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金桐教授

林金桐教授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林金桐教授的故事作者：胡炜追溯林金桐校长的经历，令人感触良多：1969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省一所乡村中学当了8年的中学老师；1978年，32岁的他考到北京邮电学院，成为“文革”后恢复研究生招生时叶培大先生的第一批研究生，在北邮学习和工作了7年；1985年，在北邮做了4年讲师的他来到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跟随国际著名的光通信权威甘柏林教授攻读博士，并先后在该校和伦敦大学英皇学院从事研究工作8年；1993年，他再度回到北邮，从无线系的副主任到校长，一转眼又是一个8年。在4个七八年中该蕴涵着多少人生的感悟和真谛呢？林校长自己是这样说的──一、人生信条：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对于人生，林金桐讲，我最喜欢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是他做人的准则，也是他人生的信条。1991年，林金桐当选为全英中国学者学生联谊会第四届主席。在就职演讲中，他非常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原则：“大家愿意让我当学联主席，我就要按我的想法、判断去做。学联要遵守一条原则：要有利于祖国、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学联每个成员、有利于中英友好。”在众多留学生团体中，他第一个提出“留学国外，服务国内”的口号，筹备组建了第一个中国学者学生的科技协会———全英光电子学会，他出任副理事长。林金桐任北邮校长后，每年都要和学生进行两次大范围的面对面的恳谈。恳谈会上，他幽默精彩的语言深深地吸引和打动着每一位年轻的学子。他总是把每一次恳谈会当作与学生面对面双向交流的机会，希望能用发达国家一些先进青年的意识来熏陶、培养学生，因为这是对社会、国家和学生都有益的事情，也是校长的一份责任。同样是在北邮，从推行改革的一开始，他就强调改革要利于学校的绝大多数人，要符合大家的长远利益。当系主任时改革，当校长时改革，他都有一句话：“队伍不散，收入不减。”他说这是从“福利经济学”中学来的。因此北邮整个改革的推动都是比较平稳的。说到“为而不争”，林金桐说他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当老师，他不但没有抱怨、没有自暴自弃，反倒是干得有声有色：8年里，他为穷乡僻壤的乡村培养了大学生，为乡村中学装上了电灯，方圆百十里地，他第一次奏响了手风琴优美的旋律，他组织了乡里的第一支学生合唱队，还组织过全县的田径运动会和游泳比赛，训练过县青少年乒乓球代表队。对他来说，生活似乎从来都是那样的充实和快乐。后来报考北大理论物理的研究生，成绩虽好，但因名额有限，老师告诉他说北邮有位叶培大教授，搞光通信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希望你到他那里去。就这样从物理学科转向了通信技术。到准备出国了，大家都争着去美国、去加拿大，他收到的是去英国的通知，因为他的英语考试成绩是最好的，朋友们甚至怀疑他是被人“调包”了，他却一声不响申请了去英国的签证，选择了一位权威教授，踏踏实实地做研究。要回国了，他也曾谋求去深圳、去上海或到香港去发展，后来北邮希望他能回学校，他就回来了。《道德经》中的“为而不争”自然有它高深莫测的内涵，林金桐没有展开他对这四个字的诠释，只是简单地说：“‘为’就是做事，‘不争’就是不搞鬼。”二、家庭教我善良1946年1月，林金桐在江苏丹阳出生，在他一岁半的时候，父亲就不幸去世了，家庭教育的责任只能由母亲一人承担。母亲善良，也能干，在母亲精心抚育下，他们兄妹六人都上了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兄妹六人继承了母亲善良的秉性，相处也好，直到今天，他们虽然分布在祖国各地，见面不多，但依旧还是那样的亲切、融洽。母亲去世，从英国赶回来奔丧的林金桐含着热泪，一气呵成，写下一篇追念哀悼母亲的祭文，其中一段写道：“母亲贤惠，知书达礼。恪守中华传统美德，随循江南风俗习惯。自持节俭，宽容待人。奉公婆父母以孝敬，待邻里亲戚以友善，赐儿女晚辈以慈爱。家里家外，有口皆碑，赞母亲：惠及家人五代，情留亲邻八方。”丧事理毕，亲友同事争相传诵这篇情真意切的《悼慈母》。北邮学生在校门外为患癌症的同学募捐，骑自行车回家的林金桐将钱包里的钱尽数捐献。