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狄浦斯王与哈姆雷特

俄狄浦斯是忒拜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忒的儿子，由于神警告拉伊俄斯说，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将是杀死他父亲的凶手，因此俄狄浦斯刚刚出生就被遗弃了。后来，这个孩子得救了，并作为邻国的王子长大了。由于他怀疑自己的出身，他去求助神谕，神警告他说，他必须离乡背井，因为他注定要弑父娶母。就在他离开他误以为是自己的家乡的道路上，他遇到了拉伊俄斯王，并在一场突发的争吵中杀死了他。然后他来到忒拜，并且解答了阻挡道路的斯劳克斯向他提出的谜话。忒拜人出于感激，拥戴他为国王，让他娶了伊俄卡斯忒为妻。他在位的一个长时期里，国家安宁，君主荣耀，不为他所知的他的母亲为他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终于，瘟疫流行起来，忒拜人再一次求助神谕。正是在这个时候，索福克勒斯笔下的悲剧开场了。使者带回了神谕，神谕说，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被逐出忒拜以后，瘟疫就会停止。但是他，他在哪儿?在哪儿才能找到以前的罪犯消失了的踪迹？[1]戏剧的情节就这样忽而山穷水尽，忽而柳暗花明——这个过程正好与精神分析工作过程相类似——从而逐步揭示俄狄浦斯本人正是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且还是被害人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俄狄浦斯被他无意犯下的罪恶所震惊，他弄瞎了自己的双眼，离开了家乡。神谕应验了。《俄狄浦斯王》作为一出命运悲剧为世人所称道。它的悲剧效果被说成是至高无上的神的意志和人类逃避即将来临的不幸时毫无结果的努力之间的冲突。他们说，深受感动的观众从这出悲剧中所得到的教训是，人必得屈服于神的意志，并且承认他自己的渺小。因此，现代剧作家们就靠着把同样的冲突写进他们自己发明的情节中去的方法，试图获得一个同样的悲剧效果。但是，当咒语或神谕不顾那些可怜的人的所有努力而应验了的时候，观众们看来并不感动；就后来的命运悲剧的效果而言，它们是失败了。如果《俄狄浦斯王》感动一位现代观众不亚于感动当时的一位希腊观众，那么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样：它的效果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在于表现这一冲突的题材的特性。在我们内心一定有某种能引起震动的东西，与《俄狄浦斯王》中的命运——那使人确信的力量，是一拍即合的；而我们对于只不过是主观随意的处理——如[格里尔·帕泽写的]《女祖先》或其他一些现代命运悲剧所设计的那样——就不会所动了。实际上，一个这类的因素包含在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中：他的命运打动了我们，只是由于它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命运，——因为在我们诞生之前，神谕把同样的咒语加在了我们的头上，正如加在他的头上一样。也许我们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要把我们的第一个性冲动指向母亲，而把我们第一个仇恨和屠杀的愿望指向父亲。我们的梦使我们确信事情就是这样。俄狄浦斯王杀了自己的父亲拉伊俄斯，娶了自己的母亲伊俄卡斯忒，他只不过向我们显示出我们自己童年时代的愿望实现了。但是，我们比他幸运，我们没有变成精神神经病患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成功了，我们从母亲身上收回了性冲动，并且忘记了对父亲的嫉妒。正是在俄狄浦斯王身上，我们童年时代的最初愿望实现了。这时，我们靠着全部压抑力在罪恶面前退缩了，靠着全部压抑力，我们的愿望被压抑下去。当诗人解释过去的时候，他同时也暴露了俄狄浦斯的罪恶，并且激发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内在精神，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虽被压抑，却与它完全一样的冲动。《俄狄浦斯王》结尾的合唱使用了一个对照：请看，这就是俄狄浦斯，他道破了隐秘的谜，他是最显贵最聪明的胜利者。他那令人嫉妒的命运象一颗星，光芒四射。现在，他沉入苦海，淹没在狂怒的潮水之下……[2]它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对我们和我们的骄傲发出了警告，对从童年时代起就自以为变得如此聪明和无所不能的我们发出了警告。象俄狄浦斯一样，我们活着，却对这些愿望毫无觉察，敌视自然对我们的教训；而一旦它们应验了，我们又全都企图闭上眼睛，对我们童年时代的情景不敢正视。