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梁启超法学文集

袅《梁启超法学文集》书评蒃梁氏任公，为中国近代学术之集大成者也，世人誉之曰“百科全书式思想大家”。其学术成果涵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等诸多方面，深入而全面，且广为传诵。而其于法学一道之建树则鲜为人所知。今有中华法学文丛择任公著说之法学理论性较强者，成一书，名之曰：“梁启超法学文集”，以期增国人于近代法学之认识，兼而有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之意。膂梁公其人，1873年2月23日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半耕半读家庭出生。幼时学于家中，为传统之学问，然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884年得中秀才，后又得中举人，称“岭南奇才”。1890年入京会试，不中，回粤而路经上海，得《瀛环志略》，始知世界之构成，囊五洲各国。同年8月，拜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师。1891年入读先生之万木草堂，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而后，参与“公车上书”，办《时务报》，撰《变法通议》。凡此种种，皆受西方之影响。其于变法改革一事，以西方为鉴，兼受岛国之影响，宣扬“天赋人权”、“三权分立”、民主、自由之思想，希求设议院之职、开国会之始、定宪法之纲，以实现“君主立宪”之本。自1903年始，梁公之法律思想始有突变，摇摆于“君主立宪”与“开明专制”之间，反对革命，亦反对民主共和。直至民国成立，共和制势不可挡，其于皇权之力无望，顺应时势，转而赞共和之美。或曰，梁公于中国近代法学之推进力，比之沈家本毫不逊色，远胜仅有一译作之严复。冰人之美名，实至而名归。然其后期思想渐倾保皇，则令人扼腕。虽其后期之思想为朱玉之中一点瑕，若以时势论之，仍为学术之争也。于此处却不做论说，皆因本书选篇所限。膇梁公之法学论说引介西方之制度与学说，其思想以西方法律家卢梭，孟德斯鸠之学说为尊，推崇资产阶级民约论，人性论等，用以批判中国封建主义之法律制度。梁公追根究底，以人之“良知”与“契约”为法律之源。由是而知，“变法维新”为救国图存之必由路也。此外，梁公按言：法制，非一劳可永逸也。须法、人之治并重，且法律、道德“相须为用”。薆吾将以《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一篇为例，于内容手法一道，简而论之，以明其义。芁梁公此文，意属推介西方之学说。边沁其时，功利主义之学说往往为世人所病，而不为所用。于立法形式之上虽有些许影响，多未尽其效。梁公之文字未从历史角度多做考究，直入主题，另辟蹊径，以三段论之。节开篇名义。何谓utilitarianism？或译快乐派，功利派，或译利用派。梁公择其西文原意，利益之义。于绪论之中，以为边沁小传之基础。梁公择“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一句，称其之价值堪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一较长短，而后细说世之伦理者与政治者，为伦理说，政法论。以发明何为乐利之真相，世运之进化唯“乐”可利导也。薇伦理说举冲突而明道理。冲突之处在于苦乐之断也。苦乐由善恶之所从出，或曰何为善恶之判明标准。梁公援引边沁著作《道德及立法之原理》中旧道德之二说：窒欲说与感情说。窒欲者，禁道学，废宗教。梁公非之，曰窒欲非使人去乐而就苦也，而舍乐之普通者，以求其高尚者。感情者，以己之好恶为是非者也。毋宁窒欲者与感情者，皆有尺度之争，而梁公意欲增“较苦乐之先后”。边沁曰，苦乐者不随其量而生差别。即以安全为前提，而倡平等之优益。梁公以为，边沁之说以苦乐之分谓之量，其所出之原因种类谓之质，边沁之论往往偏重于量而非质，以高下计之量之，继而为断。为人所不明，由是诟之。皆由世人算学不明，以苦为乐。梁公驳时人之论，比之伊壁鸠鲁之育豚，量与质之辩胜之颇多。“然其计量之法非佛学之精明者未可得。”由是可见，推行之不易。故此，“教育不普及则乐利主义万不可昌言”。梁公又云，人道之最善，无非自利，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亦是公益与私益两相之结合。然实践之中，公益与私益非为不相和合而已，而往往相冲突。梁公虽有赞之，然不欲易天下之见而不加辩护。仅以岛国加藤之学说证之。梁公笔下之边沁政法理论以其伦理学说为基础，核心之论仍为“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以条目枚举之，共计一十五点。依次为主权论，政权部分论，政本之职，议员全权论，废上议院论，普通选举论中之限制论，直接选举论，匿名投票论，议员任期论，论议员起案权，论行政官专职，行政首长论，行政官责任论，论选择司法官之法，论陪审官。边沁云主权当由选举权而显，政本之职舍国民莫属也，而议院只当有一。使贵族与贫民共政权。再有立法官之全权，以副国之舆望，而谋民之便利。议员之任期，当一年一选，且任期不可过长，然行者少而广受认可。边沁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之说，意欲于三权之上必更立一政本之权，而使此三职者皆自之出。梁公按曰，边沁于行政官专职之论可谓是贫子说金中的针砭之言，直指中国其时之弊苦。议员任期不可过长已为人所共知，然一年一选则过犹不及。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遂不一一道来也。肄梁公于行文之中反复提及“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又言乐之所自得乃自求也，非他人之所得，而国人得乐则须以智慧为基础，兼牺牲少部分而求最大幸福之乐。由是可见，“变法维新”乃救国图存之必由路也。芄边沁之功利主义法学涵盖诸多方面，为立法学与法理学所用，亦是分析法学之开端。梁公借而鉴之，取其精华之论，于多处添有按言，以期相适于中国近代之时政。梁公于行文末处具列参考引用之书目，供读者以观全豹。莂羈通观全书，吾以为，梁公之论说暗合边沁定义之解释者与评论者，兼具阐释性与批评性。其于中国近代法学理论之创见有二：其一，为法学基本理论之论述。考古以明传统之法律观念，学西以建学理之范模。于宪法学一道得近代中国政体之三标准。“民选会议”，“大臣副署”，“司法独立”三者缺一不可。其二，为法治主义之重要性。有言曰：“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不发明法律之学则“不足以自存”。其学说思想虽有前后之变，然其法治主义思想自始未变。螆论及本书篇章编排，则有循梁公行文逻辑结构之意。先言各国宪法之异同，再有诸位大家之学说，进而论中国之进程。纵观全书，学说体系初具规模。本书编者范中信先生以为，谓之文选较文集更为贴切。因是此书为梁公百余篇法学文章之中精选而出之十数篇长文所编而成。私以为，梁公之法学思想精华皆由本书所现，文集一称亦不为过。梁公之文字开国门，引介西方之优秀思想，启中国近代法学学术之蒙。而本书于今人亦大有裨益。首先，余等一众人皆可以本书为起点，明西方法学诸家之思想，解惑而明其理；其次，假梁任公之眼观中国近代思想史之风起云涌；再次，自在野法学家之身份，解读梁任公其人。所谓一花一世界，此评说仅为一家之言，仍待读者之鉴赏。肃蒂荿膄螂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