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学七版教材

第一章方剂学发展简史方剂学的发展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方书，根据《全国中基图书联合目录》记载，仅从晋、唐至今已多达1950种，至于与方剂有关的医籍就更多。方剂学正是通过这些书籍的相继问世，反映着这门学科不断发发展的轨迹，了解方剂学发展的概要过程，熟悉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方书的特点及期价值，对于学好方剂学这门主要课程并对今后的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运用，是十分重要的。兹以历史发展的前后为序，略述方剂学发展的简史。一、先秦时期先民们在长期人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经过世世代代、日积月累的口尝身受，逐步积累了药物知识。随着意识利用药物的不断发展，自然涉及到药物的选择、配合和调剂，逐渐产生了方剂。可见，方剂是中药应用的基本形式。早期的方剂，多数是单方，或仅由二三味药组成，十分简单。将两种或两种以的药物组成复方加以利用，可以增强作用、提高疗效，并减轻不良反应和毒性，无疑是古代医药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进步。《周礼》中已有关于“和药”、“和齐”的记载，还有“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食医掌和王之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等内容。《史记》中还提到：“战国时扁鹊治虢太子之暴厥，曾用八减之齐”。上述所称的“齐”，即后世之“剂”，显然是指和合、调配不同的药物组成方剂可以应用。西汉初年，淳于意的《诊籍》中，提到“火之汤”等四个方剂，惜于年代久远，其具体组成药物已无从考证。1977年，在安徽阜阳出土汉初残简130余片，名曰《万物》，其中有用商陆、羊头治鼓胀，理石、茱萸治劳损，这是迄今通过考古获得的最早的复方文献资料。由此不难看出，方剂产生的上限年代已无法确定，而复方的出现，最迟应在春秋战国时期。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和竹、木简，其中有《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杂禁方》等方书尤其《五十二病方》卷帙大，内容多，而且保存较好。该书成书于战国晚期，原书未见书名，整理者依据其内容分52题而定此名，堪称是现存最古老的方书。全书共有医方283个，涉及临床各科病证100余种。诸方用药242种，有不少品种是《神农本草经》中所未收载的。药方的用法，既有内服，也有外用。内服有丸、汤、饮、散等剂型，但除丸剂之外，只有制备之法，而无剂型名称；外有敷、浴、蒸、熨等。此外，还有炮制和用量方面的若干要求和规定。该帛书的出土，也充分说明了迟至战国晚期，方剂在临床的运用就已初具规模。二、两汉时期这一时期，方剂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一是初步总结了治则和治法，并提出了对组方的基本结构要求，从而初步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其二是决结了一批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剂。方剂学的基础理论，主要集中地反映在《黄帝内经》的七篇大论之中，而这七篇大论多是东汉以后的作用品，故将其归属于这一时期。此书在治则和治法方面，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谨察阴阳，以平为期”，“治病必求于本”，“治求期属”以及整体治疗、标本缓急、三因制宜等有关治则的理论。书中总结的大量治法内容无一不是后世立法组方的理论基础；在制方的基本结构方面，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并对君药、臣药、佐使药的含义作了概括性的界定，提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为使。”此书虽是专门阐述中医基本理论的经典之作，但亦载有生铁落饮、四乌鲗骨一藘茹丸、左角髮酒、兰草汤、半夏秫米汤等13首方剂。所附方剂数目虽少，但剂型并不单一，给药途径也有特色，所用药物对炮制、制剂、用法的要求二分讲究。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的方书十分可观，仅《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经方十一家”，共274卷之多，但俱已亡佚。但仅从1972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文物《治百病方》来看，简文中有方剂36首，其主治病证涉及到内、外、妇、五官诸科，各方中用药共达100种之多，其剂型有汤、丸、膏、散、醴，充分反映出不时对方剂已有相当高的运用水平。方剂是临床用药经验的结晶，东汉时期，临床医学更加进步，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本草学也积累了重要的药学成果，方剂的质量随之提高。