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企业文化经典案例（DOC 60页）

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突出类型的个例评介要把握和理解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特色，一要了解整个中国企业文化的历史，因为“当代”是过去各个时代的汇集；二要了解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总体特征，以免发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此身在山中”的失误。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了解尽可能多的典型个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特色产生鲜明的形象。第一节“双全型”——上海宝钢文化所谓“双全型”，一方面是从生长点的角度去看，其命运扎根于改革，属“改革全新型企业文化”；另一方面是从对外引进的程度去看，又属于“全面引进型企业文化”。一、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诞生位于上海市东北部的宝山钢铁（集团）公司，诞生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第二天，全会公报发表，标志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正式开始。也就是在这一天，宝钢正式动工兴建。在宝钢建设的利弊得失和抢建、停建问题上，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争论。这是因为宝钢的许多做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宝钢迈出的步伐，令某些赞成改革开放的人也觉得太急了点：第一，宝钢的投资额近130亿元，国家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的钱，要向国外大举借贷，这意味着改写过去曾经引以为荣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历史。有人心里嘀咕：值吗？第二，宝钢不仅要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设备，而且生产用的矿石也几乎要靠进口；不仅从国外买进设备硬件，还买进技术软件，甚至买进全套管理软件。有人问：有这个必要吗？第三，宝钢选址，基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没有像过去那样出于“备战”考虑选择在内地的山区。但把厂址定在地面土层软、地下水位高、桩基难固定、工业污染已经够严重的上海，着实让人担心：工厂建成后会不会滑到长江里去！各种疑虑，集中反映到了中央最高权力决策机构。1980年9月，在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部分人大代表对宝钢建设中有关厂址选择、进口矿石、投资、环保和桩基位移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质询。1978年底，中央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提高经济发展速度。1979年提出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针。宝钢1980年底大量引进设备刚到达工地，就不得不服从国务院从宏观调整出发而做出的“宝钢停缓建”的决定。当然，“调整”的方针并不是“消极”的措施，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10月4日所说：“调整是为了什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停缓建”也不是“放弃”，正如宝钢人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他们对现场设备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克服了重重困难，做到人心不散，队伍不乱，维护不断，物资不丢，充分准备着，坚信总有那么一天，“停缓建”的宝钢会恢复建设。1981年，宝钢建设大型论证会召开。全国220多位专家，从已经形成的现实出发，反复权衡利弊，提出了“分期建设，拉长周期，缓中求活”的建议性方案。理由是：“对外合同已经签订，大部分设备已到现场，工程已经铺开，如果下马，将损失100多亿元；如果不停，再花20多亿元，把建设周期拉长，再用5年时间，宝钢就可建成。这样，可以用20多亿救活100多亿，而且国家每年只需花5亿左右资金。”国务院采纳了这个建议。1981年8月7日，国家计委、建委联合发文，决定宝钢工程恢复建设，并把整个工程分为一、二期进行。1985年9月15日，一期工程建成投产，从高炉投料到炼钢和出初轧坯，仅用6天时间就一次投产成功。从1978年12月23日，到1985年9月15日，宝钢作为一个企业终于正式诞生了。我们看到，1981年专家们进行论证时，并没有涉及人们所提出的全部问题，而只是就已经形成的局面提出建议。实际上，有些问题不是通过论证就能解决的。