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的伦理解读

《雷雨》的伦理学解读内容摘要：《雷雨》中人物与人物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伦理关系，它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远近亲疏。乱伦要遭“雷”的惩罚就是《雷雨》的题意。《雷雨》的悲剧故事是从自然伦理和家庭伦理这两方面展开的。周朴园悲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一方面犯了伦理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始终具有很强的伦理意识。早期的《雷雨》评论更多地是谈论《雷雨》的家庭、命运、原罪等问题，只是到了50年代以后人们才更多地谈论它的社会意义特别是阶级意义。把《雷雨》解释成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品，这在当时是“拔高”，但实际上是狭隘化，大大限制了它的艺术阐释和想象的空间，使它的审美价值局限于时代。关键词：《雷雨》；悲剧；伦理“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①]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特别是对那些以伦理问题作为线索和主题的文学作品来说，更具有“本体”性，能够解开很多秘密。本文即尝试运用这种方法对中国现代戏剧的颠峰之作《雷雨》进行解读。一《雷雨》是一部伦理剧，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雷雨》整个氛围是压抑而抑郁的，隐含着一种原罪性的东西，和《俄底浦斯王》以及《哈姆雷特》有很多近似。但遗憾的是，我们过去总是撇开伦理本身而去分析伦理以外的意义，比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探索”等，我认为这实际上是舍近求远。一味地求“深层”，反而把“表层”、把最基本的东西忘记了。《雷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伦理之中，而不在伦理之外。“暴露大家庭的罪恶”当然具有深刻的悲剧意义，但伦理故事本身同样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事实上，伦理和道德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规则，也是人类永恒的文学主题，是文学最热衷的话题，伦理性强的故事往往最富于悲剧性。世界上许多文学名著都是以此为题材，并得益于此。曹禺写作《雷雨》时才20岁刚过，不论是在生活的阅历上还是在思想的深度上，都很有限。曹禺自己也说他写这个作品时完全处于混沌状态，他实际上只是写了一个优美动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悲惨故事，并“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对于“怎样写”、“写什么”，“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对于雷雨的了解只是有如母亲抚慰自己的婴儿那样单纯的喜悦，感到的是一团原始的生命之感。”所以，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雷雨》都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解读。但无论怎么解读，都不能脱离故事本身。曹禺在《序》中曾对他写作《雷雨》时的情绪进行描述，比如他说：“《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明显的力量。”[②]我认为，这实际上表现了他面对人类伦理困境的一种焦虑和困惑。实际上，《雷雨》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从伦理的角度进行解释。《雷雨》中，人物与人物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伦理关系，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的血缘关系显然是最重要的，它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远近亲疏。鲁贵很不喜欢鲁大海，“王八蛋”、“杂种”是他经常骂鲁大海的话，“谁知道哪个王八蛋养的儿子。”话里面就直接表明了他不喜欢鲁大海原因：鲁大海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相反，鲁贵最亲近四凤，原因显然在于四凤和他具有血缘关系，他口口声声“我的亲生女儿”、“你可是我的亲生孩子”，话说得非常直接。