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富尔危机之透视

达尔富尔危机之透视2文章编号：1004－5104（2005）04－0002－06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达尔富尔危机之透视涂龙德摘要本文从多角度、深层次来透视达尔富尔危机，力图寻求妥善应对达尔富尔危机的有效途径。关键词达尔富尔危机；透视作者简介涂龙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译审（北京100866）。达尔富尔（Dar-fur）是苏丹的的一个“缩影”，那里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社会结构以及贫穷、落后、持续战乱的社会现实，都是数十年来苏丹整体社会的生动写照。近一年多来，随着达尔富尔危机在国际上持续升温，达尔富尔被认为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对苏丹的统一、独立、主权和国家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胁。本文力求从多角度、深层次透视达尔富尔危机，寻求妥善应对达尔富尔危机的有效途径。一、达尔富尔概况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西邻利比亚、乍得和中非共和国，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占苏丹总面积的1/5，相当于法国国土的总面积。根据1994年苏丹政府的最新行政区划，达尔富尔地区自北向南被划分为北达尔富尔州、西达尔富尔州和南达尔富尔州，州首府分别为法希尔（又译法席尔，ElFashir）、朱奈纳（ElGeneina或Al-Junaynah）和尼亚拉（Nyala）。现在一般所指的达尔富尔是对这三个州的统称。达尔富尔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其北部和西部地区是撒哈拉沙漠的东南延伸地带，荒无人烟的沙漠面积达14.5万平方公里，占3州总面积的28%；中部为达尔富尔高原台地和山地，其中迈拉山区(JebelMarra或MarrahMountains)是当地水草最丰美、土地最肥沃、最富饶的地区；南部则多为河谷地形。在北、西达尔富尔州的人口比例中，非洲黑人占多数，在南达尔富尔州的人口比例中，阿拉伯人占多数。达尔富尔地区的气候从北向南逐渐从热带沙漠气候向热带草原气候过渡，降水量也从北向南递增，北部沙漠地带终年高温、干旱、少雨，中部山区的年降水量100～300毫米不等，南部地区雨量相对充沛，年降水量约为400～800毫米，每年的雨季可达4～5个月。位于达尔富尔中部的迈拉山海拔3088米，是达尔富尔南北的分水岭，从迈拉山区发源的河流全部流向西南或东南，大多最终汇入尼罗河。雨水、地表水和浅井水是当地最重要的水资源，也是农牧民赖以生存的主要水源。达尔富尔地区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这为各方争夺水土资源埋下了隐患。达尔富尔地区总人口约为600万，其中70%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余30%的人信仰基督教或原始的拜物教。该地区的居民主要分为两大类，即非洲黑人和阿拉伯人，共有70多个部落，10多种部落语言。非洲黑人是该地区的原住居民，主要从事定居的农耕生产，最主要的黑人部落有富尔部族（Fur）、马萨利特部族（Masalit）和扎卡瓦部族（Zaghawa）。公元13世纪中叶，随着伊斯兰教传入苏丹，阿拉伯人开始大批进入达尔富尔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保留着贝都因人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最著名的阿拉伯部落是里宰加特部落（Rizeigat）。当地非洲黑人称当地阿拉伯人为“巴盖拉人”（Baggara，阿拉伯语“牛”的音译），借指阿拉伯人擅长游牧，掌握着大量牲畜。每年6～10月雨季来临之时，巴盖拉人两次穿越迈拉山区的主要农耕区，逐水草而居，过着贝都因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二、达尔富尔部族冲突的历史背景“达尔富尔”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富尔人的家园”。富尔部族是达尔富尔地区最古老、最主要的原住民。早在公元9世纪至12世纪，那里就曾建立过基督教小王国。13世纪中叶起，穆斯林开始征服该地区，到15世纪前后“富尔王国”在此建立。1874年和1883年，达尔富尔地区又后先后被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和自称为救世主“马赫迪”的《阿拉伯世界》2005年第4期（总第99期）3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公元1844～1885年统治埃及和苏丹）领导的穆斯林军征服。1898年，马赫迪王国覆灭后，达尔富尔相继被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尔富尔的统治者阿里·迪纳尔向英殖民军宣战，1916年遭到镇压，迪纳尔被杀。