[3]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剧本中有一个十分清楚的迹象说明俄狄浦斯的传说起源于某个原始的梦的材料，这个材料的内容表明孩子与双亲关系中令人苦恼的障碍是由于第一个性冲动引起的。当俄狄浦斯开始因他对神谕的回忆而感到苦恼时——虽然他还不知道其中的意义——伊俄卡斯忒讲了一个梦来安慰他，她认为这个梦没什么意义，但是许多人都梦到过它:过去有许多人梦见娶了自己的生母。谁对这种预兆置之不理，他就能过得快活。[4]今天象过去一样，许多人都梦见和他们的母亲发生了性关系，并且在讲述这事时，既愤恨又惊讶。这一现象显然是解释悲剧的关键，也是做梦的人的父亲被杀这类梦的补充说明。俄狄浦斯的故事正是这两种典型的梦(杀父和娶母)的想象的反映。正如这些梦在被成年人梦见时伴随着厌恶感一样，这个传说也必然包含着恐怖与自我惩罚。对传说过多的修饰，出现在《俄狄浦斯王》的令人误解的“修改本”[5]中，“修改本”企图利用这个传说为神学服务(参见《释梦》中关于阐述梦展现过程中的梦的材料的部分)。当然，调和至高无上的神力与人类的责任感的企图，肯定是同《俄狄浦斯王》的这个题材无关的。另外一部伟大的诗体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王》来自同一根源。[6]但是，同一材料的不同处理表现出两个相距甚远的文明时代的精神生活的全然不同，表明了人类感情生活中的压抑的漫长历程。在《俄狄浦斯王》中，作为基础的儿童充满愿望的幻想正如在梦中那样展现出来，并且得到实现。在《哈姆雷特》中，幻想被压抑着，正如在神经病症状中一样，我们只能从幻想被抑制的情况中得知它的存在。特别奇怪的是，许多现代的悲剧所产生的主要效果原来与人们对主角的性格一无所知相一致。戏剧的基础是哈姆雷特在完成指定由他完成的复仇任务时的犹豫不决；但是剧本并没有提到犹豫的原因或动机，五花八门的企图解释它们的尝试，也不能产生一个结果。根据歌德提出来的，目前仍流行的一个观点，哈姆雷特代表一种人的典型，他们的行动力量被过分发达的智力麻痹了(思想苍白使他们病入膏肓)。另一种观点认为：剧作家试图描绘出一个病理学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它可能属于神经衰弱一类。但是，戏剧的情节告诉我们，哈姆雷特根本不是代表一个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人。我们在两个场合看到了他的行动：第一次是一怒之下，用剑刺穿了挂毯后面的窃听者；另一次，他怀着文艺复兴时期王子的全部冷酷，在预谋甚至使用诡计的情况下，让两个设计谋害他的朝臣去送死。那么，是什么阻碍着他去完成他父亲的鬼魂吩咐给他的任务呢?答案再一次说明，这个任务有一个特殊的性质。哈姆雷特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不能对杀死他父亲、篡夺王位并娶了他母亲的人进行报复，这个人向他展示了他自己童年时代被压抑的愿望的实现。这样，在他心里驱使他复仇韵。敌意，就被自我谴责和良心的顾虑所代替了，它们告诉他，他实在并不比他要惩罚的罪犯好多少。这里，我把哈姆雷特心理中无意识的东西演绎成了意识的东西；如果有人愿意把他看作歇斯底里症患者，那我只好承认我的解释暗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哈姆雷特与奥菲丽雅谈话时所表现出的性冷淡，正好符合于这一情况：同样的性冷淡命中注定在此后的年月里越来越强地侵蚀了诗人莎士比亚的精神，而在《雅典的泰门》中，它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当然，哈姆雷特向我们展现的只能是诗人自己的心理。我在乔治·勃兰兑斯评论莎士比亚的著作中看到这样的话(1896)：《哈姆雷特》写于莎士比亚的父亲死后不久(1601)，也就是说，在他居丧的直接影响之下写成的，正如我们可以确信的那样，当时，他童年时代对父亲的感情复苏了。大家也知道，莎士比亚那早夭的儿子被取名为“哈姆奈特”(Hamnet)，与“哈姆雷特”(Hamlet)读音十分相近。正如《哈姆雷特》处理的是儿子与他的双亲的关系，《麦克白》(写于几乎同时期)与无子的主题有关。但是，象所有的神经病症状(同理，也像所有的梦)能有“多种的解释”，也确实需要有“多种的解释”一样——假如它们被充分理解了——所有真正的创造性作品同样也不是诗人的大脑中单一的动机和单一的冲动的产物，并且这些作品同样也面对着多种多样的解释。在我所写的文字中，我只想说明创造性作家的心理冲动的最深层。一部演绎生死，追问人性的戏剧；一部描写人类历史善于恶，美与丑，现实与理想共存却斗争不断的经典；一部穿梭了时空仍能引起人类思考的鸿篇巨著。《哈姆雷特》以“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作者用中世纪的语言塑造了一个丰满的人物，让他带领我们去探索和找寻莎士比亚隐含在悲剧中的有价值的东西：人与人的关系；人性和人道主义中体现的人的价值；爱情的纯洁和虚幻；历史的责任，时代的枷锁；生与死的抉择！“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用哈姆雷特的追问揭示了人类对死亡的本能的焦虑和恐惧，批判了现实的丑恶，人性的悲哀和彷徨。《哈姆雷特》不仅现实出作者艺术修养，更显示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内涵。