鲁贵可以说处处为四凤着想，虽然在我们看来，他的这些“着想”是典型的市侩。他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四凤，当四凤被解聘之后，他去要胁蘩漪，“谁欺负了我的女儿，我就跟谁拼了。”他实际上一直在暗中监察四凤，他之所以没有对四凤与周萍的不相称恋爱采取措施，那是因为他觉得这是好事，是求之不得的事，四凤可以因此走上幸福的生活。同时，找一个阔女婿，这也正是他希望的，是他最大的愿望。鲁大海并没有理由仇视鲁贵，毕竟鲁贵是他的养父，具有养育之恩。除了性格以及人格的原因以外（鲁大海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人格），鲁贵不是他的生父显然是重要的原因。他对四凤说：“他是你的，我并不认识他。”并鄙夷鲁贵“忘了他还是个人”，竟敢当面骂鲁贵：“你死就死了，你算老几！”在剧中，鲁大海是一个性格粗暴，行动野性的人，但“粗暴”、“野性”主要是对鲁贵、周朴园、周萍这些“外人”的，对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却是非常柔情的，特别是在处理四凤与周萍的恋爱关系上，有理有节，生怕妹妹受到伤害，其亲情跃然。在鲁大海这里，血亲关系显然是他情感倾向最重要的尺度。我们免不了要假设：如果他知道周朴园就是他的生父周萍是他的亲兄弟，他还会带头闹事吗？他还会那样仇恨周朴园和周萍吗？这将肯定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和鲁大海一样，四凤也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人格，对鲁贵的所作所为，深以为耻。但她的态度明显不同于鲁大海，她给他钱，并容忍鲁贵的不良行为（赌与喝），她对鲁大海说：“无论如何，他是我们的父亲。”“父亲”是四凤对鲁贵关爱和忍让的唯一理由。在戏剧中，周冲处于伦理关系的中心，蘩漪是他的亲母亲，周朴园他的亲父亲，周萍是他的亲哥哥，三人和他都有血亲关系，四凤是他所爱的人，并且准备娶她为妻。所以他对谁都有亲情，连鲁贵都不让他讨厌，可以说处于最幸福的关系之中。曹禺说周冲是戏剧中唯一的“亮点”和“美好”，但周冲“亮点”和“美好”的原因则在于他的家庭关系。周朴园最亲近、最爱护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周萍和周冲，作为慈父与严父，无可挑剔。相反，对两任妻子不论是在生活上还是情感上，都要复杂得多，远不及对两个孩子纯粹。鲁大海是他的儿子，当他不知道时，他的态度是非常恶劣的、行为也是极阴险的。但知道之后，态度就明显有所变化，当仆人殴打鲁大海时，他厉声命令不要打人，还批评周萍“莽撞”。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从“序幕”和“尾声”里我们知道，悲剧发生后他一直在寻找鲁大海，十年如此。非常明显，在周朴园这里，亲子关系高于并优先于其它一切关系。周萍崇拜父亲，学习父亲，一时胡涂背叛了父亲，终身痛苦。蘩漪恨一切，但唯一不恨的是她的儿子，她对儿子的母爱虽然没有太多的表现，但却是至深的，丧子显然是她发疯的重要原因。侍萍也是这样，一切苦难她都能忍受，但唯一不能忍受的是失去孩子，当她知道周萍和四凤的关系之后，为了阻止死亡悲剧的发生，她甚至采取极端的方式：“你们这次走，最好越走越远，不要回头。今天离开，你们无论生死，永远也不许见我。”这里，对孩子的爱与保护显然压倒了一切。她宁愿孩子过一种乱伦的生活，也不愿意失去他们。30年前她之所忍辱地活下来，也许是因为怀中的孩子。在一切苦难面前她都能保持坚强，但一对儿女的死亡却彻底地击垮了她。极重人伦关系，这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点，也是《雷雨》的故事背景。在极重人伦的生活中发生了乱伦，这就是悲剧，“雷雨”就是对这种悲剧的很中国化的表达。“乱伦要遭雷劈”就是《雷雨》的题意。对于“雷雨”，当然可以作多种解释，比如象征激烈的冲突，营造恐怖、压抑的氛围或背景等。但我认为，“雷”在这里更多地是因为乱伦而遭受上天惩罚的象征，也即悲剧的“形式”。第三幕四凤和侍萍有一段对话：鲁四凤妈，我答应您，以后我永远不见周家的人。[雷声轰地滚过去。鲁侍萍孩子，天上在打雷，你要是以后忘了妈的话，见了周家的人呢？鲁四凤（畏怯地）妈，我不会的，我不会的。鲁侍萍孩子，你要说，你要说。假如你忘了妈的话，——[外面的雷声。鲁四凤（不顾一切地）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扑在鲁妈的怀里）哦，我的妈呀！（哭出声）[雷声轰地滚过去。这里关于雷声的设计实际上是非常具有意味的。四凤答应侍萍以后永远不再见周家的人，这显然是说了假话，“雷声轰地滚过去”实际上是对她说假话的警告。“假如你忘了妈的话”，那将是非常严重的后果，但究竟怎么个严重法，侍萍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她显然只是要四凤向她作一个保证，她不能“诅咒”女儿，她不好表达，“外面的雷声”实际上帮她作了表达。