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概论-第三讲-中国奴隶社会设计

2.2奴隶制社会时期的设计夏代（公元前21一前16世纪）开始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商代（公元前16一前11世纪）和西周（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6年）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与鼎盛时期，春秋时期（公元前776一前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一前221年）是奴隶社会逐步崩溃和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整个奴隶制时代，也是青铜器的设计制造最繁盛的时代，故又称青铜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是以大量使用青铜生产工具、兵器和青铜礼器为其基本特征的。青铜器设计，是我们的祖先继彩陶和黑陶以后，在产品设计领域的又一伟大创造。实用功能的设计，是青铜器设计不可或缺的方面。按照器物的用途和性质归类，青铜器可以分为礼器、农具、工具、兵器、烹饪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和杂器等，各类器物都遵循实用的原则进行设计。青铜，是指红铜与锡、铅等化学元素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而得名。青铜器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已经被制造出来，之后中国经历了长达十六个世纪的青铜时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制品是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单范铸造的青铜刀，装饰较少，反映出远古先民纯朴的审美意识。夏代青铜器中已有了象征身份等级的礼器，与礼制的政治制度相呼应。商代青铜器发展到鼎盛，大型器物迭见，花纹繁缛精致，并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西周时期青铜器与礼制的结合更加紧密，冶铸技术日趋成熟，出现了长篇铭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春秋战国青铜器一改过去的设计，风格纤巧、清新，普遍采用更高水平的制作工艺，极富地方性和生活色彩。秦代以后礼器比重大减，钱币、度量衡和铜镜经过更新、创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青铜器的主流。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艺一直保持着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水平。奴隶社会以残酷的阶级统治为基本特征。青铜器的设计都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无论是青铜器的造型设计还是装饰设计，都必然体现着奴隶主阶级独特的意志，满足他们独特的需要。商周青铜器中的大部分日常器具，都更多地作为礼器而存在，常被应用于祭祀、宴会和人葬等礼仪场合。它们通常以抽象和半抽象的动物纹样为主要装饰。最突出的是饕餮纹，又称兽面纹，采用抽象和夸张的手法，造成狰狞恐怖的视觉效果，充分体现着奴隶社会的精神意义。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例如鼎，本来是饮食器，在奴隶社会却演变为权力的象征，被当作“明尊卑、别上下”，体现等级差别的礼器，其象征功能已远远超越了原来的实用功能，只有奴隶主阶级才有支配它的权力。这一类礼器的设计，大都造型威严，纹饰丰富，制作精美。商代后期的司母戊方鼎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达850多公斤，雄伟高大，并饰有饕餮纹和夔纹，是目前所见世界上最大的青铜铸鼎。夏晚期网格纹鼎素面爵鼎商晚期，口径19.7cm，高23.2cm。商兽面纹鬲小立耳，三袋状锥足。颈、腹饰兽面纹、雷纹。食器鸟纹鼎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小立耳，方唇，深腹，圜底，三柱足。口沿下饰一周回顾式鸟纹，器形厚重，花纹精细，具有晚商铜鼎的典型作风。黄簋(音轨)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簋是盛放煮熟的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它出现于商代早期，但数量较少。商代晚期，饪食礼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鼎簋之属均有增加。这件簋的造型采用当时流行的无耳簋式样，侈口，束颈，鼓腹，圈足外撇。颈饰3兽首，颈、腹、足各饰蕉叶纹、鸟纹、乳钉纹，精细秀美，腹内底铸1字铭文。