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王文彦)课后答案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王文彦、蔡明主编编委：王立英、王新惠、李敬平、王振彦、任灵华高等教育出版社序言:“语文课程与教学格”学科初探第一章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任务和研究对象1、什么是课程？什么是教学？课程：是为各级各类学校实现教育目标而规定的教学科目及它的目的、内容、范围、分量和进程的总和，包括为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而营造的学校环境的全部内容。当代教育学认为：教学是教师引起、维持、促进学生学习的全部行为方式。其中包括呈示、对话、辅导等主要行为方式和激发动机、课堂管理、交流、期望等辅助行为方式两大类。2、课程与教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课程(论)和教学(论)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具有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3、语文教学现象包括哪些方面或层面？语文教学现象表现为三个方面或层面:一是环境性的，如教室及其结构、教学设备及其结构、校园各部分及其结构、校风班风等；二是活动性的，如语文课堂教学及其结构、实践活动及其结构、校内外教学见习和实习及其结构、个别教学及其结构等；三是关系性的，如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教材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关系，教学与文化结构的关系，教学过程与教学结果之间的关系等。4、语文课程现象包括哪些方面或层面?语文课程现象表现为三个方面或层面：一是物质性的，如语文教学计划、语文课程标准、语文教学材料、语文补充资料、视听语文教学材料、电子语文教学材料等等；二是活动性的，如语文课程与语文教学规划、语文课程与教学实施、语文课程与语文教学评价、语文课程与语文教学研制活动;下是关系性的，如语文内容选择与教育目的的关系、内容组织与文化结构以及学生发展的关系、语文课程研制与语文课程产品之间的关系，等等。第二章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发展演变1、简介“五经”、“四书”和“三、百、千、千”。“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的合称(加上失传的《乐经》，也称“‘六经”)。我国古代流传的最著名的蒙学读物，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主要作用是集中识字。2、中国古代识字教学的经验有哪些?识字教学的经验主要有5条:（1）集中识字，为读写打基础汉字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特点，决定了集中识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集中识字阶段的识字量以2仪刃个左右为宜，而‘’三、百、千”花本书合起来，单字在2仪犯字左右，刚好达到初级阅读所需的基本识字量。这个阶段主要是字形、字音教学，也进行适当的写字练习。字义教学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以后结合阅读教学进行巩固，并逐步加深和扩大。（2）使用韵语和对偶，便于朗读、记诵韵语和对偶的使用符合汉字和汉语的特点，“识字教学使用整齐的韵语，或者使用对偶，或者二者并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因为，使用整齐的韵语，“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兴趣，又容易记忆”，使用对偶“从声音上说，和谐顺畅，读来上口，听来悦耳。从内容上说，或者连类而及，或者同类相比，或者义反相衬，给人的印象特别鲜明突出，容易联想，容易记忆”。（3）正确处理“文”与“道”的关系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教育内容，以孝梯为伦理道德基础的教育，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识字教学中也得到了体现。如《三字经》中就有这样的内容:“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1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二字经》选作儿童道德丛书之一。②（4）联系日常生活中国古代识字教学的内容注意与日常生活相联系。明人吕坤在《社学要略》中介绍说:’‘初人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习见闻”、“便日用”、“有义理”，足见“三、百、千”等蒙学识字教材的内容与日常生活联系密切，这也是“三、百、千、千”等蒙学读物流传于世，成为“恒用之书”的重要原因。（5）激发儿童的兴趣儿童喜爱听故事，喜爱看图画，喜爱大声朗诵。适应儿童的这些特点，古代蒙学识字教材中大都编人简短的故事、浅显的诗歌，有时还配以插图，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例如蒙学读物中的孔融让梨、磨柞作针、击瓮出儿等故事。明清时期蒙学的“歌诗”课程，不仅能教学识字，而且能陶冶情操、培养情趣、树立志向，促进智力和语言发展。3、中国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有哪四大弊端?中国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存在着三大问题和四大弊端。(一)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三大间题（1）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问题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儒家思想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例如《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语文教育成了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工具。科举取士制度推行以后，全国士子趋向科举，语文教育逐渐变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2）教学内容问题教学内容陈旧片而，主要为识字、读古文、作古文，把古人作为学习的楷模，把古文作为学习的最高境界，窒息了青年的思维能力、想像能力和革新创造精神，引导人们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3）教学方法间题教学方法死板、单一，只重整体感知，缺乏分析认识;只强调求同思维、单向思维，忽视求异思维、发散思维;只尊重维护作者权威，无视读者理解的主动性、创造性;只听任学生在一条暗胡同里摸索，缺乏系统的读写理论指导，等等。(二)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四大弊端（1）脱离语言实际主要是脱离口头语言实际，不重视听话能力和说话能力的训练。我国古代作为书面语言的文言文，两汉之后就基本定型了，很少变化;而口头语言则是一刻不停地发展着，变化着。所以二者的距离越拉越大。（2）脱离应用实际读、写大都与日常生活和实际应用无关。读书皓首穷经，苦练八股，只为功名。这也使儿童视学舍如图圈，视师长如寇仇。元代虞韶编的《日记故事》中有一则师生矛盾的故事：许衡年七八岁，受学乡师，书过目辄不忘。一日，问于师曰:‘读书欲何为?’师曰:‘应科第耳。’复曰:‘如斯而已乎?’师大奇之，谓其父日:‘此儿颖悟非常，他日必有大过人者，不能为之师矣。’固辞而去。