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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金锁记》——黄金枷锁中的女性悲剧生平与创作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她的小说大多写的是上海没落淑女的传奇故事,她把自己的小说集也命名为《传奇》,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苍凉哀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张爱玲祖父张佩纶为清末著名大臣,祖母为李鸿章之女。至父母一代,家道完全败落。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则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3岁时随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个短暂的幸福童年。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给了她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洋化的。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不但勇敢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且与姑姑一起出洋留学,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了母爱之后,还要承受旧家庭的污浊。因此,张爱玲后来在文学创作中总是以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作为文化背景。天才儿童:6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开始小说创作。1927年,7岁的张爱玲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她又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张爱玲对色彩、音符和文字都极为敏感,她曾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张爱玲笔下的女人都是怕穷的。1929年(9岁)入小学,改名“张爱玲”。1931年秋,母亲将11岁的张爱玲送入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后,再次出洋。张爱玲也愿意住在学校,很少回家。家庭的不幸使得有家不能归的张爱玲把几乎所有的情感都投入到学习和写作中,曾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并时有习作(包括中文和英文)刊载于学校的校刊《凤藻》和校外的《国光》等报刊杂志。1937年夏天张爱玲毕业,母亲再次回国,向父亲提出让张爱玲留学英国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母借此与张爱玲发生冲突,父亲歇斯底里地将张爱玲禁闭在家中。张爱玲病在床上,多日无人照应,几乎丧命。1938年,考取伦敦大学,因为战事激烈无法前往。1939年秋,张爱玲得到改入香港大学文学系的机会。《西风》月刊发表其散文处女作《天才梦》。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香港大学停办,返回上海。后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又因国文不及格而未被录取。为了生活的自立,为《泰吾士报》和《20世纪》等英文杂志撰稿。1943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鸣惊人。自此一发而不可收,在两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她一生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封锁》、《倾城之恋》、《金锁记》、《琉璃瓦》、《年青的时候》、《花凋》、《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论写作》、《有女同车》、《自己的文章》、《私语》、《谈画》、《谈音乐》等。因此,1943年和1944年,是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年份。。1944年5月,著名翻译家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发表评论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同年8月和11月,相继出版了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与才子胡兰成举行了婚礼。