9701班齐新征同学患癌症住院，林金桐亲往医院探视鼓励、慷慨捐助。康复后的齐新征要毕业了，全班为他举办生日晚会，林金桐答应参加，还准备了一份讲演稿《生命之所以宝贵》。可惜后因去教育部开会，这篇讲演成了未发表的讲演。育人是教师的天职。作为大学的校长，林金桐非常重视给学生灌输真善美的理念，他常常说：“怎样使一个人成功，大学有责任。一个学校只要有一半毕业生是成功的，10％是很成功的，1％是非常成功的，也就很不错。但是在学校这个环境里一定要讲一些善良的东西。实际上学校是一种人文环境，专业学习是为他们提供本领，至于以后搞不搞专业谁也不知道，真善美才是受益一辈子的。”今天，他主持的学校改革，虽然也是大刀阔斧、毫不手软，但他总是以发展的眼光，组织好学校各方面工作，创造出新的岗位，鼓励教职工多劳动、高效益。他敢管，是因为管得有理，因为管是为了学校好，为了大家好；他批评人，但不整人；他处罚人，目的是为了教育人。1996年，一位青年教师上课迟到5分钟，当系主任的林金桐当天处理：扣发该教师300元酬金，扣发主管教学的副主任100元，自罚50元。3年后，当这位教师被选拔出国留学时，林金桐欣然批示“同意”。在他的倡议和发动下，学校成立了北邮教育基金会。他和他的导师叶培大名誉校长带头从自己做起，很快就有上百名校内外的教授和校友，每人捐款10000元。他把教授和校友们的慈善之心汇聚成一笔无价的财富，支持学校的发展。三、教育给我理性林金桐认为自己很幸运，有幸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我是在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学校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先后上过两个小学，一个在丹阳，一个在上海；两个中学，一个在杨浦区，一个在虹口区，都是很不错的学校。尤其让他怀念的是复兴中学。复兴中学是一所国内首批采用德国教程的高级中学，学校注重素质教育、思想教育，讲求教育水平、校风和学风建设，不片面追求升学率。复兴中学教授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更注重素质教育。不少中学停课准备高考了，复兴中学还在讲授微积分、解析几何；不少中学减少文体活动了，复兴中学还在上音乐课、排练大合唱；不少中学瞄准高考升学率，复兴中学的高中生每周还在开设劳动课，学习钳工、车工，以至于多年后，他在一个工厂里操作车床时表现的熟练手艺还让那些工人师傅大为吃惊。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林金桐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个人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更塑造了他自立、自强和奋发的坚强个性。在这里，他获得过全校象棋亚军，乒乓球获国家三级运动员，参加过《祖国万岁》大合唱，指挥过学生队列歌唱……高中三年，他涉猎了文学、哲学、艺术类书籍，看过很多话剧，听了很多音乐会。高中毕业，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在这里，他接受的不仅是严密的数学和物理逻辑的思维训练，让自己变得更理性、更严谨，北大校园更是让他感受到了什么是崇高的敬业精神。因此与其说那是教育，倒不如说成是一种熏陶。“文革”开始，他刚刚20岁，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在批判、斗争无处不在的校园，他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对已定为“黑帮”的老师、系主任写过一句“批判”稿。他只是静观，带着理性；抑或还有沉思，带着愁绪。林金桐的学业没有因“文革”而荒废。11年后，他回校参加北大“文革”后复学的一次考试，4个系、3个年级、几百名北大学子，林金桐考了第一名，高等数学100，普通物理99。当研究生，他先后有两个导师：中国的叶培大先生和英国的甘柏林教授。从他们身上，林金桐学到的不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还有他们那种开放的、世界的眼光和睿智。叶先生的一席话曾给过他深深的启示，先生说：“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总要留下点儿痕迹。”就任校长不久，林金桐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以改革、发展和开拓为基本理念的“四三二一”的管理思想：“四”是指大学的四项职能（培养人才、创造知识、转化成果、交流学术）；“三”是管理的三个目标（秩序、质量、效益）；“二”是处理好两类工作（日常运行与开拓进取）；“一”是一切工作的前提是资金的筹措。