四羊方樽（商代）通高58.3厘米,1938年湖南省宁乡县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素身铜爵商晚期，高7.8cm。蝉纹壶商，公元前12-前11世纪，高30.2厘米，美国圣弗朗西斯科亚洲艺术博物馆藏。c兽形觥商，公元前12-前11世纪，高42.5厘米。美国圣弗朗西斯科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虎食人卣(音有)商代，通高35.7厘米，相传出土于湖南省安化、宁乡交界处，现藏日本泉屋博物馆。甗（音“演”）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中期－公元前10世纪中期）北京房山琉璃河253号墓出土高41.5厘米径25.7厘米，重5.5公斤甗，流行于商至汉代，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音“赠”），甑底是一有穿孔的箅（音“必”），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鬲（音“力”），用以煮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除实用外，西周末春秋初，甗还是礼器，与鼎、簋、豆、壶、盘等组成成套随葬品。这件甗是甗鬲连体式，侈口深腹，一对绹索状立耳，束腰内有一半圆形环，连接桃形箅，箅上有五个十字型空；鬲部分档，三足下部呈柱状。甗口沿下部饰羽脊兽面纹带，鬲腹饰牛角兽面纹。腹内壁铸有铭文“王※于成周，王赐圉贝，用作宝彝”。意思是周王在成周（今洛阳）举行※礼（祈福、祈丰收的宗教仪式），赐贵族“圉”贝币，圉铸甗为念。西周班簋（音“轨”）盛放煮熟的黍（黄米）、稷（谷子）、稻等饭食的器具。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在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周礼》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与王朝卿士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通高22.5厘米、口径25.7厘米、腹深12.5厘米，重9.3公斤。口微敛，卷唇，鼓腹，低圈足，腹部置四个兽首耳，耳下勾状珥前延伸出象鼻形足，将簋体悬起。颈部饰以涡纹，界以弦纹，腹部以阳线构成四组兽面纹。器内底铸有铭文20行共198个字，为西周时期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器。散氏盘应为西周晚期出品，是台北故宫镇馆藏品之一。它最引人注意的是盘内共三百五十七字的铭文，记载了西周时散国和邻国解决土地纠纷的协议。鸟纹卣西周时期，公元前11-前771年，通高35.7厘米，1927年陕西宝鸡戴家沟出土，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西周夔纹钟夔纹簋鸟纹大钟西周晚期蟠螭纹春秋鼎三角云雷纹高足豆专备盛放腌菜、肉酱等的器皿。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同名陶器，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时。使用时，豆也常以偶数出现，按尊卑长幼，亦有数量多少之分。豆上部呈圆盘状，盘下有柄，柄下有圈足。此豆的器盖翻转过来便成了高足盘。这种细长柄、圆盖上有三足的铜豆是燕文化特有的造型。战国中期（公元前375年--公元前276年）北京怀柔出土高49.2厘米径16.8厘米。蟠龙方壶春秋中期，最宽腹38cm，总高0.3cm，耳宽14cm，底径30×24cm，外36×31.5cm，内19.8×14cm。兽首耳有环蟠龙方壶公元前6-5世纪，高86.6厘米。铜禁春秋时期,1978年至1979年于河南省淅川县下寺出土。高28厘米，长107厘米，宽47厘米。古代安放酒器的案形器，大约始于西周早期，至迟到春秋中晚期仍未被淘汰。此为长方体，禁的中心为平整光亮的素面，禁的四边和四个侧面饰多层立体透雕云纹，器下有十个昂首前行的虎形器足。禁面四侧等距离地攀附着12条龙头怪兽，头均向禁面，呈现群龙拱卫的壮观场面。这是一件镂空透雕、浮雕和立雕状附加饰物完美结合的青铜工艺品。铜禁四周攀附龙头怪兽，框边纹饰结构均为多层云纹，表层纹饰与内部多层铜梗构成复杂的空间立体镂空装饰，层次丰富，花纹精细，精确度也极高，应该是使用失蜡法铸造的。现藏于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兽带纹鼎战国，,口径34cm,高32.5cm。由于商代的统治者尊神重鬼，崇拜祖先，青铜礼器的设计充满了神秘和威慑的色彩。西周早期承袭了商代的风格，中期以后，设计风格开始反映周代统治者“礼治”的需要，神秘色彩淡化，造型有了固定的规格，纹饰趋向简化，多采用富有秩序感和韵律感的窃曲纹，有的还有很长的铭文。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衰落和崩溃，青铜器逐渐失去它原来主要作为礼器的作用，而成为统治阶级日常享用的生活用具，造型设计由原来的厚重威严转变为轻灵奇巧，纹饰设计手法由抽象趋向写实，纹饰内容由神秘变得易于理解，出现了宴乐、射猎、战争等新的纹饰题材，加之铸造与装饰新技术的应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设计呈现出清新自由、繁缛精美的风格。