（3）忽视文学教育基础教育并不是要把多数人培养成文学家，但要使人人都具有理解文学和欣赏文学的能力。这就要进行必要的文学知识和文学鉴赏的教育。这是语文教育的整体目标—培养听说读写能力和高尚的思想情操的一部分，在语文美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传统语文教育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欠缺的。（4）忽视知识教育我国有起源很早很发达的文字学、训话学知识，但始终没有建立起适宜于语文教学的知识体系。例如文章教育，曾经总结出一个“起一承一转一合”带有点规律性的模式，但很快就变成了僵死的八股文程式。人们反对八股，但又建立不起规范，就只能用“文无定法们来抵制规律性的知识，其实是很无力的。这使得培养和提高读写能力的训练实际上成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4、简介“关于《红领巾》教学”。“关于(红领巾》教学”的讨论(1953一1956)1953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在教育实习中举行了一次语文教学观摩课，当时在该校指导工作的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教授也应邀参加。教材是当时初中语文课本中的一篇小说《红领巾》，教法是当时盛行的讲述法，也采用了正在学习运用的凯洛夫的“五个环节”教学结构。课堂教学的基本情况是，不满7页的一篇课文，用了4个小时尚未教完，估计还需2小时；每课时45分钟，教师的讲述都在40分钟以上，学生的活动不足5分钟。普希金教授针对这种情况作了长篇发言，其中肯定了一些优点，但基本持否定态度。指出的主要问题是“把课文逐字逐句地咀嚼得像粥一样烂，然后喂到学生嘴里……教师过高的积极性，使学生的思维处在睡眠状态中。”并且提出：“组成语文课的因素是：①朗读，②复述，③分析课文……分析课文也应让学生做，教师子以启发、引导、补允和提高。”课后，中文系的学生依据普希金的意见对《红领巾》重新进行教学设计，于5月27日在师大女附中再次试教，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评价。同年7月，《人民教育》发表了叶苍岑教授的《从红领巾的教学淡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文中详细介绍了普希金的意见和中文系学生试教的经过。该刊同时发表题为《稳步地改进我们的语文教学》的短评，指出：“普希金给我们指出了改进语文教学的方向，师大中文系同学已经“打了第一炮”。随之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热潮，被称为“关于(红领巾》教学”的讨沦。“关于《红领巾》教学”的讨论对语文教学改革的推动作用主要有两方面:（1）推动了教学方法改革比较彻底地改变了由文言文教学法沿袭而来的教师讲、学生听的僵化局面，使语文教学特别是现代文教学有了生动活泼的局面。《红领巾》的教学核心是启发式与谈话法，即教师从学生和教材实际出发，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通过师生淡话引导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这是对现代文教学的深入研究，同时也促进了语文教学的整体改革。（2）建立了现代文教学模式在“五个环节”教学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语文教学特别是现代文教学的基本模式：①题解，介绍作者、时代背景等；②讲解生字生词，学生质疑问难等；③分析课文，包括结构分析、人物形象分析、重点难点分析等；④总结主题思想；⑤研究写作特点。这对普通教师特别是经验较少的教师掌握教学常规、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有重要意义。但是，各地在学习“关于《红领巾》教学”的过程中，产生了形式主义的倾向。比如，把“讲课”变成了‘“问课”，导致了谈话法在语文教学中的滥用。还有，把任何一篇叙述性的课文都当成文学作品来教，导致了“鉴赏法”、“分析法”在语文教学中的滥用。5、简介《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1956-1958）为了避免语言、文学混合教学所产生的弊端，我国语文教育在1956年秋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教育部为此颁发了汉语与文学的两个教学大纲，并编写了初中汉语、初中文学与高中文学三套课本。教材的特点是知识性强，并讲求系统：《汉语》课本系统地讲授汉语知识，《文学课本》则强调纯文学和文学史系统。这套分科型教材明确规定了汉语和文学的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教材编排体系及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便于教师施教。但在实验过程中也暴露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文学课本分量太重、难度太大，对字、词、句等实际语言能力的训练重视不够：汉语课本内容呆板枯燥，术语概念较多，不能很好地学以致用；文学教学、汉语教学和作文教学如何配合的问题没有解决等。1958年该实验停止。这是我国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地对语文教学的科学化和系统化的探索。时间虽短，却为以后的语文教学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6、联系实际谈谈语文课程与教学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一)语文课程与教学思想的传承为什么占代语文课程与教学思想具有极强的传承性?很多人在思考这个问题。缺少“质变”的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思想的传承，是一种简单机械运动。人们习惯于从外部发现机械运动的原因。其实，“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①所以，我们不能总是把眼光盯在外部原因上，而要关注语文课程与教学思想自身，分析语文课程与教学自身的内部矛盾性。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弄清楚语文课程与教学思想传承的原因。就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目的来说，中国古代《礼记，大学》中规定得非常明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常听到这样的指责或批判:《大学》中指出的中国古代语文教学的目的，是要发扬光大统治者的道德，是要教化民众，使民众成为服从统治者的循规蹈矩的人，成为顺民。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大学》指出的教学目的，是要发扬光大美好的品德，使每个人都成为具有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的新人，最后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两种理解，就使“明明德”的教学目的有了质的不同。就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来说，“载道”是中国占代对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上的要求。这种要求其实己经确定了语文的人文性质和工具性质，已经接近当代语文的本质特性。但是，中国占代教育中的.‘载道”，显然载的是儒家道统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儒家政治信条，排斥除此之外的一切思想内容和社会信息，最终割断了语文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联系。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