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产生的背景

《论语》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论语》的成书时间：孔子死后三年内据《孔子年谱》，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1年，逝于公元前479年，这段时间史称春秋末年，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突变时期。《论语》成书纵跨了春秋和战国时期。这之前，是西周，再推前，是殷商时期。众所周知，殷商时代是一个神权至上和王权至上的时代。《尚书·盘庚》讲“殷人尊神，率民以事之”，即讲，一切王事都祈求祖先、神的保佑。“民”服从于“王”，“王”服从于“神”。《说文解字》称“民”为“众氓也”。这个“氓”是指“仆”、“妾”、“臣”、“众”等被凌辱者，根本没有“人”的资格。“王”是天子，是“民”的父母，是可以作福、作威、锦衣玉食的人。神是王的保护伞，尊神才可以使王知吉凶，定祸福。在这样一种社会分层结构中，“王”没有任何义务却拥有至高无上的一切权利，而“民”却只有义务。所以王国维曾经说“殷先王失德”。西周建立后，周文王父子总结商朝的教训，提出了“敬德保民”的主张。所谓德，指的是“王”要施德政，只要有德政，就能够保持对“民”的占有。这一时期，“人”仍然指的是王者和大贵族官僚。而“民”是没有人的资格的。但是到了东周列国时期，情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经济形态看，由于青铜器的广泛运用和铁器的发明与使用导致生产力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西周时，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井田制度逐渐被瓦解破坏，王者分封世袭的土地所有制逐渐变成了国家所有和新兴地主私人所有的土地所有制。由此，导致了新兴地主阶级和手工业者、自由商人阶层的出现，到后来一些富商大贾甚至可以凭借经济实力同各路诸侯分庭抗礼。从政治形态看，一个最致命的要素主是礼崩乐坏，王纳解纽。就是说要克制人的欲望来遵守礼乐制度。《论语》中多有记载，“克已复礼”指的是就是此事。体现在官制上，一个变化是，原来的王公大臣以及臣仆主事型官吏开始向司民、司军、司政官吏转变，而掌管祭祀、书记、典籍、历数、地理、掌故、祷告、卜筮、接神等事务的神职官员在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中地位不断下降，这是由其主子，奴隶主王权的地位不断下降而引起的。与此同时，新兴的士阶层也在崛起。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世官世禄制的不断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正在上升的卿大夫们纷纷在自己的采邑内设官分职，建立起一个又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小国家、小政权。据柏杨统计，这一时期见于史籍记载的除了齐、秦、晋、楚、吴等春秋五霸之外，尚有170多个小国家，未见史载的不计其数。这样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是不少出身贫贱寒微的人依靠才能跃升到了社会上层，而不少曾经是贵族统治者成员的“人”却因为社会的大动荡和大变革沦落为了贫民；另外一方面是，由于封国太多，天子又无德无能号令天下，列国兼并成为大势。据柏杨《中国人史纲》统计，从孔子诞生前到《论语》成书时，君臣、父子相杀事件共68起，所以，孔子才在《论语》中劝导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同时，“民”在这一时期，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了争取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不断发难，《论语》中在多处记载了“民变”、“民溃”的事实。从文化教育形态看，据史可知，西周时期的文化是典型的“王”文化和贵族文化，“民”是不能参与其间的。但是到了东周后，文化和学术开始了下移，其根本原因是原有的等级关系发生了变化。《论语》记载了这种情况，“大师挚适齐，亚饭于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简单讲，就是原来官延的一、二、三、四级乐师都跑到了齐、楚、蔡、秦等国，打鼓的方叔也去了黄河之滨。这一现象对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既为包括孔子在内的先秦诸子“群雄并起”创造了社会条件，也为他们传播文化，树“人”立“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样，在教育上，西周时期是“学在官府”的时期，章学诚称“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掌”。但是到了东周，情况却发生巨大变化，由于孔子前私学就开始出现，到孔子时期已经成为一时风气，而孔子最为可贵的是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只要拿来10条干肉，不分等级贵贱和贫富，都可到“杏坛”学习，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这一点完全背叛了周“礼”。史载，西周初的40年间，民间社会连普通的诉讼纠纷都没发生过，真正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种怀念，既不是消极避世、忧心忡忡的，也不是盲目乐观、乐不思蜀的；而是以积极进取的中庸态度和超越现世的理性精神去追寻和发现“人”，去构思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记述周“礼”，是在寻找人性的位置，但是孔子又不拘泥于周礼，因为周“礼”讲的是“先王之道”，忧的是“君”和“位”，而孔子忧的却是人之“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指的是人不能受“道”的左右和限制，应该积极地去发现道，弘扬道。后世孟子又演绎为“忧国”、“忧民”。周游列国13年，表面看，孔子是为了跑官、做官，其实不然，他的政治理想完全在于从人和秩序的角度出发，让芸芸众生在安定有序的国家和社会中过上“人”的生活。从孔子和《论语》成书的年代看，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讲，那个时代是一个正在成长发展的“青年期”。孔子及其门生观察体验到了既往的关于“人”的族类记忆和集体经验，进行了有深度的挖掘和总结；同时，从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人间百态大量采集学习了“人”的兽性和原始进化，从社会与人的巨大的时空转换中，第一次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把“人”上升到了自觉自律的高度，从而使“人”从王侯将相逐渐下移至普通人，并且阐述和规定了人的价值取向、道德选择，演绎了作为“人”应该具有的学习方向和行为路线，通过文字和竹简把民族文化中的“人”固定了下来。同样是原典，同样是诸子，其他各家关于“人”的认识和定位，从来没有像孔子这样系统，这样全面，这样广阔，这样深邃，这样富有历史的质感和美感。这是一种何等伟大的精神觉醒！的确，因为《论语》，因为“人”，孔子及其门生将有限的生命融入了无尽的历史，创造了中国古代光辉的人文主义精神，否则绝不会有“天不生仲尼，如万古长夜”，“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