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史

１中国古代思想史一思想史与哲学史1哲学史是以哲学观念的发展演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它主要包括，哲学家、哲学流派及其哲学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化的轨迹。重在对思想观念本身的研究，一般不涉及对社会和历史现象的评述，即重在“是什么”的阐释上。2思想史则不同，它不单要进行如上的研究，同时还要通过对社会和历史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从而为哲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发生发展提供现实的根据，即不单要解释“是什么”，更要给以“为什么”的解释。3人类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即都是由人写出来的历史，因此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就不能不说是具有先见之明的。２二学习思想史的方法1以读原著为主，以思想史的教材为辅。2要注意版本，以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为好，另外以专家的集释本更好。3更进一步的要求是两结合的方法，就是王国维提出的地下资料与地上资料的结合，地下资料即考古发掘出的古代遗物资料，地上资料即历史典籍。4要注意鉴别材料的真伪，对今天的人来说，这往往是难以达到的，那么就要注意运用那些已有公论的或有定评的资料，在资料的运用上千万不要出新，当然如果你确有新见那自当别论。5知识面一定要广，不但要学习社会、历史方面的知识，与中国古代人生活有关的一３切都要尽可能的多涉猎，诸如衣、食、住、行等等。6要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即要联系实际，要重在论述历史现象之与今天的意义，所谓“古为今用”，同一个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现出不同的意义。7要联系世界历史，在中西比较中以发现其独特性。8要了解一些古代典籍的体例，如经、传、注、疏、正义等，《诗经》《诗毛氏传》（汉代，赵人--毛苌著，《诗经诂训传》）《诗毛诗传疏》（清陈奂）等。经：《诗》《书》《易》《礼》《乐》《春秋》传：“传”[zhuàn]是传[chuán]述的意思，多指解释经文著作。侧重于对思想的引发，也解释字句。４注：主要是解释《经》的字辞意义的，有对字辞读音的标注，重在对经文原意的解释。笺：亦注也，笺注，本指狭条形小竹片，古代无纸，用简策，有所表识，削竹为小笺，系之于简。jiān(形声。从竹,戋(jiān)声。本义:注释)同本义。笺,表识书也。字亦作牋。——《说文》；笺,书也。——《广雅》郑子诸经皆谓之“注”,此言笺者……记识其事,故称为“笺”。——孔颖达《毛诗正义》又如:笺释(犹笺注);笺疏(笺注);笺训(笺注训释)似如今之，书白处之标记，或读书卡片之类。疏：是相对“传”、“注”而言的，是对注的注释，即对经、传的进一步解释说明，其解释应该和经传的意义保持一致，所谓“疏不破传”就是这个意义。注：疏原是两个概念，注是训诂字词，疏是疏释文意，如“十三经注疏”都有《注》、《疏》两本书，后人混用，为一般注解的代名词。５正义：本来就指“疏”，也叫“注疏”、“义疏”，是一种经、注兼解的注释，即对古书的旧注作进一步解释。义疏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出于思想统一和科举考试的需要，由官方以指定的注本为基础把经书的解说统一起来，这种新的注疏，唐人称之为“正义”即官方的“疏”。如宋人邢晏有《论语注疏》，清人刘宝楠有《论证正义》。宋代学者为了便于查阅，把儒家十三部经书的注和疏加上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注音合刊成一部书，即《十三经注疏》。六朝以来，经学与汉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派众多，经义歧说纷出。经过隋朝的统一过渡到唐代，官方对思想文化、政治舆论需要统一，同时，唐代对经典的治理目标也不同于汉代了。两汉五经以今文为正统（今文经：因秦火之后典籍荡然，今文学派所依据的儒学经典，是经儒生口授相传而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体写作之书。为适应当时现实政治需６要，今文经学家多以己意解经），唐代的五经以古文经学为正统（古文经：其一，指秦书同文以前各国使用的文字——籀文，即大篆，秦书同文后为小篆——及其所写的著作；其二，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孔安国(约公元前156年-前74年)：字子国，孔子第10世孙。武帝时，任博士，后为谏大夫，官至临淮太守，是司马迁的古文经学老师（司马迁的今文经学老师是董仲舒）。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府旧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孝经》，皆蝌蚪文字，当时人都不识，安国将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又奉诏作书传，定为五十八篇，谓之《古文尚书》，成为“尚书古文学”的开创者。又著《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汉武帝时任博士，后为谏大夫，官至临淮太守，是司马迁的古文经学老师（司马迁的今文经学老师是董仲舒）。《古文尚书》及《尚书孔氏传》后均佚。东晋梅赜（ze）献今存本《古文尚书》及《尚书孔氏传》，对梅赜所献；宋儒开始怀疑，经清儒考定为后人伪作。古文经学家，古文经学多把六经当成信史，讲文字训诂，留意典章制度，注重历史事实，具有浓厚的实证色彩。古文经学家具有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方法，所以他们常常能够对古籍作出正确的和比较合理的训释，从而彰显那些被今文经学家文饰、遮蔽的文本原意。），唐太宗召集其７十八学士编定五经正义。第一，五经的选定不同于汉代。汉以《周易》、《尚书》、《诗》、《仪礼》、《春秋》，为五经，当然都以今文学派立博士，比如，《春秋》，用公羊、谷梁，《诗》，用齐、鲁、韩。唐代的五经是：周易、尚书、毛诗（指西汉时，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所辑和注的古文《诗》，也就是现在流行于世的《诗经》）、礼记（《礼记》则系汉戴德（人称大戴）、戴圣（人称小戴）叔侄所删记）、左传。诗、礼、春秋三宗都有更改。第二，更改、订正汉代以来的经说。采纳汉魏以来某家旧注，并对此益以官方义疏，对旧注加以阐发，但“疏不破注”。这意味著五经的芜杂学派及其经说得到了统一，故谓之“五经正义”。第三，为适应科举，使经学归於正统之一尊，摒弃异端。８总之，唐宋时期产生了具有阐发风格的经学，这个时期的经注多称为“疏”。但其中最重要的“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五经的“疏”，又被称为“正义”（孔子后裔孔颖达为儒学学士的代表，所以常谓之孔疏、孔颖达正义），这意味著“正义”的正统地位。此外，其他经的中古注释都不能叫做“正义”。集解、集释：后人对前人所作经、传的所有解释的汇集，如[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等。三、理论基础（一）克罗齐、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９克罗齐认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1，柯林武德称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并更进一步地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3实际上他们所认为的历史主要指的是历史学的历史，而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就历史学的历史来看，它们确实都包含着史家个人的主观在内。