即使经过论证的问题，也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建设中的宝钢，是大型企业而不是中小型企业，是现代化企业而不是传统企业，再加上钢铁工业本来就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所以投资总额很大。规模要不要那么大，现代化程度要不要那么高，固然可以争论，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究竟有没有这种需要。我国要搞现代化，可是当时全国年产钢还不到3000万吨，钢铁厂中没有一个算得上现代化的。而当时美国、日本的年钢产量，都已经达到1亿多吨，钢铁厂的自动化程度都已经很高。连韩国、巴西、印度，当时都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千万吨级的现代化钢铁厂。最能说明实践需要、也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国当时每年从国外进口钢材所用的外汇，就可以建设一个年产钢300万吨的现代化工厂。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迫切需要有自己的现代化大型钢铁厂。因此，在宝钢一期工程还没有完全建成投产的1984年，邓小平同志就亲临宝钢，催促二期工程（原来安排在“七五”即1986年）上马：现在每年进口1000万吨钢材，进口1吨钢材要300多美元。从长远看，宝钢二期是否能想想办法，争取早些上。如果到“七五”上，要推迟两年建成，这样很不利。宁肯借点债，付点利息，也要争取时间。付点利钱，我们早一点拿到钢材，总算起来还是划得来的。在邓小平同志的关心下，原定要在1994年建成的二期工程，提前于1991年全面建成投产。这虽然增加了我国钢铁产品的数量，弥补了我国钢铁产品在品种和质量方面的不足，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为此，宝钢决定自筹资金搞三期工程，并于1993年12月23日打下了第一根标桩。即使这样，到20世纪末宝钢三期工程建成投产，宝钢年产钢达到1100万吨的规模，我国的钢铁工业在产品数量、品种和质量等方面，也未必能完全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由此可见，70年代末关于借点外债搞钢铁建设、关于宝钢规模和现代化水平的战略决定，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是完全正确的。宝钢搞全面引进又怎么样呢？引进现代化设备和技术，这没有多大的异议。但进口矿石、引进管理软件，就有了分歧。先说进口矿石。实际情况是，我国铁矿石的储量虽然很丰富，但含铁品位低，成分复杂，多分布于交通运输不便的偏僻地区，采选困难。即使不建宝钢，每年也都要从国外进口矿石。而由宝钢进口矿石生产的钢材，可以替代进口钢材，在经济上合算多了。当然，有人不同意进口矿石，并不是从经济上合算不合算来提问题，而是说“原料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一旦被人家‘卡脖子’怎么办？”这是一个要不要、能不能开放的问题，只能由“开放”的实践来回答。我国开放20年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再说引进管理软件。这是一个不能一概而论的问题。有的公司，从国外引进了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但由于没有引进相应的管理软件，结果不会管，管不好，引进的硬件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甚至成了一种摆设，成了一堆废铁。但也有只引进硬件而获得成功的企业。因此，在引进硬件的同时要不要引进管理软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宝钢在引进国外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同时，还引进了整套现代化管理方式，共花了8000万美元引进包括管理资料在内的各种软件。得到的结果是：一、二期工程建成后，按期或提前投产，生产一直“安全、顺行、持续”。那么，这是不是引进管理软件的功劳呢？让我们听听宝钢董事长黎明、党委书记朱尔沛、宣传部长莫臻的回答：“宝钢的同志在实践中意识到，像宝钢这样一套复杂的、高度自动化的装备，生产过程又用电子计算机集中控制，如果不实现现代化管理，而沿用传统管理方式，那么，要保证设备高速正常运转，到达高质、高效益，是根本不可能的。”宝钢引进现代化管理软件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完全照搬外国管理方式也是行不通。宝钢的管理者按照我国与外国在社会条件、文化传统、风尚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对引进的国外现代化管理方式，不断进行消化、吸收、充实、创新，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现代化企业的新路子。宝钢选址于上海，实践证明是对的吗？上海的地面土层是软，地下水位是高，承载力是低，但这并不是说就不能建厂。宝钢人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对重大设备和厂房，首次大规模采用了开口钢管桩；在原料场地基处理中，三次修改外国专家的设计，采用了天然地基或扩大沙桩的桩距，使沙桩增强地基承载力。同时，在建设中精打细算也是必须的。