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西厢记》的戏剧性

简析《西厢记》的戏剧性摘要：所谓戏剧，一种是西方人所说的drama，在中国被称为“话剧”，它以语言艺术为载体，主要通过演员的对话、形体动作，辅以道具、布景等，当众创造真实的视觉效果；另一种是中国传统的、载歌载舞的“戏曲”。戏剧艺术本身有双重性，或者说，戏剧有两个生命。它的一个生命存在于文学中，它的另一个生命存在于舞台上。[1]好的戏剧作品是同时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舞台性。戏剧的文学性在戏剧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读者可以直接阅读剧本来获得文学艺术上的审美感受，本文就从文学构成的角度来分析《西厢记》的戏剧性。关键词：戏剧《西厢记》戏剧性戏剧性，就像一个魔力无边的“精灵”，不仅使戏剧作品具有摄人心魄之力，而且也使非戏剧的作品（如史诗、小说）更加吸引人。所谓戏剧性就是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性，通过矛盾冲突展开剧情，刻画人物，由此吸引观众。因此戏剧性就称为戏剧艺术的首要特征，也是戏剧作品获得生命的主要因素，戏剧故事就是以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为结构线索的。[2]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西厢记》这部作品充分体现了戏剧性。在这部完整的戏剧作品的文学构成中，戏剧性又具体表现为集中性、紧张性和曲折性。剧情一开始，是崔莺莺的父亲去世，要回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前进，来到河中府，让灵柩寄在普救寺内。时值暮春天气，好生困人，老夫人生慈爱之心，看前边庭院无人，让丫环红娘陪莺莺去散散心。恰巧张珙本进京赶考，路经河中府。也是巧得很，他有一个八拜之交的同学作了征西大元帅，就镇守河中府附近的蒲关。张生就在此地停留几日，准备看望一下同学再走。听说此地普救寺很有名，便前去瞻仰游玩一番。不料在院中惊见绝色美人崔莺莺，心生爱慕，于是想尽办法搬到寺中来住。接着，郑夫人请寺中和尚为老相公摆道场超度，并布施行善。在摆道场中，莺莺见着张生，也一见钟情。两人都彼此相悦，剧情将会向前发展。契机是孙飞虎听说莺莺美貌，便兵围普救寺要抢莺莺为妻。在这紧急关头，张生出主意计退孙飞虎，赢得时间下书去请大将军杜确解围，老夫人许婚。两人都觉得无限幸福，然而没想到老夫人嫌张生是一介穷书生，在解围之后赖婚。这对年轻人在红娘的帮助下作出反抗，使得剧情继续向前发展。两人私接连理之后，张生进京赶考并科举探花，老夫人看张生中了探花，又改了主意。而此时郑恒又进谗言，企图离间二人，老夫人中了他的计，一怒之下要将莺莺重许给郑恒，莺莺将嫁与谁？在此郑、张争娶莺莺之时，剧情达到了高潮。张生和杜确及时赶到，戳穿郑恒的阴谋，莺莺张生团圆，有情人终成眷属。全剧结束。在故事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时间的跨度不是很大，因此显得集中；剧中时时刻刻充满了紧张感，无论是孙飞虎事件，还是老夫人赖婚事件，都让读者出于一种担忧、紧张之中；一波三折才有戏，莺莺和张生争取在一起的过程是非常艰辛、曲折的。但是在这三个特征中，《西厢记》多在戏剧剧情的曲折性上找“戏”。《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我国戏剧史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具《录鬼簿》记载，王实甫共有杂剧18种，现仅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西厢记》是其代表作。[3]他的《西厢记》是一部光照千古的爱情剧作。明初贾仲明为她所作的【凌波仙】吊词云：“……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西厢记》故事的最早来源是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记载张生对莺莺：“始乱之，终弃之”。但是《西厢记》在《莺莺传》的基础上有很大的突破：把一个轻薄负情的张生改为一个忠于爱情的青年；把一个历来顺受的莺莺改为封建的叛逆者；突出红娘的形象，把她塑造成为聪明、泼辣、热心帮助张生的一个可爱人物；把莺莺的悲剧改为大团圆的喜剧结局。由于以上的改造，突出了《西厢记》反封建的主题。这部戏剧不仅表现了进步的思想，更是由于王实甫成功的艺术再创造——在结构安排、戏剧冲突和人物心理刻画等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戏剧冲突是戏剧的生命之所在，要求安排得集中突出、强烈紧凑、波澜起伏、渐趋激化直至高潮。[4]戏剧性来自于人的意志的冲突，普遍的说法是“没有冲突就没有戏”。[5]《西厢记》写了以老夫人（包括郑恒）为一方，和以莺莺、张生、红娘为一方的矛盾，亦即是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叛逆者的矛盾；也写了莺莺、张生和红娘之间性格的矛盾。前一种矛盾在赖婚和逼试中表现最为尖锐，但如果仅写这一矛盾，作品的情节就不会如此曲折动人。人物的性格也不可能这样丰满生动。因此，作者巧妙地描写了在这以主要矛盾的影响下，由于崔、张、红娘三人的思想、性格、身份不同而引发的误会性冲突，因而这两组矛盾，形成了两条线索，它们相互制约，起伏交错，共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戏剧冲突包括外在冲突与内在冲突两方面。