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为业读书笔记

《以政治为业》读书报告本书为韦伯所作的第二篇演讲，内容之丰富，足可抵得上一部政治学入门导论性质的巨著。其中所涉及到的伦理问题，更是牵扯到了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方面的思考。因此，仔细品读，不仅是对优美作品的享受，而且更是对精神的一次洗礼，对人生的一次拷问，对道德的一次反思。韦伯将这篇演讲分成了十二个小节，前后环环相扣，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直到最后上升到伦理问题上，得出一个真正的以政治为业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以及在面对各种矛盾复杂的问题面前应该做出何种举动。文末，韦伯提到了一个能担当“政治使命”的人何以稀少且难得。首先，第一小节韦伯从一般意义上提出了国家与政治的定义。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他在一定疆界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提到了权力的核心作用，即在回答那个问题、做出那个决定，以及确定那个官员的活动范围方面，权力的分配、维持或转移中的各种利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积极从事政治以追求权力的人，为了：一、某些理想；二、自私目标；三、权力（享受权力带来的名望感）。这些基本概念的提出和界定是之后各项讨论的基础和依据。第五段提到的支配与服从意在引出下一节关于支配权的讨论。其次，第二小节里谈到了支配权的类型。韦伯将支配权划分成三种类型：一、“永恒的昨日”的权威，即传统型权威；二、“超凡魅力”的权威；三、依靠“法制”的权威。韦伯说，我们最为感兴趣的，是这些类型中的第二种。因为天职这个概念的最高表现，正是根植于这个支配类型之中。因此，韦伯之所以对第二种类型感兴趣，是因为所有伟大的煽动家都被认为是内心“受天职召唤”的领袖，为自己的事业活着，“为他的事业不懈奋斗”。超凡魅力型领袖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历史时期都曾出现。而从城邦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自由“煽动家”这种类型的政治领袖是西方，尤其是地中海文化所特有的；此外，像议会党团领袖这种形式的政治领袖，滋生于宪政国家的土壤，而这种国家也是西方的特产。这种独特的文化环境造就独特的政治现象的说法，是我们在建设中借鉴西方时所应深思的。在任何的权威类型中，维持支配不仅需要“受天职召唤”的政治家，而且需要有持续的行政管理，即控制一批幕僚和物质的行政工具。权力的拥有者不仅需要依靠正当性和服从关系来拉住幕僚代表的政治组织，还需要以物质奖励和社会荣誉这些个人利益的手段作为酬劳。僚属分为拥有行政工具者和同行政工具“分离”的僚属。而官僚制的国家制度的建立正是从僚属与行政工具发生分离开始的。再次，在第三小节中谈到了近代国家和职业政治家的出现。可以说君主发动了近代国家的发展，因为君主剥夺了其他拥有行政工具的人，正像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剥夺独立生产者获得发展一样，近代国家最后控制了进行政治组织的所有工具，将它们全部集中在一个首脑的统治之下。而随着近代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君主也面临着被剥夺行政工具。在这一政治剥夺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职业政治家”。他们首先出现在君主的臣僚之中。他们与超凡魅力型的领袖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打算自己成为主子，只想成为政治主子的臣僚；在剥夺的斗争中，他们站在君主一边为他所用。而随着君主的权力被剥夺，这些职业政客开始服务于君主之外的权力，也即议会或者总统所代表的人民的权力，这也是西方国家所特有的。韦伯提到，政治既可以是一个人的副业，也可以是他的职业。以政治为副业的人，即所谓的“临时”政治家，包括：一、党务工作者；二、志愿政治团体的领导；三、咨询机构的成员；四协商机构的成员；五、大部分国会议员；六、过去的身份团体中的人（有权拥有军事手段的人，重要的行政工具的拥有者，个人特权的拥有者）；七、君主借助的辅助势力（宫廷外参事，君主其他机构里的一些人）；八、“库利亚”中开会的顾问，等等。他们这些人的特征是，他们都只是偶尔参与政治。而以政治为职业的人，包括：君主录为己用的人和自由“共同体”中的专职政治家。