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关系的历史演进

中国劳动关系的历史演进中国劳动关系的历史演进——基于百年历史的考察一、引言劳动关系，是指产业社会以及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个人、集体及组织之间的关系[1]。在劳动过程中，各主体因劳动条件、劳动标准等事由的意见不一致发生矛盾或冲突，发生争议或纠纷，引起关系的破坏或破裂，严重的还会酿成恶性劳动关系事件[2]，称为劳工问题。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引发了新一轮的劳动争议高峰，2008年劳动争议呈现井喷状态[3]，2009年出现影响全国的恶性劳动关系事件[4]，2010年开始凸显大规模群体性劳动关系事件[5]，一连串的事件[6]推动劳动关系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为及时有效地解决劳动争议，实现产业和平、促进社会协调稳定发展的目的，需要对劳动关系有清晰的认识。探讨劳动关系在中国的起源与演进脉络，汲取历史经验与智慧，了解中国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对解决当今的劳动争议，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二、中国劳工问题的形成中国的劳动关系起源于劳工问题。劳工问题同工人阶级一样，伴随着外国资本、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三种近代工业而产生和发展的[7]。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的产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8]：最早的是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在通商口岸出现的修船工、海员和码头工人。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兴起后，在洋务派的工矿中，产生了第二批近代产业工人。七十年代以后在中国民族资本企业里，产生了第三批近代产业工人。自工人阶级产生之初，就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压迫异常严重和残酷：工资极其低微、工作时间超长、劳动条件恶劣，还遭受政治上的压迫和凌辱[9]。近代产业工人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10]的自发经济斗争，表现为“个别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11]，即西方国家早期普遍存在的劳工问题[12]，称为劳工问题形成阶段。到1894年时[13]，中国的产业工人有九万多人，主要有三个来源[14]：破产农民、城市手工业工人、城市盲流。与同时代的欧美工人相比，中国的产业工人文化水平较低，罢工表现为自发的经济斗争，零星发生且规模较小，范围也限定在企业内部。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规模尚小，且缺乏认识上的高度，因此表现为缺乏组织性，也没有明显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性。三、建国前的劳动关系劳工问题形成之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的交互影响下演进，因此劳工问题的解决具有中国化的特征，从发展过程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5]：从以产业工人与三种资本制企业冲突为主的经济斗争，演化为以民族尊严、国家独立为主的政治斗争，再发展到国家垄断为主的控制与调解。㈠经济斗争为主阶段，大约从1895年到1913年。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列强取得了在中国办厂的合法权利，在其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掀起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高潮，加紧了在中国争夺投资市场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完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外国资本在中国明显居于垄断和支配的地位[16]。国内资本企业中，在1894年前，官僚资本企业一直处于明显优势，在1895年以后，由于产权运作缺陷[17]，官僚资本企业出现停办、垮台，有的改由民族资本经营。民国成立以后，政府中主张对工业实行民办的势力占了上风，私人资本企业得到迅速发展[18]，使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洋务运动的发展，促使清政府在1895年开始举办新式学堂，促进了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转播；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许多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要求派遣学生，寻找民族自救之路。从1896年开始，清政府开始选派青年到日本留学，到1898年，各省选派青年留学形成一项固定政策；1901年以后，官民要求留学日本的呼声更加高涨，中国留学日本的人数急剧增加。在国内的新式学堂学生和日本留学生中，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中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19]。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引领的反帝爱国运动[20]，逐渐影响了产业工人的思想，促进了反帝爱国运动和工人经济斗争的结合。如1905年爆发的全国规模的抗美运动，是由于美国胁迫清政府续订苛待华工条约引起的[21]，是典型的劳动问题引起的爱国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打开了产业工人的思想枷锁，参加罢工斗争的人数大幅度增加[22]，开始频繁出现连续罢工、多处同时罢工，逐渐发展到突破企业界限，产业工人的同盟罢工和几个不同行业的非产业工人同时罢工；在方式上，采取了散发传单和游行示威等新方式，开始出现在工党领导或影响下举行的罢工斗争。在自发的经济斗争阶段，开始出现自觉斗争的因素和萌芽[23]。㈡政治斗争为主阶段，大约从1914年到1927年。1914年到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民族资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迅速发展[24]，进入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25]，欧洲在华投资的势头减弱，但日美企业乘机实施扩张策略[26]。资本企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加重了对工人的盘剥[27]，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导致劳动关系恶化。在此期间，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有了成倍增加，在五四运动前达235万人[28]。民族资本的发展，给工人通过斗争改善自己的处境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战造成不景气的行业的工人则展开了反对裁员、反对拖欠工资和降低福利待遇的斗争。与此同时，辛亥革命前后开始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日益严重，工人实际收入下降、生活急剧恶化，迫使工人为增加工资而斗争。在1914-1919年期间，工人群众的罢工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激烈和频繁。1915年，为反对“二十一条”在全国范围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在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同时，民族主义开始引入工人运动，开始出现与政治斗争融合的萌芽。同年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中心，引导人们向封建专制和迷信思想进行彻底不妥协的斗争[29]。同一企业、行业日趋频繁、连续的罢工，不同职业、企业的联合同盟罢工，促使产业工人萌发了阶级意识，在自发经济斗的争基础上推动罢工向前发展[30]。