此后，英殖民者把达尔富尔地区正式并入了它治下的苏丹版图。早在富尔王朝期间，非洲黑人与外来的阿拉伯人、特别是里宰加特部族人之间就冲突不断。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20世纪以前，地处内陆、贫穷落后的达尔富尔地区曾是最残忍非洲黑奴贸易的中心之一，富尔人与非洲阿拉伯人（巴盖拉人）、特别是里宰加特族人为争抢黑奴资源经常发生冲突；二、每年雨季，游牧的巴盖拉人在达尔富尔区内南北迁徙，逐水草而居，有时不可避免会祸害到非洲黑人的农作物，双方常因争夺水源和草地而发生冲突。19世纪下半叶，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逐步走向衰落，富尔人与巴盖拉人之间的冲突便集中在对水草和有限土地资源的争夺上，几乎年年如此。此类冲突一般以双方的部族首领出面调停，由当事双方达成赔偿、谅解了事。但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尔富尔发生了变化。原因是那里发生了严重的干旱，非洲黑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争夺水草资源的矛盾趋于激化。一方面，因干旱少雨，非洲黑人需要开垦更多的土地、耗费更多的水资源，以扩大耕种面积，弥补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歉收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干旱使达尔富尔不少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土地沙化与草场退化日趋严重，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被迫放弃一些传统牧区，寻找新的草场和水资源。他们不得不一再违反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约定俗成的游牧线路和游牧时间，牲畜所到之处，农作物便惨遭祸害。另外，从上世纪80年代起，苏丹的牛羊肉开始在利比亚、埃及和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旺销，畜牧业成为苏丹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之一。因此，定居的非洲黑人与游牧的阿拉伯人都比以往更加重视畜牧业，饲养牲畜、发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圈养和游牧的牲畜量大增。这对当地本已十分有限的水草资源和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来说，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在上世纪70～90年代的生存竞争中，达尔富尔地区的安全局势严重恶化。苏丹政府与南部反政府武装的内战自1962年爆发，一直到2003年双方才签署停火协议。其间，只有1972年至1983年间南北双方战火出现过停息。长期以来，镇压加朗反政府武装耗尽了苏丹政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于达尔富尔局势的恶化，苏丹政府此前未予充分重视，实际上也无暇顾及。另外，巴希尔政权把大达尔富尔分拆为3个小州以削弱当地部族酋长的势力等举措，也无助于当地族群冲突的解决。在长期的冲突中，达尔富尔人分为两派，一派以非洲黑人为主的定居者被称为“哈瓦基尔（Hawakeer）”，另一派以游牧的阿拉伯人为主的被称为“马拉希勒（Maraheel）”。在缺乏政府有效管理的混乱局势下，哈瓦基尔和马拉希勒各自拉起队伍，寻求自保。马拉希勒派经常违背传统的游牧线路，试图驱使自己的牛羊侵占富尔山区更多的水草资源，而哈瓦基尔派则以村民自保的方式组织武装卫队捍卫自己的家园。双方冲突的焦点是富尔人的传统家园、水草丰美的迈拉山区及其周边地区，那里山高、林密，水源充足，多山洞，便于藏身，是各路“绿林好汉”经常出没的地点。富尔人并非霸道的民族，但在众多阿拉伯游牧部落的冲突中，产生了深重的危机感。为此，他们开始不惜重金，雇人保卫家园。素以骁勇善战、争胜好强著称的当地扎卡瓦族人便成为最理想的枪手，非洲黑人的村民自卫组织被称为“马福扎”（由当地三个最大的非洲黑人部族的名字缩写而成）。与此同时，马拉希勒派也组织了一支武装，被称为“简加韦得（Janjaweed）”（这个称谓是由三个阿拉伯语单词缩略而成，意为“骑着马、手持GM3机关炮的妖魔”）。从上世纪80年代起，“简加韦得”一词已经在达尔富尔广泛流传，当时特指一些游手好闲者组成的武装，惯于分散作战且经验丰富，经常骚扰非洲黑人定居者，名声历来不好，往往是谁给钱就给谁卖命。目前，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与苏丹政府在对“简加韦得”的定义方面存在分歧。政府认为，“简加韦得”指的是那些非法武装分子，他们在达尔富尔地区专门从事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盗贼勾当。