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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是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古典文学家。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22种语言,了解西方文化,但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牛津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其历史观既注重经济动机,又注重精神动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唐代之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与汴路运输之中断。其结论云:“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权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突厥通考序》:“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后者不易学,唯其如此,陈先生由学者进而哲人的境界。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陈先生一贯的文化观,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即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先生的终极关怀与他的现实关切,始终是不可分割的。文化史《论韩愈》云: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明案:这是大判断,下得深切、准确。)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此文的文化史眼光又体现在作者将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准确定位,即中国文化前后两期转旧为新的关捩点之人物: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此一论断,下得大气磅礴。评价《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傅斯年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著作书目《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非亲笔所著,是学生后来根据笔记整理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陈寅恪文集》《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论再生缘》《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柳如是别传》《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体例最完备的一部著作。全书八十万言,1953年属草、1963年竣稿,然脂暝写前后达十年之久。而且是在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先生口述而由助手黄萱女士笔录成书。内容提要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缘起、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附带问题、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附:河东君嘉定之游、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每一章都详细讲解。评价本书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全部著述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远在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经出版该书,却没有再版,读者长时间内只能面对绝版无可奈何。随着一代对文史类读物不乏兴趣的读者的不断成长,自然而然地将这本书作为必读、必买、必典藏的书籍之一。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yun)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本文标题: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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