宝钢打桩（包括钢管桩、混凝土桩和沙桩）的费用，占了一期工程投资总额的4%左右。费用是多花了一点儿，但却奠定了宝钢稳固的基础。上海的工业污染，在70年代确实就已经够严重了。但宝钢作为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工厂，在设计中就采取了许多环境保护的措施。宝钢的设计本身，可以保证宝钢投产后不会增加上海污染。后来十多年的生产实践证明，也确实没有增加污染。然而，土质太软、污染已重，是选址上海面临的两大问题。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纵眼看世界，当代工业发达的国家，一般都在沿海建有大型钢铁厂。究其原因，在于钢铁厂吞吐量大，运输任务繁重，建在沿海可以充分利用水运。中国海岸线很长，为什么选中上海？这是国务院八个部委和许多专家反复调查研究和多方权衡的结果。例如连云港，因曾有过回淤现象，建港条件不如上海而被否定。再如镇海，虽有可停靠十万吨级货轮的码头，不用转泊，但因工业基础薄弱，在短期内难以建成现代化钢厂。而在上海建厂的主要优点则是：有强大的工业作依托，有大电网可以承受宝钢轧机开动时的冲击负荷，有江运和海运的便利条件（可使宝钢的水运达到运输总量的80%以上），有钢材市场营销方面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利弊相权，选在上海建厂利大于弊。特别是水运和市场两大优势的综合运用，可以使建成后的宝钢，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实践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预言的那样：“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宝钢从打第一根桩到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大约是六七年的时间。在这六七年，“企业文化”一词在国外已经开始频繁出现。但是宝钢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包括没有正式提出企业精神、企业宗旨、企业目标等等。这六七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历史把宝钢推上了改革开放的最前线。宝钢是上马还是下马？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对宝钢来说则是“新生”还是“死亡”。宝钢的命运就这样和改革开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面临这陌生的、尖锐的挑战，宝钢人没有退缩，没有怯场，没有任何消极和埋怨，而是积极向前，沉着稳健地应战。不管人们认识还是不认识，承认还是不承认，宝钢人的这种应战实践，客观上就已经是在孕育、创造、积累宝钢的企业文化，已经形成了在后来用文字肯定下来的宝钢精神。宝钢的企业文化，也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改革开放”四个大字的烙印。二、在现代化的起点上思考宝钢从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再到二期工程建成投产，相隔大约也是六七年。这六七年，是中国企业文化“热”的六七年。宝钢在这个时期，企业文化从自发积累到自觉创造的发生了质的飞跃。在一期工程建成后，经历过改革开放风浪考验的宝钢人，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在工厂，不是一个一般的企业，而是一个曾经在全国人大质询过、全国上下十分关注的现代化企业，它代表着改革开放的方向，寄托着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因此，当宝钢开始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时候，就自觉地站到了现代化的起点上。他们十分清晰地意识到：作为现代化企业的宝钢，需要有一种和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力量，来激励全体员工去争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更大胜利。因此，培育和建设卓越的企业文化，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工作秩序和企业形象，使生产建设与时代脉搏的跳跃相同步，决不是追逐热点的一时冲动，而是宝钢主客观环境的必然要求。宝钢人的具体理由是：（1）建设卓越的企业文化，是由宝钢的现代化规模所决定的。宝钢两期工程建成后的总规模，按设计要求是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这个规模，和过去比，当然是很大了；但是和中国现代化的需要比，则还不够大。所以宝钢还要依靠自身所取得的经济效益来扩大规模。形象地说，宝钢的直接经济效益，就是要做到归还“一个宝钢”（国家投资的128亿元），上缴“一个宝钢”，再建一个宝钢（自筹资金建三期工程），使钢产量突破1000万吨。可见，宝钢的规模具有宏伟壮观和不断扩展两大特征。适应于宝钢规模的这两大特征，需要培育宝钢人的企业意识、企业责任感、荣誉感和紧迫感，使职工的主观精神能与宝钢的现状和发展相一致；需要把职工的个人理想同化于宝钢目标中，使宏伟发展的企业目标融合在每个职工的潜意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