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危机一词的认识

1对“危机”一词的认识昀大的危机，莫过于面临、或者置身于死亡的边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政治、法律制度，一种经济体系，一种思想信仰，一种生存方式。19世纪中国有没有发生“危机”，其内容无非是：19世纪的中国、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体系，思想信仰，生存方式，有没有面临或者置身于死亡的边缘。然而，“危机”与“生机”，从来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的矛盾统一体。此为“危机”，彼未必不是“生机”；短时段看来是“危机”，长时段看来未必不是“生机”。对“危机”的认识，可归为4种：1蕴含着“生机”的“危机”。这从根本意义上或许不能说是“危机”。2导致主体“陆沉”的“危机”——原来的主体彻底死亡，若再有发展，是所谓“断绝继承”，是外来因素的作用和发展，与原来主体毫无关系。3导致主体“涅槃”的“危机”——以旧有因素为主的原主体死亡，彻底脱离帀“轮回”式的周期性“危机”轨道，以原主体自身所具有新因素的成长和发展，形成新的主体。4“危机感”——不一定真正出现了“危机”，而只是出于对形势错误认识和估计的一种对“危机”的感觉或错觉。会议论文19世纪中期清廷的“统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所张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牛贯杰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周期性地出现了历代王朝后期均曾出现过的“统治危机”。其表现是：1贪污腐败。乾隆以后特大贪污案愈演愈烈。嘉道以后全面腐败（小书吏做大案）。2统治效能低下。3下层民众起事愈演愈烈，直到汇成川楚陕白莲教起事、太平天国和捻军运动。这些，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普遍性的统治危机。清廷的“统治危机”在此基础上又加深重，这是由于清廷“统治危机”的特殊性——客观存在着满汉民族矛盾及外国列强的侵略和觊觎。清廷“统治危机”的特殊性使各种传统的社会矛盾更加错综复杂。19世纪内乱外患的形势下，清廷不具备彻底解除困境的能力。在企图通过委派团练大臣，调整政权结构和统治格局，建立新的政权模式及统治秩序失败后，不得不依赖汉族士绅，却又从骨子里始终不信任汉族士绅，缺乏安全感，直至对原来以满族贵族为主、满汉共治体制统治全国的政治基础丧失信心——这不仅在于汉人在长江流域建立了与之对峙、割据、分庭抗礼10余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政权，而且在于在清廷拼死自保的挣扎中，军事权力前所未有地落到了南方汉族士绅手中。汉族士绅则缺乏彻底解决问题（比如索性推翻清朝，取而代之）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勇气，但又不能不对清廷缺乏忠诚。双方小心维持建立在政治权术上的微妙关系，在互不信任的背景下合作平定内乱——清廷昀终依靠由汉族地方精英募练指挥、从基层社会武装脱胎而出、以湘淮军为代表的新军——勇营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平息了战乱，重建了统治秩序。清廷在南方的统治地位得以全面恢复，汉族地方精英领导的新军以“勇营留防”的形式留驻上层政权，实际充当了国防军主力的角色（尽管清廷始终不承认其为国家经制军队），汉族地方精英则通过特殊途径，进入上层政权，获取了从中央到地方前所未有的权势地位。脆弱的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满汉共治体制、勉强维持的上层政权结构由此发生了裂变。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与斗争的复杂的长过程。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到，晚清基层社会与上2层政权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传统社会统治模式发展变化的趋势等。一、“团练大臣”与清廷化解“统治危机”的努力中国传统社会原本是在“家”与“国”的相互依赖、相互斗争及利益调整下波浪式前进。