抗战胜利后,因与汉奸胡兰成的关系而消沉,很少有作品问世。1947年,创作了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和《不了情》。1951年以梁京为笔名发表长篇小说《十八春》,在《亦报》上连载过小说《小艾》。1952年7月,离开上海,供职于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先后出版两部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1955年赴美国定居1957年,在台湾《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五四遗事》。1966年,将中篇旧作《金锁记》改写为长篇小说《怨女》。1969年,旧作《十八春》略作改动后易名为《半生缘》在台湾出版。1977年出版《红楼梦魇》,1981年出版《〈海上花列传〉评注》,1983年将“苏白”对话的《海上花列传》译为国语出版,后又译为英文。1994年,出版自传《对照记》。199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孤独地死于洛杉矶家中。《金锁记》一、简介曹七巧本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泼辣而富风情,却不幸被贪钱的兄嫂嫁到大户人家。因出身低微,倍受歧视与排挤,而自小瘫痪的丈夫,使曹七巧陷入情爱无法满足的痛苦之中,纵然她在夫死公亡后分得一份遗产,但是长期以来的种种压抑、煎熬与旧式大家庭气息的熏染,已使她人性扭曲,被黄金枷锁紧紧套住,只知一味敛财,了无亲情,甚至戕害儿媳,断送女儿的婚姻,不断寻求病态的发泄与报复,变得极其自私、乖戾又刻毒、残忍。作品极为精妙地地展现了曹七巧在物欲与情欲的驱使下,人性被践踏、受残害,最终灭绝的过程。《金锁记》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是张爱玲巅峰之作,体现了张爱玲的天赋。傅雷誉之为“文坛最美的收获”。夏志清称之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我从小就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曹七巧的形象曹七巧是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人,她所以到姜公馆嫁给一个残废人是为了钱,最后钱到手了,她却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人。作者通过对这一人物性格多侧面的描写,通过对这一人物畸形感情世界的揭示来塑造这一形象。曹七巧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阴鸷、毒辣。作品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刻画人物性格。。①妒:曹七巧由于出身卑贱,在姜公馆显得低人一等,这种自卑心理使她嫉妒所有的人。因为她残废的丈夫不能满足她的情欲,所以她就妒忌新婚的三奶奶得到了一位英俊、潇洒的丈夫,经常话里话外的使三奶奶兰仙难堪。她甚至忌妒儿子娶媳妇,经常对儿媳百般刁难。女儿和男友童世舫约会,回来她也是恶言相伤,以破坏别人的婚姻为满足。因为自己婚姻不幸,也见不得别人婚姻幸福。②泼:麻油店的生活也使她沾了不少下层女子的野气。分家时为了多争得点钱财就摆出“坐地泡”的架势,要死要活地哭喊欺负她们孤儿寡母要和人拼命。女儿三十岁终于找到人家订婚了。要办婚事了,她却对女儿破口大骂说人家图她的钱,骂女儿下贱,等不急了,不管猫狗都要急着嫁,使这桩婚事不欢而散。③毒:④悲:曹七巧无论多么泼辣、粗野,但她毕竟是女人,畸形的婚姻,对她毕竟是一种伤害,另外,在姜家她处处被人瞧不起,所以有时也不免悲从中来。当年图钱逼她嫁到姜家的哥嫂来看她,她嘴硬说她有钱不愁吃穿,用不着看,但最终却“熬不住那呜咽的声音,一声响似一声,憋了一上午的满腔幽恨,借着这因由尽情发泄了出来”。她不时回忆在麻油店做曹大姑娘的时候,伙计们追求她,和她逗趣的情景,虽然只是一闪念,却很微妙地传达了这个阴狠、泼辣的女人,内心深处的一点美好的情感。作者通过多侧面的描写,成功地塑造了在黄金的枷锁下,一个扭曲变形的女性的命运悲剧。曹七巧是一个有强烈的占有欲,疯狂的报复欲,但却空虚、孤独的可憎、可怜的旧式女子,这一形象血肉丰满,耐人寻味。曹七巧悲剧分析1、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曹七巧是“开麻油店”的女儿.做姑娘时,,喜欢她的人也不少,“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男人多少对她有的真心”。但是,女性的命运特别是“婚姻”不是自己所能“挑”的。为了钱财,兄长不管她情愿不情愿,就将她嫁给了“腻滞着死去的肉体的气味的”,“没有生命意义的”姜家二少爷。这是七巧性格走向扭曲的祸根,而封建的婚姻制度、封建礼教是其根源。2、畸形婚姻下的扭曲人性。a、尖酸刻薄——地位的低下,对自卑的反抗。曹七巧家并不算大家,她毕竟不是大家闺秀,与姜家并不算门当户对。