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史及其启示

一、绪论...........................................................................................................................................2二、建国前中共反腐运动...............................................................................................................4三、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夕的反腐特点...................................................................................7四、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夕的反腐败斗争...................................................................................9五、十八大后的反腐败斗争新常态.............................................................................................12六、国民党及苏共的惨痛教训.....................................................................................................12七、企业反腐的重要作用.............................................................................................................12八、结束语.....................................................................................................................................12九、参开文献.................................................................................................................................12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史及其启示一、绪论（一）课题研究背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向全世界宣告成立以来，一直都非常重视党内反腐倡廉工作，并将其一直延续到新世纪的今天，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视度提到了更高的一个层次，反腐力度空前，中纪委重拳出击，查处一大批党内涉腐的老虎级的高级干部。全国各级纪检监察部门也积极响应，在全国掀起反腐热潮。反腐败在当今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热议的话题，反腐败在民间的被关注程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妇孺皆知。（二）反腐过去与现状: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腐败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整治，否则腐败风气继续蔓延，将会亡党亡国。正因为高层的高度重视，中国的反腐进程一路高歌猛进，特别是2012年十八大以来，更是进入了反腐高压期，相信在接下来会形成反腐持续期。反腐虽是从近几年才被民间广泛关注，但中国共产党甚至中华民族、世界各国的反腐历程确早已形成一部精彩纷呈的反腐史。在中国古代秦朝时期，统治者就建立了巡视制度以应对日益凸显的腐败问题，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亲自主持编写了《大明律》等反腐条例，以使反腐有法可依。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对于腐败问题更是高度重视，从立党之初的中共小组，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下的党中央，对待腐败问题从来没有松懈一丝一毫，再到现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掀起反腐倡廉新高潮。腐败问题从来不是一国独有，也从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但腐败问题严重程度确实各有轻重。纵观世界各国，确实有不少国家，比如芬兰、丹麦、瑞士、新加坡等国，在反腐问题上有先进方法与制度，腐败问题能够被较好的控制，积累了不少值得学习的宝贵经验。研究国外先进的反腐经验，能够为我国反腐行动提供参考，甚至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芬兰街头反腐雕塑（三）研究意义1、反腐关乎党与国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字立党之初即提出立党为公的先进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我党根本宗旨。在国共内战期间，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支持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廉洁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与人民群众雨水一家的廉洁之党。当前我国反腐力度空前，但仍要看到，在一些领域的一些干部之中，腐败之风依然存在，奢靡之风依然大行其道，严重破坏了我党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廉洁形象，如过任其发展，就会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亲密感情。习总书记与王岐山书记都将腐败提高到了关系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反腐败斗争于党、于国家都有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研究中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方法并总结其成果，对现阶段的反腐斗争必将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将研究成果运用于企业管理中，将助力于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2、反腐败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实现国家和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一个和谐社会，而腐败问题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腐败问题严重，必将使某些干部站立在人民的对立面；一些沿途腐败的领导干部实为我党的害群之马，必将严重破坏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相互信任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腐败的存在和不断产生侵蚀着社会信任的建立。和谐社会也是信任社会。只有相互信任才能减少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与国家的矛盾。然而，由于腐败的存在，不仅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力存在着怀疑，而且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猜疑，彼此都担心对方没有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这种不信任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个是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力的不服从，另一个是政府内部政令执行的不通畅。社会就像一个运行良好的有机体，而腐败犹如病毒般肆意侵蚀着，腐败问题严重，必将导致国家法律执行、社会道德倒退，进而影响人民群众的利益，影响社会和谐，最终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大计。3、反腐败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公平不意味着绝对平均，而是一个公平的竞争规则。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些渉腐的领导干部恰恰是社会公平的破坏者。公共权力的滥用和公共资源的私人或个别占有是形成腐败的根本原因，而公共资源被私人占有和滥用就是不公平竞争环境的始作俑者。第一，腐败容易造成竞争起点的不公平。公平的竞争起点是社会公平的底线。个别人或群体利用公共权力破坏社会竞争的基本规则，并通过侵吞公共资源来获得竞争的优势，从一开始就拉大了社会内部的差距，破坏了社会的基本正义。第二，腐败也造成了分配的不公平。这尤其体现在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上。而分配的公平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也是现代社会调整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公共权力通过再次分配可以解决市场失效问题，缩小社会差距，并帮助弱势群体。在我国，由于制度的缺乏、监管的不力，少数人或群体通过低价甚至无偿占用公共资源，一夜暴富，不仅造成民愤沸腾，而且威胁着党和国家的威信。（四）研究意义通过对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反腐败斗争方法与成果的研究，并借鉴苏共与国民党的历史反面教材，结合当代中国国情，提出现阶段的反腐建议；并结合企业发展，提出企业反腐败对企业生死存亡的影响二、建国前中共反腐运动中国共产党字1921年成立伊始，就在党章草案中写到：“我们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的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党的一切行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各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这些关于党纪的雏形规定于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获得通过。这些规定的颁布，意味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开始形成，立党为公从本质上为以后中共制定各种反腐政策提供了基础。在战争年代，部分害群之马的腐败行为有其特点，党的反腐措施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也与今天有很大差别。自中共成立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中华大地一直深陷于战争泥潭，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不是执政党。面对战争形势，当时中共以争取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为中心，加之中共尚且年轻，缺乏反腐经验，当时中国共产党面对腐败问题，主要以运动式反腐和权利反腐为主，进行了一系列的反腐倡廉运动，解放前的反腐运动也大都和毛泽东的个人决策相关联。运动式反腐,这种群众运动的反腐败手段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充分发挥了群众监督、社会监督的优势,但是,问题也显而易见,就是对腐败现象所掩藏的社会深层次问题关注不够,没有及时解决,运动过后,腐败现象又死灰复燃。[1]在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展了一些列清党审干、纪律整风、反腐倡廉、查处腐败、反官僚反浪费运动，严肃查处了一批贪污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权力式反腐就是依靠权力进行反腐,基本上都是依靠领导人的决心和态度来反腐败。它的好处就是比较便捷、灵敏、高效。战争时期，毛泽东对谢步升案、左祥云案、黄克功案及肖玉壁案等五大腐败案的亲自过问与关注，并最终将他们绳之以法，就足以证明我党惩治腐败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运动是反腐和权力式反腐在当时的战争年代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富有前瞻性眼光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那个年代开始认识到，深入持续的反腐还要靠完善的制度支撑。“三湾改编”时创造性地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这更加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更加有利于党的反腐倡廉制度得到及时完整的执行。1927年9月，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就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同年10月，在江西遂川县荆竹山动员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即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提出了六项注意，即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8年3月，部队到达湖南桂东县砂田村，毛泽东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从而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1935年冬，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编为《红军纪律歌》，在红军部队广为传唱。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又亲手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1931年中央苏区设立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并设置了第一个控告箱。1933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明确规定中央党务委员会及省县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维护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保证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督党章和党的决议的实行，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与官僚主义腐化现象等，并与之斗争。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发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惩治腐败的法令，对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的贪污及浪费行为规定了极为严格的惩治办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监察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巡视制度，诞生于1928年10月8日，即：《中央通告第五号——巡视条例》，对实行巡视制度的必要性、巡视员的组成与工作方法、纪律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要求每个巡视员每到达一地都要“很细心的去了解当地党部的实际情形和党员群众意识，如此才能充实并正确自己的指导，而不致蹈于虚浮不切实的毛病”。第一个惩治贪污的专项条例，公布于1938年8月15日，即《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专项条例》，规定了以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