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认识近代中国买办

如何认识中国的买办对于“买办”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为：殖民地半殖民的国家里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经营企业推销商品的代理人。而中国的买办，则是指1800年－1910年，帮助欧美国家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这类人被外商雇佣的商人通常外语能力强，一方面可在中外贸易中充当翻译的角色，另一方面可处理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双向沟通，另外，这类商人还能自主经营商铺，因而致富者颇众。历史上对买办大多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认为买办帮助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剧了中国封建小农经济的解体，从而使中国经济出现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民不聊生，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严中平1先生所指的那样，“买办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操纵、只是和庇护下，发挥为外国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作用，通过为外国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方式，以积累自己的资本”。㈠但我认为，此类观点不免有些偏颇，现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时期，我想对于旧中国的买办阶层更应有正确客观的认识。由于中国在早期近代化运动时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上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在经济上是强大但已经在解体的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结构，加之，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以及清政府自身的腐败，都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且最高统治阶1严中平（1909－－1991），江苏安东（今涟水）人。中国经济史学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顾问、研究员。级的贪图享乐又使国家财政陷入崩溃的边缘，因而那时整个中国没有独立运行早期近代化的经济实力。虽然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甚至是清末新政的“预备立宪”，都或多或少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化与民主化，但实际上，中国在资金、技术上要依靠外资的管理经验，这样买办就成了洋人和政府的媒介。㈡对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一般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很难与封建地主阶级、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相抗衡，而发展壮大。而在此状况下，买办作为一个“两面性”职业，拥有一般商人或资本家所没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他们不仅是洋行的雇佣，同时又是自营生意的商人或工矿企业的所有者；不仅是商业货物的经纪人，同时又是或者；不仅赚取薪金和佣金，同时还赚取大大超过两者的商业或工业利润㈢，所以我认为，买办不是单单的为资本-帝国主义服务，用来压迫、掠夺中国人民的“强盗的帮凶”，而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有能力逃脱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压迫的，能自主积累财富的阶层，正是他们的特殊性质，能在旧中国这样一个背景下能在较短的士气内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财富，成为近代中国的“暴发户”。㈣任何国家的近代化运动都是全民族的运动，需要以国家政府为主题的领导阶层，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精英和各种利益集团，人民群众三个层次在思想行动上充分协调，一致行动之后，才有可能实近代化的目标。㈤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也步入近代化的进程，开始卷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但在中国主权逐渐丧失之际，清政府只是忙于与列强周旋，甚至没有一点忧患意识地喊出“以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狂妄而无知的话语，所以清政府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来引导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最终，这一运动的开创就要归功于当时工商界的买办了。从各种文献资料中可看出，中国的买办最早投资于民族工业，是民族工业的先驱者和推动者，开创了一代工商业先锋，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他们是早期近代胡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具体有以下几点（参考百度文库历史论文）：（1）买办的兴起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特别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具有现代精神的工商业精英集团的形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并且在短时间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例如：以1919年在华外商8015家为标准计算，平均每家先后雇佣正副买办5人计，则执任买办的人数总数已达4万人，这还是保守的估计㈥。（2）买办的投资带动了国人投资近代新式企业的热情，为社会其他阶层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有利于近代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从而带来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3）为传统的行会成员结构加入了新鲜成分，促使传统行会的结构和功能的资本主义文化，并且出现了与传统行会不同的新行会和行会组织，买办的这种影响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一是大量的买办加入行会；二是大量的行会成员受雇成为洋行买办，加入买办队伍，使得进行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本力量进一步壮大，在中国政府无力推动现代化的条件下，促使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蹒跚前进。㈦（4）中国广大农村被广泛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买办的出现，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的解体，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中国资本主义生长的障碍，推动了某些地区经济的繁荣。马克思曾经说过：买办虽是外资入侵的伴随之物，但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入侵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中国造成了一场社会革命——那边是中国近代化社会革命。买办是近代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对外开放的产物，我们在评价买办的历史地位时，不应总是脱离实际地予以否定，一个阶层出现有其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同时也有其对当时社会的历史意义，而买办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同样的也有对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促进作用，对中国对外开放有增进作用，尽管他们的活动连接着中华民族的一般屈辱历史，他们的步履经常摇摆，甚至有的堕落为民族的败类，但在推动古老的中国告别封闭，走向开放拥抱近代文明的历史进步中，他们作用不可否认。㈧总的来说，引用虞和平2先生在《商会与中国早期近代化》中的评价：“买办是能够最迅速最成功地把握历史有利时机的人，2虞和平（1948~）浙江宁波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任。他们的活动推动了不同集团之间的相互渗透。”因而，对于买办的认识，不能停留在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的基础上，不能简单地认为买办就是破坏中国近代自然经济结构的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而应从其更多的正面因素来评价这一阶层，正是因为有买办的产生与其活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才能在封建地主阶级、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夹缝中生存，成长。㈠言中平：《论述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81-88页。㈡易继苍：《再探买办兴起的原因》，《贵阳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55页㈢杨生祥：《对近代中国买办资本的再认识》，《历史教学》，1999年第5期，第11页㈣孙姜根：《近代宁波籍买办努力的形成和发展》，《浙江学刊》，1993年第5期，第117页。㈤百度文库共享资源，《重新认识中国近代买办（历史论文）》。㈥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1993年，第45-48页。㈦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1993年，第45-48页。㈧孙姜根：《近代宁波籍买办努力的形成和发展》，《浙江学刊》，1993年第5期，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