而反政府武装则把与政府合作的阿拉伯和非阿拉伯民兵都称为“简加韦得”。三、达尔富尔危机的爆发整个90年代，达尔富尔局势一直充满血腥和动荡，当地各部落间互相仇杀，损失惨重。而伤亡最大的要数富尔部族。随着富尔部族村民自卫武装达尔富尔危机之透视4的不断壮大，也逐渐产生了明确的斗争目标。这一目标起初局限在迈拉山区，随后逐渐扩大至“解放达尔富尔”，声称富尔人和一些其他非洲黑人部落是达尔富尔的原住民，必须用武力手段驱逐入侵的阿拉伯人，以确保原住民的生存权利。由于喀土穆政府自独立以来一直由阿拉伯人掌大权，达尔富尔当地的非洲黑人武装随后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苏丹政府，指责中央政府忽视达尔富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片面强调中央政府的阿拉伯属性，利用手中权力牺牲非洲黑人部落的利益，袒护阿拉伯部落，没能有效制止简加韦得为非作歹等。2000年以后，日益强大的达尔富尔非洲黑人武装开始袭击地方政府官员、议会、警局等，逐渐走上了与中央政府武装对抗的道路，甚至打出了推翻中央政府的旗号。2003年2、3月间，北达尔富尔州首府、达尔富尔地区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城市法希尔被反政府武装攻陷，政府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被俘。这起事件标志着达尔富尔危机的正式爆发。当时，一直谋求与苏丹南部反政府武装正式签署和平协议的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叛军攻陷法希尔毫无心理准备，事发后才紧急调兵遣将，仓促应战，终因军力不够、对当地情况不熟等缘故，政府军在与叛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威风扫地。而在政府军与南方反政府武装数十年的战争中，扎卡瓦人在苏丹政府军中举足轻重。他们既不愿在达尔富尔地区与自己族人兵戎相见，又得不到苏丹政府的信任。为了挽回军事进攻上的颓势，政府军开始借助“简加韦得”武装与叛军作战，这与“简加韦得”本来“谁给钱给谁卖命”的天性一拍即合，政府军的求助无异于给这支非法武装发放了行动“执照”，给了他们一个壮大自己实力的良机。“简加韦得”与反政府军之间的战事危及非洲黑人部落与阿拉伯游牧部落在该地区的生存。若反政府军得逞，达尔富尔地区的阿拉伯人将遭驱逐、打压或沦为“二等公民”。反之，当地非洲黑人部落也永无宁日。因此，战事的发展使对立双方日渐以种族划界，纷纷投靠各自阵营，使达尔富尔战事染上了种族冲突的色彩。由于反政府武装和“简加韦得”都是民兵，在军事行动中很难区分普通平民和武装人员。因此，“简加韦得”武装在收复失地后，通常将整个村庄烧成一片焦土，村民则被集体赶往某一难民营，以图一劳永逸。另外，“简加韦得”武装非正规军的野性也在战争中毕露无遗。他们在所到之处无恶不作且手段残忍，致使达尔富尔战事酿成了一场新世纪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1年多的战斗中，至少有5000至8000人丧生，100万人被强行赶出家园，沦为难民，11万人逃往邻国乍得躲避战火，200多万人急需人道救援，其中大部分是富尔、扎卡瓦和马萨利特等黑人部落村民。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难民营缺乏必要的生活条件和卫生设施，数百万难民缺医少药，衣食无着，不得不时刻面临饥饿、疾病和死亡的严重威胁。随着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局势及其所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日趋关注，当地两个最主要的反政府组织也逐渐浮出水面。一个是以富尔人为主体的苏丹解放军，即苏丹解放运动(SudanLiberationMovement，简称SLM))。该组织提出的“解放达尔富尔”的口号在当地非洲黑人部落中深入人心，有着极深厚的群众基础。苏丹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是一名富尔部落出身的苏丹青年律师，名叫阿卜杜勒·瓦希德·穆罕默德·努尔，艾尔库·马纳韦任该组织总书记。苏丹解放运动旗下武装“苏丹解放军”的军事领导人大多是苏丹政府军或乍得政府军的军官。该组织指责苏丹政府不重视达尔富尔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在中央权力机构中排斥富尔部族的官员，呼吁在达尔富尔地区实现更广泛的自治，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苏丹。另据报道，该组织与苏丹南部加朗领导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udanPeople'sLiberationMovement,简称SPLM)及其麾下的苏丹人民解放军（SudanPeople'sLiberationArmy，简称SPLA)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组织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