外在冲突指人与某种社会势力、自然力量或人与人之间所构成的冲突。[6]在《西厢记》一剧中外在冲突就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以老夫人为一方，莺莺、张生、红娘为另一方的根本性的矛盾。这是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势力与反封建礼教、反对门阀观念、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的叛逆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剧本从第一本楔子中写老夫人嘱咐红娘：“你看佛殿每人烧香呵，和小姐散心耍一回去来。”以及后来莺莺伤春，和张生相遇，红娘阻拦莺莺与张生的接触，提醒莺莺：“咱家去来，怕老夫人嗔着。”莺莺也担心母亲识破，吩咐红娘：“休对夫人说”。在我们看来，虽然表面上没有老夫人和莺莺、张生的正面冲突，但是三个人的一举一动的后面，处处笼罩着老夫人的阴影，初现矛盾的端倪。而这二者矛盾冲突的展开是在在莺莺与张生彼此有情却又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孙飞虎出现了，张生击退贼兵，老夫人却突然赖婚——封建势力与反封建势力展开正面冲突，矛盾激化，剧本出现了第一个高潮。《西厢记》外在冲突的另一方面是由于阶级地位、社会环境、生活经历的不同，莺莺、红娘、张生之间性格的冲突，他们不时引起误会。红娘是莺莺身边唯一可以替她传书递简的人，但在莺莺还不知道红娘已经转为同情她的情况下，也不能不提防三分。既要利用红娘，又觉得“小梅香拘谨得紧”，还要表现出小姐身份的尊严和矜持。她挖空心思，生出许多“假意”，对红娘遮遮掩掩。对张生，她越爱越深，但是要迈出那一步，又有许多顾忌。红娘已决心要帮助小姐，却又不敢明说。她既埋怨小姐耍滑，也害怕“消息儿踏着泛”，因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张生和红娘间也有许多矛盾：张生在红娘对面前可以更坦率地表示自己的爱情，要求红娘的帮助。但红娘开始并不了解他，而张生身上某些软弱与轻狂等书生气，红娘又看不惯，还时常被她嘲弄。在追求莺莺时不时流露出狂热的态度，他的深情和弱点都显露在外面。而莺莺却尽可能地把追求幸福的热情埋藏在内心的深处，谨慎自己的行动，让张生束手无策、六神无主。在“赖简”一折，主要写了他们之间的误会冲突。使剧本出现了第二个高潮。三个年轻人之间发生的冲突，都与他们的身份地位有关，同时也受到剧中主要矛盾的制约。也就是说，笼罩在他们心头上的老夫人的阴影，是导致他们在彼此试探、不断误会的动因。[7]外在冲突中的“拷红”一场，老夫人发现莺莺“语言恍惚，神思加倍，腰肢体态，比往日不同”。她气急败坏，剧本便出现第三个高潮。在之后，老夫人退却，但是封建家长和年青一代的矛盾却根本没有解决。老夫人答应让莺莺许配张生，是害怕“玷辱家门”，是出于家族利益的考虑。她对张生列出许婚的条件，实际上是作又一次赖婚的准备。在第五本中，张生考上科举，衣锦还乡，郑恒出来了。本来就希望郑恒作女婿的老夫人听信谗言，果真要赖掉张生的婚事。然而在张生、莺莺、红娘共同争取下，加之白马将军的有力支持，把全剧的冲突推上最高潮。有情人终成眷属。内在冲突指人物自身性格和心灵深处的矛盾冲突。《西厢记》中刻画莺莺的内心矛盾正是建立在内在冲突的基础上。强烈追求爱情只是莺莺性格的一个方面，她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相国小姐的尊严、内心的精神负担以及害怕张生用情不专等等，这些因素都使得她在向封建势力斗争的同时，也要向自己头脑中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作斗争。因而她演出了闹简、赖简、酬简的反复无常，增加了喜剧效果。《西厢记》就是通过外在冲突和内在冲突的互相交错、互相影响来布置情节，安排结构的。使得故事情节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整个作品多采多姿，让观众有戏可看，获得精神享受。《西厢记》在展开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时，与人物性格的刻画进行了高度的结合。在每一次戏剧冲突中，作者总是使人物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每一次的戏剧冲突中，尽显《西厢记》的戏剧性。注释：[1]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66页.[2]龚妮丽，吴秋林.《艺术概论》.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7月.第213页.[3]周安华.《戏剧艺术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43页.[4]冯喜梅.《艺术特色浅析》.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12月[5]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72页.[6]冯喜梅.《艺术特色浅析》.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12月[7]莫砺锋，黄天骥.《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