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指与所指的问题

昨天上课谈到电影理论中能指与所指的问题，引发了我深入研究索绪尔原文的兴趣，结果发现电影理论中麦茨谈到的能指与所指，其实已经跟索绪尔原本发明这两个词的本意相去甚远，倒是跟后来的罗兰·巴尔特的第二语言系统关系密切，于是想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要指出一个误区，在索绪尔的理论中，“所指”的意思绝不是指向一个“实体”，而仅仅只是一个“概念”。很多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说错了，比如我看了一篇《汉语中的能指与所指》，作者说，我们写下“桌子”两个字，手指指着一张实际的桌子，“桌子”这两个字就是能指，那张实际的桌子就是所指。很多人（包括我）第一次接触能指所指这两个概念时，也是这样来理解的。但实际上这不是索绪尔的本意。索绪尔认为，语言系统是一种不指向外物的内在系统，它是人与人交流的工具，而不是人与物的媒介。能指是语言的音响形象，所指是语言的概念形象，能指与所指都是源于人的能力，而与外物没有关系。这种能指与所指的划分，其实又是跟西方语言的特征相联系的。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谈过，英语（以及法语德语等）是从口语衍生出的文字，这种文字是表音而不表意的。学习英语的时候，老师常常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英语会读就会写，会写就会读，对于学生来说，学习英语最难的恰恰是记住每个单词的意思，而不是记住这个单词。西方文字其实就是一个音响形象，而这个字所表示的意思，是约定俗成的。当我们说出一个单词或听到一个单词，脑中自然而然产生一个形象（概念），这其实就是能指和所指。但放在中国汉字这里来，显然就不是这样了。象形文字与西方文字完全相反，它是表意形象而不是表音形象。中国的文字不是从口语中自然衍生出来的，而更像是一种精英阶层记载重大事件的符号工具。所以我说中国古代，“语言”与“文字”其实是两个东西，而在西方二者则是一个东西（都是音响形象）。学习汉字的人会有印象，在没有拼音之前，父母是一边读一个字，一边把那个字写出来给小孩看。我们一边说“zhuozi”，一边指着“桌子”这两个汉字给小孩看，通过这个过程，小孩学会了这两个字。这个学习过程是很诡异的，教小孩说话和教小孩认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作。我们要一边说“zhuozi”，一边指着一张真桌子，让小孩建立起“zhuozi”与真实桌子之间的联系；我们还要一边说“zhuozi”，一边指着“桌子”这两个汉字，让小孩建立起“zhuozi”与汉字“桌子”之间的联系；我们也要一边指着“桌子”的汉字，一边指着一张真实的桌子，让小孩建立起汉字“桌子”与真实桌子之间的联系。如果一定要套用索绪尔的能指所指概念，中国汉字其实是有三层结构的。口语（zhuozi）与文字的关系中，我们的口语是能指，而文字是所指；而文字与概念的关系中，文字是能指，而概念是所指。而这其实已经脱离了索绪尔所讨论的能指与所指的范畴，而进入罗兰·巴尔特的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的范畴里了。实际上麦茨的电影符号学是直接来自于巴尔特而不是索绪尔，因为索绪尔的能指仅仅是音响形象，而电影的画面显然是视觉形象而不是音响形象。巴尔特发展了索绪尔的理论，认为能指不仅仅是音响形象，任何通过我们感官可以把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都可以成为能指；而所指则依然采取索绪尔的定义，是符号使用主体内心的概念形象。这里所谓“我们感官可以把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就包括声音，颜色，触觉，味道，气味，形状等等。巴尔特举例说，一个男人抱着一束玫瑰花走向一个女人，这里的“一束玫瑰花”事实上就成了一个“能指”，它的“所指”是“浪漫，激情，示爱”。同样，“红”这种颜色也可以是一个能指，它的所指是“革命，热情，暴力”。在这里，“一束玫瑰花”和“红”都可以作为能指符号，但在别的场合里，比如“Rose”和“Red”是能指，而“玫瑰”和“红”是其所指。而这种场合才是索绪尔发明能指与所指这两个概念的本意。巴尔特把索绪尔的“所指”变成了“能指”，并且这种“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更加任意和自由（为什么玫瑰花代表浪漫，红代表革命？）。这就是巴尔特所谓的语言的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在第一系统里，能指与所指就是索绪尔的音响形象与概念的一一对应关系。而在第二系统中，第一系统里的所指变成了能指，成为了新的语言符号，这就是中国的汉字和麦茨的电影符号。事实上，索绪尔创见影响深远，除了对巴尔特和麦茨的理论构建的影响，还有对拉康心理学的影响和西方文论中的新批评的影响。这些西方思想家，根据自己研究的领域，赋予了能指和所指各种不同的涵义和解释，但也正是这种概念的混乱，导致我们国内学者在使用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概念时，也常常模糊不清，或者干脆按照自己的思路另讲一套。这是我们学术界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话语是西方的概念组成的，但意义和使用习惯却依然是我们自己随意使用的，这让其他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头疼不已，只能面对眼花缭乱的各种概念堆砌，而不明所以。希望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对中国现有的各种学术概念进行一番清理，正本清源，而不再各说各话。能指和所指是语言学上的一对概念，能指意为语言文字的声音，形象；所指则是语言的意义本身。按照语言学家或者哲学家们的划分，人们试图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叫所指，而语言实际传达出来的东西叫能指。传统的观点认为所指和能指是精确相对应的，因而符号通过与存在物的符合获得价值。而现在人们越来越发现，由于历史，学科和经验的不同，所指和能指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方式，我们说一句话，写下一句诗的同时，往往要以别的词汇或者句子作为参照，为了了解所指，我们总是要不断借助其他的能指，这样所指的意义便在这种不断借用其他能指的过程中被延宕，丰满，变异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语言符号看作是一个概念和一个有声意象（imageacoustigque）的统一体，有声意象又称能指（signifiant），概念又称所指（signifie）。在同一个符号系统中，能指和所指是统一的，符号的意义是固定的。而在禅宗看来，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第二性的东西，经书语言并非真正的实在，能指并非所指。禅宗因而认为“迷人从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觉”。人的手指指示了月亮，就像语言指示了语义。如果一味执着于语言本身探求语义，就像以手指为月体一样地落入谬误。《楞严经》的指月之喻表明语言相对于语义来说，只是一个指示而已，得月忘指，得意亦可离言，索绪尔把符号看作是能指（signifiant，signifier，也译施指）和所指（signifié，signified）的结合，所谓的能指，就是用以表示者，所谓的所指，就是被表示者。拿玫瑰花来说，玫瑰的形象是能指，爱是其所指，两者加起来，就构成了表达爱情的玫瑰符号。索绪尔把符号看作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和一般人对符号的用法是一致的：符号是用一个东西来指另一个东西。陈嘉映先生说，凡有所表征的，都可以称为‘符号'[4]，李幼蒸先生说，一般记号就是‘代表另一物的某物'[5]，这些说法大同小异。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