在林金桐看来，办大学追求的就是履行好大学的“四项职能”，追求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追求创造知识的水平和影响，追求转化成果的价值和效益，追求交流学术的层次和范围。大学的发展就是“四项职能”的发展。在改革过程中，林金桐论述最多的是“大学想办好，教授要负责”。他抨击“官本位”把教授理解成身份、牌子，理解成劳动分配的依据，理解成这种牌子和身份带来的工资、房子、医疗待遇等等；而他则强调教授是岗位，强调教授领导的基层学术组织是完成大学“四项职能”的基本单元。因此，教授作为基层学术组织的领导者，他就应该在履行四项职能方面全面负责。“教授岗位就是大学的关键岗位，应该确立劳有所值的岗位工资。”但这同时对教授也就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现代大学的教授，不仅要有学识，会做学问，是学术上的带头人；而且要有组织才能，会理财管物，能带领并指挥一批人，形成梯队，并且有能力保证梯队的持续发展，只有这种类型的教授才能担当起办学责任。”对在校的大学生，林金桐希望他们能广泛地参加社会活动，争取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学习和培养自己，而且一定要注意积累，让自己积累得更厚实一点、更丰富一点。他强调学生应该自己组织自己的活动，学校不要对学生管得太死，约束得太多。他对学生说：“究竟什么是大学？你把在课堂上讲的，该忘的都忘了，剩下的就是你的大学。”林金桐认为判断一个大学是好是差的方法很简单，就看毕业生。看学校的毕业生是否优秀，是否受到了社会的欢迎，特别是要看5年、10年以后，几十年以后，他们中是否有一些人能够成功，能够成为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工程师、政治家等社会中坚力量。他就这样用理性思考，用理性办学，用理性处事，用理性待人。他心中有一个恩格斯所说的“理性的审判台”。四、阅历让我从容从1978年起，林金桐开始从事光通信的研究；1983年，他在日本发表了自己的首篇国际会议论文；1985年，他协助叶先生编著出版了《光纤理论》一书。叶老从学术上对那个时期的他是这样评价的：他的数学物理的功底很强，理论基础很强，而且非常用功。他很能推导公式、很能解题。我《光纤理论》那本书，其中很多公式都是他推导的，我没推导。同时他不光是推导，还有发展，有新的创新。另外给我印象更深的一件事情是这样：我那个时候穷得很，什么也没有，他居然搭起了实验架，能做实验了，而且得到很好的实验结果，可真是了不起，有点像人家所说的“白手起家”。留英期间，他作为6人研究小组中的一员，跟随国际知名的光通信权威甘柏林教授，参加了光纤激光器／放大器的开拓性研究，这项工作后来被公认为“通信技术的一场革命”。今天，全世界的海底和陆地新一代的光纤系统全部应用光纤放大器。在这项研究中，他成功地研究了光纤激光器的偏振效应，开辟了一个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并因此而荣获了英国电气工程师协会最佳论文奖。他的一些论文，特别是《光纤激光器偏振效应现象、理论和应用》，多年来一直被科学家们作为参考文献而引用。1989年，《电子学快报》（《ELECTRONICSLETTERS》）庆祝创刊25周年时编辑的特刊收入了他的论文，他的导师、曾任国际电联第四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皇家学会理事的甘柏林教授和另一位皇家学会理事联名写信给他，向他表示祝贺。信中说：“非常感谢你对光纤研究组所做的重要贡献，你的研究工作编入特刊，足见其具有技术和历史的双重意义，能与你共事，我们感到十分荣幸，祝你前程远大。”取得博士学位并在南安普敦大学从事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后，林金桐来到了伦敦，受聘于伦敦大学英皇学院。一晃3年过去了，当他与伦敦大学的合作结束时，英国科学工程研究委员会对他科研的评价是“双优”：成果优，投资效益优。这3年，不仅使他在科研上取得了“双优”，也使他对整个英国社会和大学的运作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认识。林金桐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他在光电子学界的地位。从1991年起，他应聘为美国光学学会《光学快报》（《OPTICSLETTERS》）期刊审稿人，他先后在中国之外的7个国家的13个城市做学术报告，其中有8次做大会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