而韦伯强调，这种“自由”的共同体也是西方所特有的，这种共同体中的专职政治家更是如此。第四，这些以政治为主业的政治家以政治为业的方式在第四小节得到了讨论。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区别体现在经济层面：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是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饭；没有如此打算的人，则是“为”政治而活着。通常，政治家很富有且具有提供足够收入的个人地位，在经济上不必依赖政治给他带来收入。因为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唯有一定数量的财富，才能使人达到经济独立的目的。因此，职业政治家须在经济上“闲暇”。往昔领主、今日的大地主和贵族、食利者，还有律师都属于经济上“闲暇”的人；而工人和企业家（尤其是工业企业家）则无经济上的“闲暇”。不正常的情况：战争首领的追随者和追随革命英雄的街头群众，这两种人的生计所系都是战利品、掠夺物、没收品、捐献，或者强行派发的一些毫无价值的债券。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谈不上“闲暇”与否的。为政治而生存，政治领导阶层必然是在“财阀统治的原则下组成的。各阶层都多多少少“靠”政治活着，只是说，职业政治家不必直接为他的政治活动谋取酬劳，不是说，无财产的政治家完全或主要为了追求私人的经济好处。富人旨在维护既定社会的经济秩序，而无财产的阶层则是追求一种轻率而无节制的政治理想主义。以非财阀政治的方式吸引的领导层和追随者，都是为了得到定期而可靠的收入。“依靠”政治吃饭的职业从政者，可以是纯粹的“食禄者”或领薪“官吏”，因其特别的服务而从收费和赏金获得收入：小费和贿赂；或固定工资。他们可以是“企业家”，如雇佣队长、包租人、捐官者或美国的党老大；也可以有固定的工资，如党报编辑、党的书记、近代内阁部长或政治官员。一切党派斗争，既是为客观性目标的斗争，也是争夺官职授予权的斗争。以下是几个国家的案例：一、在德国，赞成地方分权和赞成中央集权的人，斗争的焦点是——有哪些势力来控制官职授予权。二、在法国，因政党政治造成的外省长官的易手比政府计划改变更严重。三、在美国，宪法解释引起的冲突消失之后，政党纯粹为了分封官职（为猎取选票修改纲领）。四、在西班牙，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为追随者提供官职。五、在西班牙各殖民地，“选举”、“革命”都是为了赢得对国家的控制，借以分配官职。六、在瑞士，各政党按比例和平分配官职。通过以上例子，得出结论：政党成为提供官职这一目标的手段。第五，第五小节主要讲了专业官吏在各国的兴起。近代官吏团体已发展成一支高度素质化的专业劳动力。在美国，一开始实行的是“政党分肥制”，自从加菲尔德总统遇刺之后，开始实行“文官改革法案”，业余的行政管理逐渐被专业的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欧洲，随着具备专业训练的官吏的崛起，“政治领袖”的发展也告实现。在东方，苏丹的“大宰相”是这种典型人物。而在西方，专业外交官早在马基雅维利时代就已兴起。逐渐出现的合议制之下，君主逐渐变得业余，但仍掌握最高领导权，因此，专业官吏与独裁者之间有着潜在的斗争。而随着议会和政党领袖的崛起，君主的利益便同官吏团体的利益结为一体，共同对抗议会及其权力要求。官吏希望大臣的位置由自己把持，而君主信任官吏的忠诚。由此，合议制逐渐被一个单一的内阁首脑所代替，由一个大臣回答议会的质询和与政党进行谈判，并统一领导官吏团体。而在英国，随着议会获得最高权力，内阁成了党的委员会，内阁首脑是党的领袖，英国确立了内阁制的政体。美国则建立总统制，总统也是政府首脑，领导着官僚机构。随着政治发展成近代政党之间的斗争，公共官吏逐渐分成了两类，一是行政官吏，即近代文官；一是“政治”官吏，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被随意调动，撤职，停职，这也是他们与行政官吏的区别。这种划分类似于私有制经济中的企业。“主宰者”股东像“人民”一样影响微乎其微；决定企业政策的董事会类似于政治官员；而经理人员类似于行者官员。第六，第六小节主要讲了职业政治家的来源。君主为战胜贵族等级需寻觅可资利用的阶层（职业政治家）：一、僧侣阶层；二、受过人文教育的文人；三、宫廷贵族；四、（英格兰制度特有的）小贵族和城市食利者组成的显贵阶层——绅士；五、大学里训练出来的法律学家（为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所特有）。在其他地方，如下与理性的法律思维相关的东西被神学思维方式所淹没：一、司法诉讼程序；二、法理学——自然法学说；三、法律理性主义及其代表人物；四、唯独西方存在的作为一个独立身份阶层的律师。