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方法论总结与反思

1乡村治理的方法论：总结与反思孟军摘要：从方法论的层面看，乡村治理研究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二是制度视角和行为视角的研究。而从反思的视角看，乡村治理研究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度借助西方的学术话语，基于本土的创新不多；二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两难困境。因此，要深化和拓展乡村治理的研究，必须注重消化和吸收西方的理论，立足本土资源和乡土中国的传统，重视理论的创新和理论资源的本土化建构；与此同时应当在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加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融合——中层理论的研究。关键词：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制度研究、行为研究、西方话语、本土创新乡村治理的方法论研究：总结与反思孟军“三农”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乡村治理是一个重要的层面。自从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逐渐解体之后，“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的乡村管理模式逐渐消失。在很多农村地区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后来，人民公社改为乡镇、生产大队转变为村民委员会、生产小队转变为村民小组。国家政权的末梢收缩至乡镇，乡镇以下的村实行村民自治，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乡政村治”格局，从而开始了新的乡村治理进程。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研究乡村治理著作、文章不胜枚举，但是从方法论层面对乡村治理的总结性和反思性研究尚少。本文探讨乡村治理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作者的反思提出解决的方案。一、乡村治理研究方法论的两种维度——文献综述的视角徐勇认为，在古代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构成社会和政治问题。只是随着工业文明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作为传统因子的“三农”问题才显得格外突出。在20世纪上半期，由于农村的衰败导致了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主要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的研究。在1950-1970年代，国内的研究几乎停滞，国外的研究转向香港和台湾，进展缓慢。伴随着农村的改革进程加速和西方社会科学成果的大量引进，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出现。[1]乡政村治格局的确立、乡村治理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大大刺激2了学者的神经、激发了学者的理论研究热情。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等经济、政治领域的改革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的研究兴趣。乡村治理的研究逐渐热闹起来，成为一种“显学”。（一）、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所谓宏观研究，指对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作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宏观研究强调宽泛的包容性、抽象的概括性、整体性。对于乡村治理的宏观研究主要是“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视角。“国家与社会”是近年来学术界很流行的一种研究范式。根据张静的观点，国家与社会研究的是传统上所说的“官府”与“民间”的权利的界定、变化或交换，进而发现关于社会秩序的制度与规范的变化。[2]具体而言，“国家与社会”视角的乡村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对村民自治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的研究。[3]二是乡镇体制改革路径的研究。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研究，仝志辉将学者分为“推进派”（以徐勇为代表）、“怀疑派”（以党国英为代表）和“否定派”（以沈延生为代表）。三派争论的焦点在于村委会的选举是否违背了民主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于村民自治的实行是否会妨碍国家行政力量对农村的渗透和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撤销派（又可以细分为两种：以徐勇[4]为代表的撤销乡镇政府改为县级派出机构的观点、以于建嵘[5]、郑法[6]为代表的撤销并实行乡镇自治的观点）、强化并实行乡镇民主派（以李昌平[7]为代表）和因地制宜派（以徐增阳[8]为代表）。三派争论的焦点在于现行的乡镇政府在执行国家的行政职能、提供乡镇社区公共物品职能以及维持本级政府的正常运转三者之间的行为和价值取向的不同。所谓微观研究，指对国家内部的某一社区进行的更为精细、全面的研究。微观研究侧重于深入的调查、个案的精细分析和解剖，类似于毛泽东所说的“解剖麻雀”。微观社区的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主，而个案研究又可以细分为单个案研究和多个案比较研究。因为很多学者注意到单个案研究虽然比较深入、精细，但是由于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仅仅考察一个农村社区，很难涵盖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全部变量。从近年来的学术成果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单个案研究是于建嵘对岳村[9]、吴毅对双村的研究[10]；比较有代表性的多个案研究是项继权[11]]和仝志辉[3]的研究。于建嵘考察了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即岳村（遵循学术研究的惯例）百年来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文化的变迁，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而吴毅则进入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磐石乡的双河口村（称为双村）考察了在20世纪现代化的背景下影响双村村庄权威和秩序格局、形塑村民日常生活形态的因素。项继权分别选取了中国山东章丘的向高村、河南临颍的南街村、甘肃榆中的方家泉村的三个集体经济的社区，从静态角度考察了集体经济发达或相对发达社区的公共权力的制度安排，即乡村治理的结构；又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集体经济背景下乡村治理的过程，包括社区公共权力机关的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也包括社区公众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影响。仝志辉在对陕西、江西、河南、吉林等10多个村庄进行村委会选举调查的基础上，分别选取了陕西沙东乡的毛村、江西牛溪乡的游村、内蒙古马桥乡的隆村和平村等四个村庄，讲述了四个村庄3的选举故事，分析了村庄的政治状况和村民政治参与的实际状态，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并深化了“村庄社会关联”的研究。（二）、制度视角的研究和行为视角的研究制度视角的研究以徐勇[12]和王振耀[13]的研究最为卓著。徐勇是中国农村政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代表作《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制度视角研究的典范之作。本书分为“制度分析”和“实地调查”上下两篇。