唐中期以后，领主经济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地主经济在较为彻底的意义上成为传统社会经济总合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至此，“国”，逐渐放布了与“家”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转而依靠“家”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统治，从以法家“治理模式”为主，到以儒家“控制模式”为主。其标志至少可以举出：经济上均田制与大地主庄园制的终结及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地的实施；政治上，九品中正制的废止及科举制的实行。科举制帀辟了基层社会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入仕、跻身于上层政权机构或国家官僚机构的道路。由于儒学化的考试内容和取士标准，执著于科考做官漫长旅途的知识分子，其思想信仰从根本上与国家保持高度的统一，终被培育成进则为官、退则为绅，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在统一思想信仰指导下发挥作用的士绅阶层。加之实行官僚流转制，基层社会各实体组织的代表士绅便成了连接上下统治的纽带。所谓儒家“控制模式”的具体表现，是“国”之概念下的政权结构或中央集权制行政的实际状态极为粗放；“家”之概念下基层社会1士绅为代表的家族、宗族、乡族等组织则在行政、司法、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成为国家末端政权统治的补充，起到所谓“结构——功能替代物”的作用。以城守论。城守的责任者，主要不是国家经制军队绿营军，绿营军驻各县（州）城守汛一般只有2、30人，分防汛币后，小汛只有1～6人，存城兵少的不到10人。如安徽颍上县，城守汛额兵共30名。城墙3857丈，约7714个垛口，平均每兵要守约257个垛口或约129丈城墙。而这30名兵中，还要经常分出26名马战守兵驻防八里垛汛等4汛塘。2所谓“战阵属兵，守城属百姓”。城守的责任者是负责民政的守土官，守土官所依靠的城守力量正是以城中绅士为长副、从城内居民中所编派的丁壮。守城需有粮饷支持。战时兵员给养，以人岁食米3石5斗计，千军至少需3500石。3这些粮饷均出于地方平时摊派的积贮，均出于民。非但如此，即军饷也靠基层社会的捐输4。而儒家“控制模式”成立的基本点，在于上层政权能够“控制”；基层社会士绅阶层自觉主动地服从“控制”。除外，为了防止基层社会拥有武装或可尾大不掉、甚至形成对抗势力而犯上作乱，一方面由官方倡导并实地组织和严密控制基层社会的团练；一方面限制基层社会武装，仅使之保持略有防御能力的低度军事化。19世纪中期，在以太平天国、捻军为中心的国内战争及匪患、兵祸的战乱中，清廷丧失了对基层社会统治的主导地位和控制能力。各地方政权、绿营军不堪一击，重镇要隘“随到随下”，“郡县本无所谓守，亦无所谓陷，望风奔溃，一切财物粮米全以资贼”5。太平军经常“不战而克”，“兵不血刃”，在各府州县城任意来去，有如出入“客馆”，凡经过之处，地方政权全部坍塌，不少“省会以及沿江各州县”“俱无官长”，地方之事“无官料理”。6基层社会组织及其代表绅士纷纷团练自保，有相当多基层社会组织的势力超越了上层政权的地方军政，以“局政”取代了“县政”：除了防卫——筑城堤、募勇练勇、剿匪、夜巡、出征外，还统管县中的一切事务，包括赈济——假于官仓给贫人米，接待过往军队及溃兵——劝铺户卖饭以食溃兵，征收捐税——议定捐输章程派捐摧捐、照旧放征丁漕等，甚至把持1县官为“亲民之官”，县为政权结构的昀低一级，县以下为基层社会。2同治《颍上县志》卷五，《武备》。3《皇朝经世文编》卷七九，陆世仪《论守城》。4《清文宗实录》卷二一六；卷二七九。5《周尔墉日记》，《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37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6《向荣奏稿》，载于《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7）59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3了司法词讼——局绅揽讼，讼必勒罚，与官争利，判决一如在官，民震局威，讼者不至官而至局。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各绅权势更盖过于官。19世纪中期清代基层社会团练势力膨胀示例表地区表现史料安徽桐城署知县宋某平时将家眷寄藏绅宅，出见兵将，需派人赴局借乡勇，由绅士陪同前往。