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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犯罪与刑罚》贝卡里亚是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他所提出的罪刑法定、罪刑相称、刑罚人道主义原则成为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他所主张的客观主义的犯罪论、双重预防的刑罚目的观和实现刑罚有效的刑罚及时性、公开性、确定性原则以及他所倡导的死刑废除论对后世刑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贝卡里亚的犯罪观(一)经济上的不平等是犯罪的原因。贝卡里亚认为犯罪的根源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人们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行为人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必然犯罪。从贝卡里亚对盗贼和杀人犯及其行为的推论的描述中可得到充分说明。“我应该遵守的算是些什么法律呀!它在我和富人之间设置了一条鸿沟,富人对我一毛不拔,反倒找借口让我尝受他所没有尝过的痛苦。这是谁定的法律?是富人和权势者。他们对于穷的阴陋的茅舍从来不屑一顾,他们眼看着儿童们在饥饿中哭嚎,妇女们在伤心落泪,却连一块发了霉的面包也不肯拿出来。我们要斩断这些给多数人造成灾难并为少数懒惰的暴君服务的绳索!我们要向不平等的根源开战!……”(二)犯罪是对社会契约的违反。贝卡里亚接受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犯罪”是社会契约即法律的产物,罪是国家的法律所要惩罚的不服从。贝卡里亚指出:“人们牺牲一部分自由是为了平安无忧的享受剩下的那一份自由,为了切身利益而牺牲的这一份份自由总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国家的君权,君主就是这份份自由的合法保存者和管理者,但是,实行这种保管还不够,还必须保护它不受每个私人的侵犯,这些个人不但试图从中夺回自己的那份自由,还极力想霸占别人的那份自由,需要有些易感触的力量来阻止个人专横的心灵,把社会的法律重新沦入古时的混乱之中。这种易感触力量就是对触犯法律者规定的刑罚。”又指出:“法律只是社会契约的复仇者,而不是行为内在恶意的复仇者。”(三)衡量犯罪的标准是它对社会的客观危害性。贝卡里亚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同时,主张量刑也应根据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来决定。刑罚的轻重应以行为对社会危害的大小标准来确定。首先,贝卡里亚批判了以犯罪时所怀意图作为衡量犯罪标准的观点,他说:“这种标尺所依据的只是对客观现象的以使印象和头脑中的事先意念,而这些东西随着思想、欲望和环境的迅速发展,在大家和每个人身上都各不相同。”其次,贝卡里亚批判用被害人的身份来衡量犯罪严重性的观点。最后,贝卡里亚认为罪孽的轻重程度也不是衡量犯罪的标准。二、贝卡里亚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刑罚人道主义主张(一)罪刑法定原则。贝卡里亚极力反对封建社会的罪行擅断主义,主张罪刑法定。他认为,第一,在立法上,“只有法律才能规定犯罪与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第二,在司法上,贝卡里亚指出:“任何司法官员都不能自命公正地对该社会的另一成员科处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代表社会的君主只能制定约束一切成员的普遍性法律,但不能判定某个人是否触犯了社会契约。……需要一个判定事实真相的第三者。”这就是说,立法者要和司法者分开,必须有独立的司法官员对具体事实做出判决。第三,在法律的解释上,贝卡里亚认为:“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在不同的时间里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因而,法律的精神可能会取决于一个法定的逻辑推理是否良好。对法律的领会如何,取决于他感情的冲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的命运经常因法庭的更换而变化……。相同的罪行在同一法庭上,由于时间不同而受到不同的惩罚。原因是人们得到的不是持久稳定的而是飘忽不定的法律解释。自由解释……正是擅断和徇私的源泉。当一部分法典制定后,就应逐字遵守,法官的唯一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贝卡里亚认为法官只是法律的执行者,其自身并不应该去行使自由裁量权,这种观点有其局限性,但在当时却对于抵制法官擅断起着重大意义。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这种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免过于极端,是矫枉过正,但在贝卡里亚看来却是罪行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第四,法律用语应当明确、通俗,法律条文必须公之于众。“只有了解和掌握神圣法典的人越多,犯罪就越少,因为,对刑罚的无知和刑罚的捉摸不定,无疑会帮助欲望强词夺理。”第五,犯罪有严格的法律界定。他指出:“有些犯罪直接毁伤社会或社会的代表,有些犯罪从生命、财产或名誉上侵犯公民的个人安全,还有些犯罪则属于同公共利益要求每个公民应做和不应做的事情相违背的行为。”“任何不包含在上述限度之内的行为,都不能被认为是犯罪。”(二)罪刑相均衡原则。贝卡里亚认为刑罚的本质就是痛苦,它之所以施加于犯罪人身上,是为了防止可能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认为确定刑罚量,既要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又不能剥夺或限制公民更多的自由目的。他说:“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对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罪刑对称”是贝卡里亚刑事政策思想的核心,他提出应当建立一个由一系列犯罪行为构成的阶梯,它的最高一级就是那些直接毁灭社会的最严重的犯罪,它的最低一级是最轻微的犯罪,在这两级之间是一系列的犯罪行为,它们沿着这无形的阶梯,由高到底顺序排列,与这个由犯罪行为构成的阶梯相对应的是一个由最强到最弱的刑罚阶梯,这是贝卡里亚的刑罚与犯罪的对称,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危害的大小相适应。