汉末，由于疫病肆虐，张仲景出于拯夭救枉之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以《内经》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独到经验，完成了当代最高水平的临床巨著——《伤寒杂病论》。此书经晋·王叔和及宋·林亿等先后整理编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之得以广为流传。传世的《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和略》载方245首，不计两书并见的重复方，计有323个方剂。这些方剂，大多有理有法，组方谨严、选药精当、药味不多、主次分明、变化巧妙，深为古今中外之医家所折服，如麻黄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四逆汤、茵陈蒿汤、桂枝汤、五苓散、大承气汤、白虎汤、当归芍药散等基础方剂，经久不衰，至今常用。后世大量常用名方，大多是以这些方剂为基础化裁而成；或是效法仲景药物配伍组合规律，依据理法而选药组成。所以，《伤寒杂病论》历来被推崇为“方书之祖”。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长期分裂鼎峙，政权频繁更替，战乱不息，社会动荡，药材的生产、运输、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临床制方选药多注重实用，略于理论探讨，提倡用药简捷。在这300多年间，出现了一大批方书，可惜大多已经失传，目前保存较好，且影响较大者，仅有《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和《刘涓子鬼遗方》。《肘后备急方》（又称《肘后救卒方》），为东晋著名医家葛洪所撰。葛洪学识渊博，著述丰富，但其医方之书，大多亡佚。《肘后求卒方》系从《金匮药方》100卷中摘录3卷而成。其目的是便于随身携带，此乃“肘后”的由来。该书后由陶弘景增补，题名《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再经金人杨用道将《证类本草》部分药方附于其中，名曰《附广肘后方》，成为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祖本。葛区所集之方，力求“单行径易，约而有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又出“救卒”，其所收方剂，多以治疗中风、昏厥、溺水、外伤、中毒等突发急症为主。该书共收单方510首、复方494首，论述文字十分简要，载录之药方及用法，又为葛氏“皆已试而后录之”，如用青蒿一握取汁服，以治疟疾，为现代青蒿素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后世葱豉汤、黄连解毒汤等，实为此书首见。所以，简、便、廉、效是《肘后备急方》的显著特点。陈延之所撰《小品方》，对《伤寒杂病论》以来的经验方进行了系统整理，在隋唐时期与仲景之书齐名。原书约亡于唐末至宋初之战乱，但不少本草和方书存其佚文，1985年日本发现其五卷。今人汤万春先生从中外文献中广收《小品方》之佚文，共得资料880余条，另加注文770余条，辑成《小品方辑录笺注》一册，于1990年出版。现有内容涉及临床各科，理、法、方、药俱论，亦重点收录简、便、廉、效之方。陈氏清楚认识到“伤寒与天行温疫为异气”所感，共病因不同，方药各异。前者多用麻、桂之辛温，后者多用葛根、白薇、黄连、黄芩之辛凉和清热解毒。其疗“伤寒及温病……内瘀有蓄血者”之芍药地黄汤，即日后之犀角地黄汤，首开温热病解毒、凉血、化瘀之先河。《刘涓子鬼遗方》原为晋人刘涓子初辑，后经南齐龚庆宣整理而成，主要收录和论述金疮、痈疽、疹癣、汤火伤等外科方剂，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外科的用药成就，为现在最早的外科方书。四、隋唐时期隋唐两代，社会经济的进步，国内各民族的新密交往和中外各国间的广泛交流，加之唐王朝对医药的重视，方剂学又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唐代除朝庭参与或组织编纂方书以外，还曾命令各郡县将《广济方》书于大板上，立在乡村要道之旁，以应行为急时之需。由于这些举措的推动，促进了方书的编纂和方剂知识的普及。这一时期，方书大量涌现，大部头巨著相继问世，其方书数量之多，卷帙之巨，都是空前的。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方书256种，4510卷；其中《四海类聚方》一书，在2600卷。唐代除《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外，仅《档以前医籍考》不完全统计，当时的经验方就有138部。外来医方和少数民族验方的收录，以及采用外来药制方，也很受唐人重视，如乞力伽丸、耆婆丸、阿迦佗丸、匈奴露宿丸等，充分反映出方剂学善于吸收各民族医药之长的优良传统。隋唐方书虽多，同样是绝大多数早佚。现存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则基本上代表了唐代方剂学的真实水平。《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唐代医药大家孙思邈的力作。《千金要方》共30卷，132门，载方5300余首。《千金翼方》亦为30卷，载方2200余首，用以羽翼前书。二书虽以方书为名，实为综合类医学巨著，仅就《千金要方》之方剂部分而言，既有“经文古方”，又有“俗说单方”；既全面总结前人经验，又不乏作者创新之剂。