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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非子《五蠹》1、楚之有直躬(直身而行的人),其父窃羊而谒(禀告)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判决)而罪(治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败走)。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让他做了高官)。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使动词,使听见,报告),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称赞)匹夫之行,而求致(追求,想得到)社稷之福,必不几(希望)矣。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2、古者苍颉之作书(创制文字)也,自环(环绕)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本来)以知之矣。今以(后省略宾语之,代公私)为同利(利益一致)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从个人的角度考虑)者,莫如修仁义而习文学。仁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接受国君委派的工作);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尊贵显荣):此匹夫之美(普通民众最求的美事)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读典籍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读典籍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3、斩敌者受赏,而高(意动用法,以…..为高,推崇)慈惠之行;拔(攻占,夺取)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形容词的使动用法)甲厉(后来写作砺)兵以备难,而美(意动用法,以¡¡为美,崇尚)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拒)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废弃不用)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措施)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从事耕战的人)者简(怠慢,荒废)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到奖赏,但国家却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取敌人城池的人本该授予爵禄,但国家却信奉兼爱非攻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2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4、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富国之书)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从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5、故明主之(治理)国,无(不用,不依靠)书简之文(儒学典籍),以法为教(以法令作为教化的标准);无先王之语(指古代圣王有关治理国家的遗言遗教,《老子》里面有不少),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游侠的行刺),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名词作动词,遵循)于法,动作者(劳动者)归(使回归)之于功(农耕之事),为勇(有勇力)者尽之于军(都去服兵役)。是故无事则国富(富有),有事则兵强(战斗力加强),此之谓王资(建立王业的资本)。既畜(通蓄,积累,积蓄)王资而承(通乘,利用,趁机会)敌国之釁(本义为缝隙,这里指破绽,弱点),超五帝、侔(与…..相等)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则不然。士民(儒者和游侠)纵(放肆)恣(骄横)于内,言谈者(纵横家)为势于外(借国外力量造成自己的权势)。外内称(举,行)恶,以(省略宾语)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外交事务)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患(个人仇怨),而借力于国也(想借国家力量来报个人仇恨)。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6、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保3全国家)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事奉大国),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应是指预期结果),则举图而委(把国家地图交付给大国),效玺(呈现国君玺印)而请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君主声望降低);地削则国削(割地则国家势力削弱),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7、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去天下人的信任),失天下则国危(国家出现危机),国危而主卑(君主声望降低)。”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动词的使动用法,使其生存),而敌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被打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8、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国外的势力)市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国内的权势)求利于外。国利未立(没有确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在国内长期得到重用);事败,则以富退处(隐居)。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徼其后?(那么游说之士谁不希望用虚言浮辞来猎取功名富贵,而事败之后却希望侥幸免除杀身之祸呢?)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9、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外交活动),大可以王,小可以安(使自己安定)。”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责求外交事务),内政之有(应该从内政中取得)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不可能达到)治强矣。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4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否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天下,指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证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10、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减少商贾工匠这类居无定所之人的数量,并且使他们的地位卑微),以趣本务而外末作(让他们放弃工商业而从事农业)。今近习之请行(请求得以实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施行)于市(投机的商业活动在市场上盛行),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得到社会的尊重)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11、是故乱国(乱,形容词用为使动词,使国家乱,造成国家混乱)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则籍以仁义称先王之道),盛(整理)容服而饰辩说(讲究容貌服饰和修饰外交辞令),以疑(使动词,使疑惑,搅乱,扰乱)当世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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