出土于河南新郑的春秋中期莲鹤方壶，堪称这一时期杰出的代表。壶高122厘米，腹部配饰一对龙形双耳，圈足下伏有咋舌双兽，壶盖顶部饰有双层莲花瓣，中间立一仙鹤正振翅欲飞，引吭鸣叫，恰好体现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时代精神。冰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设计意图的实现，离不开高水平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在我国最早一本关于工艺的专著《考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熔铜的火度，以及各种不同的铜锡配方比例，以制造各种不同用途的器物。《苟子》中所说的“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正是青铜器设计制作技术的小结。青铜器的铸造，最早是浑铸法，即器体、耳、足等附件均一次铸成，造型单纯质朴，变化不多。以后是分铸法，即器体单铸，耳、足等附件另铸，再与器体嵌铸成一体并加以焊接，造型更加丰富。春秋战国以后，发明了失蜡法，也称蜡模法。它是用蜡代替泥土来制造模型，然后在模型内外敷泥，成为泥范，再焙为陶范，最后再浇入铜熔液进行铸造，蜡则熔化流失。蜡模比起泥模，可以进一步精雕细刻，所以用失蜡法制造的铜器，层次丰富，精巧细致，具有特殊的立体装饰效果。中国古代奴隶工匠设计制造的青铜礼器，被认为是“可以与任何时代、任何地区所制造的最为动人的杰作相媲美的作品”。作为中国奴隶社会设计的杰出代表，它以鲜明的民族与时代特色，卓越的设计意匠和完美的铸造技术，在世界古代设计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汉代，长信宫灯由于大量奴隶劳动和青铜工具的使用，奴隶社会时期建筑得到很大的发展，以夯土墙和木构架为主体的建筑已初步形成。夯土技术萌芽于新石器时代，至商朝时已经很成熟。商代后期驱使大量奴隶为奴隶主建造大型的宫殿、宗庙和陵墓，说明当时已能建造规模较大的木构架建筑。原来简单的木构架，经过商周以来不断地改进，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同时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院落群体组合。西周时期设计发明了瓦，春秋时期出现了质地坚硬的砖，从而结束了建筑“茅茨土阶”的简陋状态。春秋时期的建筑已采用了彩绘、雕刻等装饰手法，建筑设计已开始从纯实用逐渐转向兼有审美装饰的追求。春秋战国时期的统治者营建了许多以宫室为中心的大小城市，宫室多建在高大的夯土台上，瓦屋彩绘，装饰华丽。除了居住国君的“城”以外，还有居住贵族和普通国民的“郭”，城市布局已经有了一定的规划考虑。《考工记》中记载有周朝都城规划制度。西周岐山宫殿是中国已知最早最完整的四合院,已有相当成熟的布局水平。堂是构图主体,最大,进深达6米,堂前院落也最大,其他房屋进深一般只达到它的一半或稍多,院落也小,室内和院落一般都有合宜的平面关系和比例。室内外空间通过廊作为过渡联系起来。各空间和体量有较成熟的大小、虚实、开敞与封闭及方位的对比关系。这种四合院式的建筑形式，规整对称,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具有统率全局的作用,使全体具有明显的有机整体性,体现一种庄重严谨的性格。院落又给人以安定平和的感受；春秋战国中山王陵五座享堂都是三层夯土台心的高台建筑，最中一座下面又多一层高1米多的台基，体制最崇，从地面算起，总高可有20米以上。封土后侧有四座小院。整组建筑规模宏伟，均齐对称，以中轴线上最高的王堂为构图中心，后堂及夫人堂依次降低，使得中心突出，主次更加分明。进入夏、商、周以后，丝织物的品种大为增加，有缯、帛、素、练、纨、缟、纱、绢、绮、罗和锦等多种不同的品种和名称。商代的丝织物已经有斜纹、花纹等一些复杂纹样。古文献记载商代的锦绮和绫纨已经相当华丽。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精美的刺绣丝织品。西周时，缫丝、织帛、种麻、采葛、织绸和染色等染织工艺已经有了专门的分工。《诗经》中有不少表现妇女从事这类工作的民歌民谣，《考工记》中记载了缫丝、漂白、晾丝和染色的科学方法。有了精美的织物，人们的服饰也丰富起来，然而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衣冠服饰成为统治阶级“分尊卑、别贵贱”，“严内外、辨亲疏”的工具，服饰设计，无论是冠冕、衫襦、裙裳、袜履，还是服式、服色、饰品以及服装的质料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到了周代，形成了严格的章服制度，所谓“人物相丽，贵贱有章”。以后历代王朝的章服制度均依此制定，有增有减，一直延用到封建社会末期。从出土的石雕、玉器及陶塑的人像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