在“制度分析”中，徐勇分析了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兴起的背景和特点，探讨了村民自治的制度体系、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活动内容，考察了村民自治运作的类型和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村民自治运作中存在的难题和对策，最后分析了村民自治的发展趋向和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启示。而下篇则是这一制度在广大的中国农村中实践的调查报告。此外，王振耀、白钢等学者也对村级治理的制度研究做出了贡献。在制度研究中，其中早期侧重于村民自治的制度架构，比如分析村民自治的权力机构、工作机构，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等，而后期研究则关注村级治理涉及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最近几年，学者们探讨村民自治、乡村法制等各种制度进入乡村社会的社会基础，出现政治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景象。行为视角的研究以“过程—事件”分析为代表。“过程—事件分析”研究方法[14]是孙立平在做口述史研究时得出的一种研究方法。“过程—事件分析”作为一种研究策略，主要是研究国家和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比较强调带有事件的过程，特别是那些有开头、有结尾、有情节的事件的过程。孙正平利用这种方法分析了重庆某县农民上访、河北白沟收购粮食以及山东某乡脱贫致富的三个事例，从这种动态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潜在的因素是如何被激活的，衰败的东西是如何得到强化的，散乱的东西是如何重组的，更重要的是，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如何再生产出来的。许平[15]借鉴这一研究策略，将四川成都市竹镇劳务输出的过程“故事文本化”，考察了竹镇农民工在政府的有序组织下流动到广东厚街的过程，揭示了政府、市场和农民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另外，仝志辉在考察陕西毛村、江西溪村等地的村委会选举过程中也利用了这一研究方法，生动完整地呈现出政府官员、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在选举前后的种种行为。二、乡村治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反思的视角（一）、过度借助西方的“话语”，本土基础上的创新成果为数不多乡村治理研究是一种需要多学科介入的研究领域，其中，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是其中的支柱学科。这些学科在中国的起步较晚，而且大多经历过被取消的命运。在改革开放以后恢复发展以来，虽然这些学科在蓬勃发展，但是大多数的“话语”都是舶来品。欧美学者掌握着主流“话语权”。于是，在乡村治理研究中就呈现出一种西方“话语”大行其道的局面。赵秀玲以村民自治为例指出，“目前中国的村民自治正处于‘重西方术语的转移’而轻从中国‘内部的发生和发展’的阶段，这在理论探讨和活动实践中都有明显的表现。”[16]比如，“精英”、“选举式民主”、“参与式民主”等西方术语在村民自治中的运用就比较随意、混乱，缺乏认真的鉴别，尤其缺乏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重新界定与使用。4除了话语之外，西方的各种理论也纷纷被借鉴到乡村治理研究中，比如新制度主义、委托—代理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等等。虽然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村民自治研究的学术性，对我们理解村民自治也不无启示意义，但整体而言，运用这些理论解释中国农村问题显得多有表面化和牵强之处。”[16]与之相对应，在当前乡村治理的研究中，真正基于实证研究基础上并作出理论创新、提出富有解释力的概念和框架的学者尚少。其中，以贺雪峰、仝志辉、吴毅等学者构成的“转型时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研究共同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们以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农村为本位来观察农村，把中国农村和中国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作为研究中国农村的基础。另外，很多学者也开始学术资源的本土化问题，并且在实证研究中试图去付诸实践，这是一种良好的发展趋向。（二）、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困境如前所述，宏观研究的优点在于高度的抽象性、宽泛的包容性，应用到乡村治理研究中则过于强调政策和制度的全国统一性和整齐划一。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却是极其多样和不平衡的，既有集体经济非常发达的苏南地区，也有个体私营经济极为发达的温台地区，有借助于港台资源而极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有大量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村社区，此外还存在大量的因为外出打工形成的“空壳村”；既有宗族意识比较强大的江西、福建等地区，也存在宗族等社区记忆不是很强大的湖北以及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如果仅仅借助于宏观研究是不能解释如此丰富的广大乡村区域的。微观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微观研究因为对某一社区的精细研究而能细化对具体社区的认识。如吴毅所言，“相对于宏观规范研究，微观个案研究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到被研究对象内部去体察活的历史、活的生活和活的事件，并通过这些历史、生活和事件去考察社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如何与宏观的社会历史变迁融会贯通的，从而透过‘小社区’窥视‘大社会’。”[10]尽管如此，由于微观研究的个案研究是针对具体的社区，这样微观研究的代表性、典型性和解释力不是很强大。这样，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存在一种困境。如何走出困境是任何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必须认真反思和对待的。三、乡村治理研究的对策——展望的视角（一）、消化和吸收西方的理论，立足本土资源和乡土中国的传统，重视理论的创新和理论资源的本土化建构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创立了丰富多样的学术理论，积淀了深厚的学术传统。以政治学为例，西方的政治学经历了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城邦政治学、以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纳为代表的神学政治学、以洛克、卢梭、密尔等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学、20世纪中期以来兴起的强调量化、实证研究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以及后来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反思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时期。伴随着政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团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等诸多流派，也创立了政治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决策分析5和政治文化分析等诸多方法论。因此，我们要学会对各种西方的理论加以鉴别，在仔细研读原文经典的基础上，对西方的理论进行消化和吸收，而不是断章取义，人云亦云。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进行乡村治理的研究过程中，不应该忽视“路径依赖”的重要作用。传统的中国是“乡土中国”，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强调宗法伦理的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的统一的帝国。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