真正的官吏从事无党派立场的“行政管理”，而“政治的”行政官员则为维系着统治秩序存亡的利益应无好恶的领导他的部门，明确不去做政治家，不做领袖及其追随者。而政治家则是采取立场，充满激情地从事战斗。第七，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如今煽动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些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他们同政治煽动家、律师（艺术家）有着相似的命运，他们都缺发固定的社会归属。韦伯最关心的是新闻工作者以政治为业的命运，以及他们取得政治领导的机会。在社会民主党里，新闻工作者机会有利，但主编的位置主要属于党内官员的位置，尚不足以构成领袖地位的基础。而在资产阶级政党里，沿着这条路爬上政治权力地位的机会恶化。新闻界产生政党领袖属于例外，因为新闻工作者缺乏“闲暇”。新闻工作者的政治影响力每况愈下，而资本家式的报业大亨所获得的政治影响力却与日俱增。在今天，新闻职业的生涯都不是政治领袖步步高升的正常渠道。无论怎么说，新闻工作都是职业政治活动的一条重要途径。只是它不适合所有人，至少是性格懦弱的人和那些只能靠安定的位置维持内心平衡的人。如果说年轻的学者的生涯是一场赌博的话，那么新闻工作者的生涯则是一场彻底的赌博。许多新闻工作者丧失人性是不足为怪的，而这个团体仍有可敬、真诚的人，这是外人所无法想象的。第八，政党的经营。在实践中，有投票权的公民分为政治上积极和政治上消极两种人。积极的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是任何党派所必须的，而追随者即由他们带动的消极选民，是选举领导人所必须的。党派的结构不同，追随者的性质也不同。中世纪的教皇党和皇帝党纯粹是由私人亲信组成，其军事组织纯粹是由骑士组成。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及其苏维埃与其有惊人的相似。最初的政党纯粹是贵族的追随者。如果一名贵族改换党派，其依附者也会随之改换。“改革法案”出台前，国王及大贵族党派控制着有议会选举权的城镇。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显贵的党派涌现。在推举候选人上，地方显贵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政党只有在选举期才是活跃的。而党的机构也是一个显贵的团体。最先进的政党组织形式同这种显贵的统治形成了十分尖锐的对比。这些先进的政党形式是民主制度和普选权的产儿，是拉拢和组织群众的必然产物，并发展出了极端一致的方向和最严格的纪律。这直接导致了显贵的统治和国会议员的操纵结束了。议会外的“职业”政治家或是作为“企业家”，或是作为领取固定薪水的官员，将政党组织操于手中。这种政党制度首先出现于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党，然后出现在社会民主党里。这两种结构形态的斗争——地方显贵+国会议员VS领袖+追随者——体现了直接诉诸民意认可这种形态的崛起。第九，英、美、德三国的政党。本小节主要具体的讲述这三个国家的政党的形成和演进脉络，认为政党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对官职任免权的追求进行的。这也就不难解释当前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中发生的林林总总。从实际经验看，当前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还主要是通过角逐具有官吏任免权的职位（总统或内阁首脑）来实现目的。第十，德国职业政治家的现状。本小节主要介绍了韦伯时期德国职业政治家所处的政治环境。在德国，职业政治家既无权力也无责任，只扮演显贵的次要角色。各方面造成了德国议会没有真正领袖的立足之地。最后，韦伯提出，所有政党都对领袖有小资产阶级式的敌视，这使得政党形态的未来发展和职业政治家在其中的机会都处在黑暗之中。第十一，以政治为业的含义。这种生涯需要的个人条件：一、激情，献身于一项“事业”、献身于一个掌管着这项事业的上帝或魔鬼的激情；二、责任感，激情并不能造就政治家，除非这种献身于“事业”的激情，也使得对此项事业的责任心成为行动的指南；三、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是对政治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心理素质：他能够在现实作用与自己的时候，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