工人阶级除了进行自发的经济斗争，并取得局部胜利外，将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工人的觉悟水平、组织程度和斗争水平，比以往大有提高，包含着许多自觉性的萌芽[31]。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工人突破了行会、帮口、秘密结社等旧式组织，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32]，并逐步达到高潮。五四运动的两大要求[33]打破了以往中国要求帝国主义援助的局面。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人民清楚地看到，强大的帝国主义的阵营并不是不可以打破的[34]。五四运动后的两年里，各种工界团体和工人组织大量涌现，且大多存在时间较长，在工人群众中有较大影响[35]。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彻底地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展开了[36]，而且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势力的联合日趋密切。1922年初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推动掀起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37]，中共二大提出的斗争纲领[38]，使工人阶级广泛地组织起来[39]，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的爆发后的“二七”惨案，迫使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40]，标志着工人运动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进入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阶段[41]。1924年中国的反帝运动进入新的高潮，反对军阀卖国贼、反对帝国主义勾结军阀混战[42]。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与共产党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与各军阀同帝国主义的勾结形成对立。国民党制定的新劳工政策，为工人运动的复兴提供了有利条件，共产党则大力开展工人运动，推动了工人组织的进步[43]，工会在此期间迅速崛起，将民族主义引入劳资关系[44]，使劳资冲突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展开，五卅运动开启了1925至1927年的狂飙阶段，使中国革命由原本无序的不满情绪发泄，转变为有目标、有组织的行动[45]，迎来席卷全国的工人运动高潮[46]。五卅运动是中国劳动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其直接原因是1925年2月开始的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47]及“顾正红案”。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强调：劳动运动尤其是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并提出了工会运动问题决议案[48]；1925年2月，中共中央及上海地方委员会开始组织罢工委员会，成立指挥机关，开始发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由于形势对罢工不利，罢工于2月27日结束，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但经由此次罢工，中共在工运中的影响扩大了[49]。二月的罢工结束后，中共在上海健全各厂基层工会组织，同时酝酿新的罢工运动。4月份先在青岛日纱厂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优待工人。在实现了与上海的罢工运动密切相连后，5月上旬在上海启动罢工，在5月14日上海内外棉厂解雇了7名工会代表后，引起工人骚动，造成工人与厂方发生冲突，致使顾正红死亡。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者历来欺压中国人之事实，造成排货运动[50]。5月30日上海学生根据中共决定，到公共租界演讲，与租借巡捕发生冲突，导致了五卅运动升级，并演变成全国性的反帝运动。五卅运动对列强采取对华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卅运动后，列强的对华政策经过调整，逐步形成软硬兼施、相辅相成的两项基本原则：即软化、分化中国革命与武装保卫重要侵华权益。于是，软化、分化作为其政策的主要倾向，引诱中国革命走向改良[51]。列强面对国民政府北伐战争局势，认为中国政治格局不可逆转，加紧拉拢国民党的“温和派”，分化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52]。美国则把国民政府当做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对待，为在华长期利益寻求新的支柱[53]。五卅运动后，中共多方面宣传运动，争取运动的领导权，并在与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竞争中显然占据优势地位。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宣传中强调，五卅运动的性质完全是政治的，起因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对援助工人的民族运动的铁血镇压政策；在运动后期则直接将运动与中共的领导联系起来[54]。中共对领导权的威胁，造成了国共两党的矛盾趋于尖锐化和公开化[55]。五卅运动后期，广东国民政府对罢工长期资助造成的财政负担，加上国民政府右派的拨弄，使国民政府逐渐与罢工工人间产生鸿沟；从政治上，国民政府准备北伐，希望尽早结束罢工[56]。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蒋介石1927年1月份在武汉国民政府期间，就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表示不满[57]，在3月份解散赣州工会时杀害陈赞贤，说明已经由不满发展为仇恨[58]。同期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的胜利，却使资产阶级的态度发生了变化[59]，资产阶级对工会的武装纠察队感到害怕，并完全倒向了蒋介石[60]。促使蒋介石加快了和帝国主义结合，发动政变的步伐[61]，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将上海总工会与工界联合会一律取消。㈢政府控制与调解阶段，大约从1927年到1949年。“四一二”政变，使蒋介石同武汉国民政府决裂[62]。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1927年对劳资关系进行了暴力重组，镇压了工人运动，达到了驱逐政敌和重建国家权威的双重目标[63]。1928年进入训政时期，强调了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既符合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又附缘于孙中山的建国思想，在国民党内受到普遍欢迎。但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批评[64]。1927年后，日本在华投资的增速与总额均居各国在华投资之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国民政府则加快了国防建设，重点发展重工业与能源工业，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30年代的经济危机，促使企业开展兼并、租赁、改组等活动，民族资本出现了明显的集中趋势[65]，也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发展。为了发展经济，需要建构统治秩序稳定政局，提倡通过协调重组劳资关系，实现劳资关系的长期稳定有序[66]、间接控制工人运动。在1927-1936年[67]期间，以劳资协调为主线，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涵盖了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基本与国际劳动立法接轨[68]，对于工厂的规范运行、调整劳资关系、保障工人的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