否则由单纯的记录者以“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照实记录下来的只是“编年史”，而不是“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是活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4“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一种思想活动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1[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第2页。2[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一版第，第286页。3[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03页。4[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第2页。１０史”5，但是这种死的编年史一旦“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6“文献与批判，即生活与思想才是真正的史料。”（黑体为引者所加，下同不再注）7由此可以看出，克罗齐主要强调的是史学家要由生活出发、要有思想地与历史交流，也可以说真正的历史是现在的史学家与过去的史学家的双向建构过程及其结果。同时柯林武德还认为，历史并不是一个由开始到结束，再重新开始的一个前后衔接的断断续续的连接，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过程，即并不是P1（过去）结束了，P2（现在）就接着开始，而是在P2中本身就包含着P1的内容，而P1也预示着未来的P28。在此，用我们以往的套话来说，就是透过现象看本5[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8页。6[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2页。7[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1页。8[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一版，中译者序，第21页。１１质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合理的，表现出由所以然层面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努力。然而也正是由此表现出了其局限性，因为就作为现象的历史事件而言，其背后必然要有更深一层的内在根据，即支配着这些行动着的人的思想，但又是什么支配着这些人的思想呢？就其合理性来看，克罗齐强调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当下性根据，以及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超出某个具体史学家理论视野之外的历史就不是历史，历史也好，历史学也好，它们说到底还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不论我现在是否是在思索古希腊的历史、或看没看《荷马史诗》，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就克罗齐和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的中心概念，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而言，我以为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１２第一，历史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有机过程，古代史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在我们的现实之外，它仍然活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之中。不论史学家承认与否，他们在进行研究时总是由现实的需要和个人的兴趣出发的，而不是从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史料就开始研究的。而这种现实需要并非仅仅只是现实的，同时还有历史的发展趋势因素在内，历史为它自己找到当代的代言人，也就是柯林武德所说的“在P2中本身就包含着P1的内容，而P1也预示着未来的P2”，当代不过是历史与未来的过场而已。因此，史学家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表面看起来是出于个人的兴趣，但其实不过是应对历史的召唤而已。第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固然有忽视历史的客观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其在强调史学家应从现实的深切感受出发、并以深刻的思想去研究历史，以及在试图探究１３历史事实背后的最终根据所表现出的努力上，还是有它合理的一面的。史学研究并非只是对史料的顺序排列，也不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复原，而是要探寻其背后的动机，即行动着的人们的思想得以产生的根源，历史是思想着的人们的历史，历史学是史学家们思考历史的结果，所以推动历史的人的思想动机之根源，还要在历史本身中去寻找。“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证据在这里是那些个别地就叫做文献的东西的总称；文献是此时此地存在的东西，它是那样一种东两，历史学家加以思维就能够得到对他有关过去事件所询问的问题的答案……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9解释证据，一方面在于说明其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即在于阐明其当代价值。9[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第37～3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一版。１４历史学家之所以要研究历史，并非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是带着对现实的疑问向历史寻找答案，史料就是解答其疑问的证据。因此对史料就不能被动的接受，而是要积极地进行解释。（二）侯外庐的“早熟”理论以上所述之克罗齐、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旨在强调历史与现实、史料与史家之关系，对研究历史的重要作用，侧重于中国思想史研究之缘起的说明。而侯外庐的“早熟”理论，则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核心理论，我甚至认为它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出发点10，同时也是打开中西方文明奥秘之门的一把钥匙。10参见笔者：《侯外庐的“早熟”理论对中国古史研究之意义》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三期。１５侯外庐先生的“早熟”理论在下面有详细的论述，在此就不展开了。要之，以地域单位是否冲破了氏族外壳、土地私有是否代替了土地公有为标准来划分，西方是古典的古代；而中国则是亚细亚的古代。古典的古代是由家庭、私有制再到国家，中间经过了小私有制的充分发展而被大土地所有制所代替，最后进入到了奴隶制国家，它是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