四凤“不顾一切地”发了一个毒誓，“雷声轰地滚过去”实际上是上天对她这个“誓言”的响应，并暗示着四凤悲剧性的结局。事实上，戏剧中的每一次雷声都是有意味的。周萍最后一次去见四凤，两人不顾鲁妈的劝告而偷欢，外面雷声滚滚，霹雳大作，这简直是“天怒”，实际上暗示着他们将要受到“天谴”。二乱伦的后果就是孩子的智障，古代人缺乏科学知识，认为这是上天的惩罚。在非常重视传宗接代的中国古代，乱伦而遭到上天的惩罚这可以说是巨大的恐怖。确立伦理规则，这是人类最早的文明现象之一。人类最早的伦理主要限于血缘关系，乱伦是最重要的禁忌，这是“自然伦理”，后来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到一般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夫妻关系、君臣关系，这是“社会伦理”。中国古代尤其有一套完整的伦理和道德制度。《雷雨》的伦理故事就是从这两方面展开的。在戏剧中，周朴园既是悲剧的主角，又是悲剧的源头。30年前，周朴园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一个中国古代伦理和道德的错误，30之后，他为这个错误遭受到了惩罚，并且是“报应”式伦理性的惩罚。三个孩子都失去了，两个死亡，一个得而复失，远离他而去；妻子和儿子乱伦；两个妻子都疯了。丧子之痛固然痛苦，但陪伴着两个疯妻，则可以说是“折磨”的方式让他承受痛苦，让他每天都直观地面对悲剧的后果，精神上永远得不到安宁，这可以说是把痛苦拉长、放大。在一个道德的环境中，死亡和疯并不是最大的惩罚，承受精神的煎熬才是最大的惩罚。所以，在《雷雨》中，周朴园是最大的悲剧人物，他没有死亡或者疯之类的，实际上是让他一个人承担所有的痛苦。过去，我们从阶级斗争的立场，把周朴园解说得很“坏”，我认为这需要具体地分析。在商业经营上，周朴园固然不择手段，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但在家庭关系上，周朴园却只有“罪”而没有“恶”。周朴园对两个儿子是慈爱的，既关心又爱护，但他又是一个严父。作为父亲，这没有什么过错。对蘩漪，周朴园的态度并不象我们过去所说的那样“坏”，他是爱她的，只是由于年龄的关系，不能象年青人一样给她浪漫和激情，而这恰恰是蘩漪追求的。周朴园和蘩漪结婚时已经37岁[③]，对于男人来说，这正是立业的阶段，思想、心境和生活态度都是中年人的。而蘩漪当时只有17岁，是一个富于幻想、对爱情和享乐都充满了烂漫想象的青春女性，周朴园却把她当“老妻”一样对待，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这是周朴园和蘩漪两人之间悲剧的很重要的原因。周朴园娶蘩漪，固然可能是因为她“有钱有门第”，但婚后不幸福，应该说与周朴园的事业和年龄有很大的关系，他当时一心扑在事业上，连儿子都是放在外面长大，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去“媚”蘩漪，去让蘩漪欢愉和幸福？蘩漪如果是一位以物质生活为满足、很世俗的女人也就平安无事了，但她偏偏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思想、重精神的“新”女性。再加上周朴园的心里抹不去侍萍，并为他的错误深深后悔和痛苦，侍萍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阴影横亘他们中间，成为他们幸福婚姻的障碍，这更加剧了他们婚姻的紧张与脆弱。对周朴园逼迫蘩漪喝药的情节，过去我们多认为这表现了周朴园的家庭专制，并把它解释为蘩漪性格及其悲剧的深层原因。但我认为这个情节并没有什么深意，它不过是一个纯粹的伦理性事件，也表达故事所发生的伦理性背景，从根本上是周朴园对家庭伦理的维护，不能由此给周朴园定“罪”。妻子服从丈夫，并给孩子们做服从的表率，在中国古代是普遍的事实，即使一个软弱的男人也得做这种样子，这是中国传统的基本家庭伦理，与周朴园的个性没有太大的关系。周朴园认为蘩漪“精神有点失常”，从他的角度来说，并没有错。给她请医生并要求她就医，这也没有错，这应该看作是周朴园对蘩漪的关爱，是让她保重身体，而不是陷害，至少不象蘩漪所想象的那样怀有险恶用心。周朴园和蘩漪在精神上完全是隔膜的，蘩漪的各种反抗有她内在的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但周朴园并不理解蘩漪，更不知道她和周萍偷情的事，所以蘩漪的反抗行为以及因为乱伦而躁动不安的神色在他看来自然是反常的，是精神有问题。关于悲剧人物，亚里士多德有非常经典的论述，他认为：“第一，不能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或怜悯之情；第二，不能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使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悲剧最合适的人是：“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