其实问题已经相当清楚了。周瑜并非嫉妒孔明之才高于自己，否则决不会答应鲁肃请孔明一同至吴共辅孙权的建议。因为善妒者绝不会头脑简单到愿意令一个才华远胜于已的人与自己共辅一主，这样做于已今后有何好处？《三国演义》却说周瑜听从了鲁肃的建议，这不是从侧面说明了周瑜气度的恢弘吗？如果硬要说周瑜在嫉妒孔明之才高于自己，倒不如说周瑜在嫉恨孔明如此之才却不能为东吴所用。从政治角度上讲，对于才不能为我用的人而设计铲锄之，显然是不能用一个嫉妒就可以说清楚的。《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是被诸葛亮用计夺取荆州南郡，美人计失败，最后连“假途灭虢”之计也被诸葛亮识破而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后活活气死的。但据《三国志》的史料，当年刘备屯兵油江口时周瑜已为南郡太守，而油江口也是那时孙权、周瑜“借给”刘备的。《吴主传》载：“十四年，瑜、仁（曹仁）相守岁余，仁委城走。权以瑜为南郡太守”。由此可见南郡等城是后来“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借荆州数郡”决非是诸葛亮先行抢占的。《三国志平话》第4页共7页中曾虚构了周瑜借箭的事，但《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了要突出孔明，让他压倒周瑜，却把这段故事又搬到孔明身上。另一件让周瑜“英名扫地”的“东吴招亲”，《三国演义》把周瑜写成导致吴国“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罪魁祸首。但《三国志》中却记载着：“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孙）权，绸缪恩纪。”这说明所谓的招亲实际上是孙权听从鲁肃关于“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的建议而施行的一种外交手段，周瑜根本无需去设什么“美人计”。至于周瑜之死，《三国志》明明白白地记载着“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况且史学家裴松之考证巴丘应是巴陵，距荆州尚远，那么，周瑜怎么可能被诸葛亮气死呢？周瑜与曹仁作战时右胁中毒箭，他的死使吴国失去一根中流砥柱。历史上的周瑜根本不是什么斤斤计较、嫉贤害能的量窄之人，而是一位礼贤下士、宽以待人的将才。可惜周瑜英年早逝，连吴大帝孙权也为他素服举哀并流涕曰：“孤何赖哉！”以致数年后仍念念不忘地说岀“孤念公谨，岂有已乎”这样感人的话来。2.2陶谦形象在两部作品中的不同点和周瑜相反，陶谦的形象一定程度上被《三国演义》美化了。从史籍的记载来看，他并不是一个老实儒雅的人，《三国演义》和戏曲舞台上所塑造的形象，与其本人颇有差距。据《吴书》记载：陶谦在少年时“以不羁闻于县中”，“不羁”就是不受约束，也就是淘气、调皮的意思。十四岁时，还是个孩子头儿，用布条缀成幡，骑着竹马玩耍，有一群孩子追随着他。长大之后，性情刚直，好顶撞上级，司空张温说他有“痴病”，看来他是一个颇具锋芒而又不太正常的人。说到他的政绩，《后汉书》和《三国志》的《陶谦传》所记相同。说徐州本是个好地方，粮谷充足，百姓富裕，很多外地流民都投奔到这里来。但陶谦并没有把徐州治理好。用人不当，偏听偏信。别驾从事赵昱是一位知名之士，却因为忠直而被疏远，去出任广陵太守。曹宏等谗佞小人，非常受陶谦的信任，良善的人多受到他们的陷害，这样就把州政搞得一团糟，徐州愈来愈乱。可见陶谦的政绩很差，不是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后汉书》赞曰：“徐方歼耗，实谦为梗。”这是说：他对徐州所受到的战争破坏要负责任。《三国志》评曰：“陶谦昏乱而忧死”，也对他持否定态度。青史昭昭，自有公论。但人们在读《演义》时，却常常要同情他。这是因为：他在同曹操的战争中受了欺负，许多城池被屠灭，因而忧愤成疾。在死前从大局出发，把徐州让给了刘备，这不仅充满了悲剧的气氛，而且也使人觉得此人太忠厚老实了，而老实人受欺负，好心人是要同情的。其实，别说陶谦还不是一个老实人，就算是个老实人，无所作为也是要失败的。在军阀混战中，没有多少道理可讲，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法则。陶谦以及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军阀，先后被历史所淘汰，这在客观上也是历史向前发展的一种轨迹。第5页共7页3历史事件差异3.1两部作品在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事件的差异首先，历史上号召诸侯共讨董卓的，不是曹操，而是桥瑁（《演义》中作“乔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英雄记》①说得明明白白：“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董）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三国演义》将此事写成曹操所为，是为了突出其非同凡响的英雄气概及其在讨伐董卓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也可见罗贯中并未故意“丑化”曹操。其次，历史上参与讨伐董卓的诸侯，并无“十八路”之多。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除了曹操于中平六年（189年）十二月率先起兵之外，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同时起兵的有十个州郡长官：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另据《后汉书•袁绍传》，参与讨董的有十一家（未算曹操），比《武帝纪》所记多出广陵太守张超（张邈之弟）。此外，《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明确记载了长沙太守孙坚参与讨董之役的经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和《后汉书•袁绍传》之所以未提孙坚，可能是因为孙坚当时对袁术有某种依附关系，《后汉书•献帝纪》就有“袁术遣将孙坚与董卓将胡轸战于阳人”，“袁术遣将孙坚攻刘表于襄阳”的记载）。综合以上资料可知，历史上联合讨伐董卓的诸侯，总共有十三家。《三国演义》在这十三家之外，又增加了五家：北海太守孔融、徐州刺史陶谦、西凉太守马腾、北平太守公孙瓒、上党太守张杨。其实，历史上的孔融此时虽任北海相，但因忙于对付黄巾军，并未参与讨董之役（见《后汉书•孔融传》）；历史上的陶谦此时虽任徐州刺史，但当“董卓之乱，州郡起兵，天子都长安”时，陶谦却“遣使间行致贡献”，并因此得到犒赏：“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见《三国志•魏书•陶谦传》），自然也与讨董无关；历史上的马腾早在汉灵帝末年便与边章、韩遂等起事于凉州，反抗朝廷，直到初平三年（192年）才接受招安，任征西将军，根本不可能参与讨董（见《三国志•蜀书•马超传》）；历史上的公孙瓒此时以奋武将军身份领兵屯驻右北平郡，对付乌桓、鲜卑武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