她嫁给姜家二少爷时,只是一个姨奶奶,后出于实际情况,姜家老太太才决定将其“聘为正头奶奶”,教她“死心塌地的服侍”姜家二少爷。因为本质只是个“姨奶奶”,所以她在姜家没有“正头奶奶”应有的地位,处处被人瞧不起,就连伺候她的丫环“小双”都敢轻视她.正因为她在姜家生活中的人缘环境是如此的不如意,曹七巧形成了尖酸刻薄的性格。b、畸形性心理——情爱坟墓中的女人。情爱的缺失使曹七巧,的心理变得更加畸形,她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性格变得更加尖酸,刻薄.总觉得整个家庭中的事,都看不顺眼,整个屋子里的人都针对她.因而,在生活中,不管看到什么东西,听到什么话,遇到什么人,她都要主观臆断地评价,刻薄,尖酸地辱骂,成了一个典型的泼妇。脏话癖;偷窥癖;不伦之恋。虐待狂——伤害的转嫁,疯狂的报复。对儿子长白,女儿长安的爱情,婚姻过分地干预,,扼杀他们的幸福,典型的“虐待狂”。曹七巧是苦命的恶女人。社会和命运剥夺了她占有金钱、满足情欲的权利。这种欲望反而变得近于疯狂,并扭曲了她的心性,使她每每在抓向幸福的时候反而推开了它,也使她或不由自主或处心积虑的打杀儿女仅有的一点正常人的生活。3、黄金的枷锁——生命的物化——扼杀与自杀。对金钱的渴望;对金钱的保护;金钱对人的埋葬。曹七巧先是一个满心焦虑、到处讨好却反而到处讨嫌的碎嘴媳妇,然后是满心戒备、偏激多疑的守财寡妇,最后她成了连儿女的婚姻幸福都要妒忌,都要迫害的“恶毒妇”。像这样锁在金钱和情欲中的清醒的疯子,杀人又兼自杀,可怜而又可恶,这样的人性之恶,在中国文学中是少见的,触目惊心的。曹七巧悲剧原因探讨1、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强大压抑。女权主义批评家威海姆.瑞奇曾指出:“性别支配是当今文化中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它提供了最基本的权力概念。”曹七巧其实正是作为一件祭品,献给了一个象征男权中心文化的死人一般没有活气的肉体,畸形的婚姻使那个原先自由泼辣的麻油店的小姐从此陷入自卑、多疑、压抑的泥潭,逐渐被黄金的枷锁锁住,乃至反过来从子女身上进行变态的清算。这是男性压抑女性自然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造成曹七巧人性恶的客观原因。2、女性的物化七巧的物化是与金钱交易的结果。在男权社会中,男性牢牢攫住经济大权,为了起码的生存,女性被“金锁”锁住,“金钱婚姻”使七巧物化、俗化、非人化,这“金钱婚姻”在十里洋场文化的滋养下更加繁盛。当我国封建主义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租界这一特殊境地上浊流相汇、污泥掺杂时,东方伦理道德和传统婚姻观念在封建家长制中与资产阶级的铜臭、贪欲和极端的利已主义达到了“和谐”。人的心灵从而被蛀蚀、被毒化,在“存天理,灭人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中,七巧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她的兄长考虑的是家庭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不是她的爱情与幸福。七巧与姜二爷仅有的一点夫妇之爱,也只是客观的义务,是婚姻的附加物。这种物化还体现在压抑女性的自然本能。七巧牺牲夫妇生活去换取所谓的荣华富贵,在婚姻生活中她从未有过正常的性的满足,她对残废的丈夫有着本能的厌倦,性爱方面的缺憾,不仅造成了她自己一生的不幸,而且还暗中驱使她去破坏儿女的幸福。这种物化还体现在压抑女性的自然创造力上。“把女性的自然活动定向为纯粹的生殖活动,把女性仅仅当作生产生命的机器。七巧的价值就在于为姜家传种接代。七巧嫁给姜家二爷,求得生存,是一种女性的依赖性,掉进了以男性为自己生命支柱的陷阱。3、对物化的认同。女性在被迫“物化”的同时,又用一种奴性的自律方式维护着男权社会的井然秩序。她们不敢表露自己的快乐与悲伤,不敢表白自己的憎恨与爱恋,无形之中她们对“物化”产生了认同。七巧的婚事虽是其兄长一手安排的,但七巧并没有对这桩婚事进行竭力反对。婚后庶民出身的七巧虽然是名正言顺的姜家二少奶奶,但是封建主义婚配讲究门第,资产阶级婚配注重金钱,于是七巧在姜公馆主仆们的蔑视下,投身于对金钱的强烈渴望,被彻底的物化。4、人性恶与变态的反抗。七巧虽然明白“人生在世,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可是她仍然要带着黄金的枷锁去杀人和自杀。她试图抓住那么一点东西可以抵制生命的空虚,从而导致了自己人性的扭曲,尽管她全力以赴的进行了变态的反抗,但仍逃脱不了在男性世界面前的挫败,因为女人在男性社会里只能是宿命的,除了乖戾、阴贽、恶毒,她已盲目而彻底的丧失了自我。人性恶的发展过程自从曹七巧嫁到姜家开始,她的心里就不舒服,总觉得社会太不公平,内心痛苦难以言说。她喜爱说长道短、无事生非,这是
本文标题:张爱玲--《金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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