这也是《哈姆雷特》成为人类经典的必然之所在。《哈姆雷特》——一部演绎生死，追问人性的戏剧，它的出现，给一个时代做出深刻的描述，也给这个时代后的读者留下了一个值得永远研究的人生课题！剧情讲的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故事，故事取材于丹麦历史，用一系列的人物事件和宫廷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宫廷内部的腐化和堕落的尖锐斗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替父报仇，杀死了他的杀父夺母的叔父，他自己也被叔父暗算，在与雷欧提斯的决斗中中毒剑身亡。哈姆雷特的母亲也因误饮毒酒而死，这场发生在宫闱之中的冲突，不仅是家庭的悲剧，而且是整个皇宫，整个国家的悲剧，哈姆雷特最终也未能实现他重整乾坤的愿望，临终前把王国交给了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便带着遗憾离世。该剧写于1599-1601年，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代表作之一，后来被拍成电影后又名《王子复仇记》。《王子复仇记》有三个相互交织的复仇故事：小福丁布拉斯的复仇故事；哈姆雷特的复仇故事；雷欧提斯的复仇故事。其中，哈姆雷特的复仇故事是最重要的，因为这部剧集中体现了莎翁的思想与风格。剧中出现的人物并不多，但相互间的关系却较为复杂，前国王：老哈姆雷特，丹麦国王：克劳狄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御前大臣：波洛涅斯，波洛涅斯之子：雷欧提斯，波洛涅斯之女：奥菲利亚，不同的人物间都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或仇恨、或爱恋、或友谊，莎翁用几个人组成的小小人际网映射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因相互关联而组成的大的人际网。作者借哈姆雷特之口称戏剧是“时代”的缩影与简本。剧中许多语句都影射了当时的英国的现实。17世纪初的英国，伊丽莎白盛世已经过去，政局动荡，社会矛盾激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无法调和，人文主义的理想在这个时代中步履维艰，行的困难且悲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调和。主人公哈姆雷特是这个悲剧时代的牺牲者，他以死亡的形式饮尽了悲剧社会酿造的苦酒。可以说，哈姆雷特是值得可怜和同情的。但是实际上，对哈姆雷特的评价一直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艺评论界就有“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从古至今，人们对悲剧的认识和对悲剧人物的分析始终是见仁见智，这取决于审美鉴赏时在客观规定性的基础上存在的主观相对差异性。有的人会认为悲剧的发生是客观的，是外在的，时代性的，而哈姆雷特值得同情，他是时代悲剧的受害者，他不应该为一个悲哀的时代背负悲哀的责任；而有的人则认为悲剧的发生是主观的，这个主观的思想根源便来自哈姆雷特，他本身拥有的悲剧性格瞻前顾后、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便是悲剧产生和发展的导火索与催化剂。究竟，《哈姆雷特》的悲剧性在何处，时代？人物？这也只能任仁者智者各自评说了。至少有一点相同：人与人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冲突是剧中的重点体现。鲁迅先生认为：“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莎翁用中世纪的语言塑造了一个丰满的人物，让他带领我们去探究和找寻莎士比亚隐含在悲剧中的有价值的东西。《哈姆雷特》位列莎翁四大悲剧之首，也是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悲剧之一，作者围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人性和人道的角度所体现的价值；爱情、友情的种种冲突塑造了众多鲜明、复杂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一幅恢宏而细腻的戏剧场面，而哈姆雷特的复仇和重整纲纪的责任感，新任国王追求权欲的心理，王后的震惊和后悔，爱情的纯洁和虚无，友情的美好和背叛，给悲剧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温床。莎士比亚塑造的哈姆雷特王子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复仇悲剧英雄。哈姆雷特在德国的维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