他主张建立犯罪的阶梯和刑罚的阶梯,有了这两个阶梯,就可以对危害较重的犯罪处以较重的刑罚,对危害较轻的犯罪处以较轻的刑罚,实现“罪与刑的对称。”他说:“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地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去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了。”第二层含义是指特定的刑罚的种类与特定的犯罪相适应。刑罚所剥夺的利益应当是犯罪所追求或侵害的利益。完善的刑罚体系应当针对犯罪所追求的不同利益设置不同的刑种。“刑罚应尽量符合犯罪的本性……这种相似性特别不利于人们把犯罪动机同刑罚的报应进行对比,当诱人侵犯法律的观念竭力追逐某一目标时,这种相似性能改变人的心灵,并把它引向相反的目标。”第三层含义是指刑罚也应在实施刑罚的方式上与犯罪相适应。贝卡里亚认为“刑罚不但应该从强度上与犯罪相对称,也应从实施刑罚的方式上与犯罪相对称。”刑罚是因犯罪行为而带给犯罪人的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正是通过犯罪人的“肉体感受性来抑制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目的,因而必须注意刑罚方式.“推迟刑罚尽管也会给人以惩罚犯罪的印象,然而,它造成的印象不像是惩罚,倒像是表演。”(三)刑罚人道主义原则。贝卡里亚反对一切酷刑,他认为只要刑罚的惩罚后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收到了它的效果。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多余的,因而也是野蛮的。他指出:“严刑峻罚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犯罪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罚的残酷性造成两个预防犯罪的宗旨相违背的有害结果。第一,不容易使犯罪与刑罚之间保持实质的对应关系。……第二,严酷的刑罚会造成犯罪不受处罚的情况。”。贝卡里亚同时又指出一个国家的刑罚轻重应与其国当时的状况相适应,“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予那些僵硬心灵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为了打到一头狂暴地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使用闪击。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贝卡里亚猛烈抨击了刑讯,揭露了刑讯的恶果。他认为刑讯这种方法能保证使身体强壮、能抵御严刑的被告获释,但却使身心羸弱的无辜者在捶楚之下蒙冤含恨。他说:“刑讯的结局正体现着个人气质和算计的状况。因此,一位数学家大概会比一位法官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更好。他根据一个无辜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计算出会使认罪的痛苦量。”同时他又否定了刑讯存在的必要性,“如果犯罪是肯定的,对他只能适用法律所规定的刑罚,而没有必要折磨他,因为,他交待与否已经无所谓了。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三、贝卡里亚的死刑观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曾强烈抨击死刑,斥责死刑是残酷的,非人道的和不公正的、无依据的,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认为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难说是有益和公正的。人们也没有足够借口来杀死自己的同类,其死刑观可以称为是在法制社会里彻底废除死刑。其主要观点为:第一,死刑违背了社会成员的社会契约。每个人以社会契约交给公共机构的权利是非常的、不得已的和尽可能少的,绝不是无限的和全部的,不可能把处分生命的大权交出来,按贝氏的看法,生命权是一种天赋的特殊权利,作为个人无权自由处分,包括无权自杀,那么,死刑的出现,属于权力被滥用和侵犯。其观点的基础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的渊源。第二,不能证实死刑有最大的威慑力。贝卡里亚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了死刑及自由刑实施给犯罪人与社会成员带来的心理效应,认为短暂的心理压力不如长期、持续的心理压迫。死刑是短暂的,给社会公众的心理影响也是短暂的,并会很快被人淡忘。“如果把罪犯变成劳役犯,让他用自己的劳苦来补偿他所侵犯的社会,那么,这种丧失自由的鉴戒是长久的和痛苦的,这乃是制止犯罪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这种行之有效的约束经常提醒我们:如果我犯了这样的罪恶,也将陷入这漫长的苦难中,因而,同人们总感到扑朔迷离的死亡观念相比,它更具有力量。”第三,贝卡里亚还认为死刑会引起人们对受刑者的怜悯,扭曲人们对违法者的义愤,拒绝对法律的敬畏,“在大部分人的眼里,死刑已变成一场表演,而且,某些人对它怀有一种忿忿不平的怜悯感。”贝卡里亚这种观点有力地反击了报应性主义者所提出的民众对被处以死刑犯人所持有的“嗜血本性”。第四,死刑是一种残酷的样板,会毒化心灵。认为:“杀人被说成是一种可怕的滔天大罪,我们却看到有人在心安理得地实施它。这一事例我们受益非浅。过去,我们根据一些描述把暴力致死看作一种可怕的场面,然而,现在我们却把它看作是一瞬间的事情。”死刑成为一种诱发人们变得更加残暴嗜血的教具。第五,死刑的错误无法得到纠正。认为其它刑种有可能挽回错误,弥补损失,救济犯罪人,但是死刑无法补救,而在一个客观的条件下,死刑的错误判决是不可能绝对避免的,所以,死刑将使这种不可能避免的错判无法更改,那么,死刑是应该废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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