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关系原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哲学基础，将这二者相结合，才能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正确道路，高好革命和建设。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共性，又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体现出中国特色这一个性。“中国特色”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个性、特殊性；“社会主义”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性、普遍性。一方面，中国的情况不论多么特殊，也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共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一般只能在各国特色的个别中存在，我们要建设中国模式、中国就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所有制方面，我们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存；在分配形式方面，我们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存；在政治上，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同事物的矛盾，具有不同的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事物矛盾的双方各有其特点。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正是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或者叫做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具体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这一科学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为什么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违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科学方法的危害：势必造成“教条主义”、“一刀切”“一风吹”。我们应做到：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对于正确认识事物，学会科学的工作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哲学依据。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鲜明地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的矛盾、同一矛盾的不同阶段、每一个矛盾都有其独有的特点。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一种辩证的关系：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相互区别的，有着各自的内容，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结的，任何现实的事物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个性和共性的有机统一而且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的哲学基础，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哲学依据。”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变化将更加剧烈而深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因此，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实际和时代发展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新境界，是我们共同的任务。唯物辩证法中，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对立和同一及其关系的哲学范畴，斗争性和同一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的统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2的一种联系和趋势。具体表现为：第一，矛盾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矛盾双方各自以对方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互为媒介，相互依存，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第二，矛盾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贯通性，矛盾双方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存在相互渗透的渠道和桥梁，相互转化的趋势和可能。矛盾的对立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的属性，体现着双方相互分离的倾向和趋势。和谐社会模式是针对发展中出现的这一现实问题而形成的。它是正视问题，全面、冷静和深入思考的结果，是在前人实践和理论基础上达成经验和建构统一的结果。从建构的角度看，它深入思考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从理论上回归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秩序原点。从经验的角度看，它系统地纠正了一些干部、一些地方在实践中只讲数量不讲质量、只要政绩忽视民生、只顾经济忽略社会的政策与经验偏颇。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努力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它要求人们彻底放弃以往种种以偏概全的陈旧观念，要求人们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角度出发综合、系统、全面地思考问题、制定政策并贯彻到实践中去。这就把握到了导致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思想根源，去除了致使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认识和方法问题。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社会问题却突出了？市场经济确立和发展破除了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瓶颈制约，原来被生产力不发达所掩盖的各领域不成熟不发达的现状充分暴露了，原来被高度集权、政治统制一切的领域合一状态所压制的社会问题开始恢复到它原来的面貌了。发展中出现的所有社会问题不能归罪于发展本身，而是要从我们既有的社会生活各领域都还不够发达的现状去寻找原因。在这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体制又进一步正确地还原了产生发展不协调和社会问题的客观根源。第一，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是邓小平理论破题的标志，它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正像毛泽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破题的标志一样；邓小平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破题的标志。这是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之理论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是核心内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众多任务和内容中，只有在这个中心任务和核心内容方面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才能够称得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破题了。而邓小平同志创立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就在这个中心任务和核心内容上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之上才会成为可能；那么，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争共存的当代，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有可能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相对优势，才就生存、发展并最终站稳脚跟。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现实中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尤其需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是这一理论破题的最根本的标志。在中国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其他道路能够引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它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必将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新的探索过程。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上，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作比较，我们还会发现它们的模式是不尽相同的。如果说，第一次飞跃的模式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在第二次飞跃中，由于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原理，特别是实现现代化必须搞市场经济的这一普遍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中还没有形成，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总结和提炼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现代化的普遍原理。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依据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各个个别国家现代化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了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然后又把这种一般规律运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从而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显然，这是对第一次飞跃的模式的创造性发展和更新，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我们党称这种新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新模式涵盖包容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同时又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最新实践、最新探索。第三,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振兴提供了重大的历史契机。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形成了一种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简单化理解，同时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将很快消灭商品经济的看法不无关系。这种传统观念不仅使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态势，而且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停滞。这种理论的停滞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指导实践的功能。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极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大发展。这种突破不是细枝末节的突破，这种发展也不是个别结论的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基本框架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以此为契机，马克思主义获得了重新振兴的巨大历史推动力量。在当代世界，以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突破口，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在重新集结，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正在酝酿着更大的突破。4以往，人们对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认识不够自觉和深入，找不到正确的解决方法，实际是在主观上假定了除经济不发达以外，我国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不存在什么大问题。这种假定事实上助长了政策偏颇，加剧了社会不和谐。所以，虽然发展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始终是形成于发展过程当中，但它们一直与我们尚未能够在建构层面彻底打破某些传统的理论教条有关系，与我们未能在经验中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有关系。经验与建构调适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它们的再调适来最终解决。这正是致力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人们所要努力做到的。现在，我们必须分清楚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任务，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有这样那样的思维定势。许多人曾有过革命万能思维，曾有过或现在仍有市场万能思维。现在又有人以为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固然必要，但也要看到，瓶颈释放本身不成其为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它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从整体上推动社会发展。如果不同时付诸聚精会神的建设和扎扎实实的积累，瓶颈释放就变成了简单的体制置换，它并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思维趋向不能把握到问题的内里：政治问题要通过长期、渐进的建设性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的互动调适来解决，经济问题需要按照经济规律结合政府理性调控来解决，文化问题则应本着文化事业自身发展的规律去解决。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社会仍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部社会生活领域现代化和制度化程度都不高的社会，这是以往瓶颈制约的结果，只有建设和积累才能最终打破这些瓶颈，只有经验与建构有机的结合与调适才能从根本上有益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才能最有效地推进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注意中国的特点。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穷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即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