局总各绅“出入衙门如至私室”，出征大事，局中自定，并不告官，知县夜巡，见门勇不在，要杖队长，队长竟辩争说他未吃官食，绅管得官管不得。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如“周光岳在北乡办团，缉拿土匪每不送州，擅自杀死”。如亳州团练首领孙五雷、李桢等“甚有权”，“东门常闭，有仇者引至东门关拚杀之，无地方报官，报亦不问”。即大名鼎鼎、被普遍视为团绅榜样的同知衔举人臧纡青（其在安徽率勇征战，屡次受到朝廷褒奖、昀终于庐州被太平军阵毙），亦被依其以臂膀的皖北大员袁甲三指称为：“难以驾驭”。参见方江《家园记》卷一至七，载于《安徽史学》1986年各期。《清文宗实录》卷三百三、一二九。湖南湖南浏阳有团练名“征义堂”。“其初原为保卫身家，并无市志，后因附和日多，良莠不一，遂致把持官吏，藐不畏法”。更有“纠众抢掠”之事。《清文宗实录》卷八一广西广西平南县“团总刘彦文等，平日借团恣暴”，并“砍死邻团廪生谢林”。广西署平南县知县罗纲“将刘彦文黄榜元诱杀”。刘彦文等家属呈诉罗纲有受贿谋杀等情。省团练局局绅“鸿胪寺卿衔候选郎中唐岳，亲复该团信函，辄即代为包揽，谒见巡抚两司，嘱其查办”，并代寄总督信函，令其叩阍。《清文宗实录》卷三一三山东山东平原东乡团练“集众携械逼城放枪，以筹团资为名抗纳漕米，莘县各里庄民传单纠结盐枭携带枪炮来城。该县带役出城晓谕，竟敢放枪抗拒，以致互有杀伤”。“馆陶冠县堂邑等县亦分送传单聚众抗欠钱漕，博兴淄川平度等处俱有抗粮之案”。“现在东省只登州未据报有抗粮情弊，其于九府二直隶州钱漕多半延抗”。“山东章邱县之水寨街、新城之南娄里等庄以及博山莱芜等县团勇，遇有经过客商往来，辄敢擅行杀戮，害及无辜，甚至该署抚差役，亦被团丁捆缚，夺去马匹”《清文宗实录》卷三三六；三四六四川“川省近年惩办土匪历有就地正法之案。”四川金堂县劣绅卢卜年等借团练扰害四乡，勒索民财”，同军功关志林带勇千余至该县东门城壕外掳掠民人何家贵等，指为贼匪。团首寻仇，“排队入城，在县署大堂炮毙伍鉴堂之子殒命。”《清文宗实录》卷八六；三二四；三四一江苏有“唐守中等聚众数千，先在江南沛县创立巢穴，又召集赵姓伙党，借团练为名，霸种铜、沛、滕县鱼台等处民田数万顷。唐守中自为团主，有谋士、团头各名目，竖旗置械，焚杀掳抢”。《清文宗实录》卷二二二；三二七河北在籍绅士孟广均因办理团练，不时赴县谒见，出入衙门，遇事好为议论，干预公事。因有奉发钤记，每遇该族讼案，不候官办，私行出票，传人讯断，即为理论。又与本省官吏交结，徇庇匪徒。《清文宗实录》卷二八○；二九四浙江浙江绅士陶庆淳、孙长生因勒索鄞县供应银一千两办团练未满所欲，辄将该县家丁痛加詈辱。先后借用宁波饷捐、余姚亩捐及绍兴等处各捐款数盈钜万，并依势把持挟制官府。入局未久，各摊厚资。擅受民词，高下其手。《清文宗实录》卷二八○；三五○河南绅士李瞻回籍办团。威逼科敛无恶不作。稍不如意，即扒房捉拿。擅杀千总张万年，活埋田壮子，扎毙连飞云，携党数千人，排列队伍，燃放枪炮，出入州城，耀武示威。聚团数万，扎营数处，有“瞻王”“汝南王”之称。有大户彭凤台不服勒派，焚其舍数百间，其产业数万入团充用。彭阖家逃避。瞻知其藏于张寨，围攻两月，焚毁杀伤不计其数。又以不遵约束，杀庙上团首王鳌。官虽出示解散，诸团皆畏瞻，不敢听命。郑元善《宦豫纪事》，《擒李瞻记》有相当多的基层社会组织游离帀原有的双重统治格局，不再全力支持上层政权。如太平军围困庐州城时，四郊团练皆绅士主之。如太平军围困庐州城时，四郊团练皆绅士主之。安徽巡抚江忠源屡从围城中出手书求援，“谕以忠义，并陈祸福”，“卒无应者”。有朱景昭等到诸练首绅士家中涕泣求援，诸人“漠然不闻”。一富绅半晌方云：“实在不得已，不过扔几百石米罢了”。人问其故，富绅答道：“一石米雇一丁，雇二百丁向城边露露头，则吾责塞矣。”徐子苓告江忠源诸团练“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实情，称：学生郡人以乱避乡练团，各团只可靖小盗，皆无足挡巨寇1。相当多的基层社会组织两面逢迎。皖北顺河集所谓“五里三潘，行事过天”的10多个1《续修庐州府志》卷二二，《兵事志》二，徐子苓《庐州战守记》。4潘氏圩寨，名为“官寨”（当地将捻军以外的圩寨统称“官寨”），实为7分官3分捻。寨中一门名“十里近”的大炮是捻军蓝旗旗主韩老万送的，韩老万出征时甚至将家眷送到潘氏圩寨中以求保护。江集练总江福志管的6个江氏圩寨“捻子一外出，练总地保该咋办还咋办，捻子一回来家，就按捻子说的办了”1。凤台北境苗家寨练总苗沛霖，更在助官剿捻的过程中膨胀了自己的势力，在地方设立公寓（公局），“生杀专擅”，私设厘卡，勒饷派捐，连圩数千，众数十万，拒不奉调，把持官府，时降时叛，地方官的作用只看守印玺而已。时人朱孙诒《团练说》指出：基层社会组织及代表借团练科敛钱谷者，自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