该书在以病症类方的同时，又以脏腑为目，给嗣后脏腑辨证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在安排各类方剂次序时，首列“妇人方”3卷，后又设“少小婴孺方”1卷，表现出作者对妇幼疾病的防治特别重视；治疗无子方分男女之殊，极有见地；对温病的治疗，孙氏更加注意对清热解毒药的应用，其治失血多用犀角、地黄、侧柏、蒲黄、黄芩、阿胶、大黄，驱肠虫多用雷丸、芜荑、狼牙、贯众，疗消渴多用枸杞、天花粉、麦冬、知母、黄芪、人参、人乳。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其选择药物也非常准确，尤其是对于虚损，每将补验药与羊肉、鹿肉、牛髓、兔肝、羊肝、猪肚、胡桃、荞麦、胡麻油等同用，并专辑“食治”一卷，强调“能用食平疴、释情遗疾者，可谓良工”，食疗之学、药膳之方，由于本篇的承上启下，得以发扬光大。书中还收录了若干保健、美容方剂，为后世补虚弱、抗衰老、保健美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方剂和经验。此外，其中的温胆汤、独活寄生汤、苇茎汤、孔圣枕中丹、紫雪等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医家所常用。《外台秘要》是继孙氏二书之后，唐代又一部大规模的方书和临床医学著作。作者王焘曾因持节邺(今河南临章县一带)郡诸军事兼太刺史，当时又称此官职为“外台”，故所辑之书称为《外台秘要》。全书计40卷，1104门，收方6800余首。本书的特点是整理并保存了一大批唐代及唐以前的医方，如《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范汪方》《深师方》《崔氏方》《集验方》《广济方》《近效方》等。清人徐大椿称首王氏“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方赖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至今该书仍是研究这些资料的重要文献。五、宋元时期高度中央集权的宋代封建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分裂混战局面。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振兴使科学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方剂学也得到了相应的进步，北宋一些帝王偏好医药，对方剂也较为关注。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留心方药，研习医术，并亲自收集验方1000多首。立国之初，即发布“访求医书诏”，这种全国性的征集医药资料和药物普查，并由政府整理和刊行，在北宋期间不止一次，直到宋王室南迁之前仍在进行。宋太宗、宋徽宗等人也亲自为方书撰写过序言或总论。当时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儒臣积极参与医药，也促进了宋代方书的繁盛。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集贤院设立校正医书局，成为我国最早的国家医书编撰出版机构，再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医药方书的刻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宋代成为本草和方书校刊汇纂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方书，既有官修的《普救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集大成巨著，又有众多各具特色的个人著述，如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张锐《鸡峰普济方》、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用和《济生方》、王兖《博济方》、苏东坡及沈括《苏沈良方》、杨土瀛《仁斋直指方》以及《旅舍备要方》等120余种。北宋医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亦收录有单方3000余个，首开本草附列医方的先例，同样留下许多验方的宝贵资料。北宋政府官办药局“太平惠民和剂局”的建立，使大量成方制剂的生产规范化，标志着我国制剂和成药销售、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其所藏医方经校订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堪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制的成药典。金元时期的战争，给方剂学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但许多临床医家仍潜心于医方的研究和总结，只是除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之外，方剂学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临床医学著作之中。其他医方专书还有：刘完素《宣明论方》、张从正《经验方》《秘录奇方》、李东垣《东垣试效方》、杨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