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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文学类文本阅读之散文注意事项:1.答题前,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试题卷和答题卡上,并将准考证号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2.选择题的作答: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写在试题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均无效。3.非选择题的作答:用签字笔直接答在答题卡上对应的答题区域内。写在试题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均无效。4.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题卷和答题卡一并上交。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从母亲到外遇(节选)余光中【注】“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洪水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其中有实有虚,有形有神,必须兼容,才能立体。乡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更在地理、人民、历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种“四舍五入”的含混观念。朝代来来去去,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汤玛斯·曼逃纳粹,在异国对记者说:“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而非纳粹政权。同样地,毕加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国”。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几乎是半世纪前,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蛰居了二十多年,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还有廿三本书。及至晚年海外归来,在这高雄港上、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隐秘的窄巷,在其中度过有如壶底的岁月。西子湾恰恰相反,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却海阔天空,坦然朝西开放。高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诗人晚年,有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书,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这情形也不完全是隐喻。在实际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没有这两位坚强的女性,怎会有今日的我?在隐喻的层次上,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写过《断奶》一诗,而以这么三句结束: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断奶的孩子,我庆幸断了嫘祖(传说是黄帝的妃子,养蚕之祖),还有妈祖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也难将伤口缝合。母亲与妻子不断争辩,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最感到伤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还是人夫,真难两全。无论在大陆、香港、南洋或国际,我被称为“台湾作家”久矣。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时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国人了: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都当不掉的,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胎记”,怎么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初见她时,我才二十一岁,北顾茫茫,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一年后便东渡台湾。再见她时,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而她,风华绝代,正当惊艳的盛时。我为她写了不少诗,和更多的美文,害得台湾的朋友艳羡之余纷纷西游,要去当场求证。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后期”创作的盛岁,加上当时学府的同道多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辈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风。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不但东西对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乡兼胜,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观光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闹市繁华,而无视于她的海山美景。九龙与香港隔水相望,两岸的灯火争妍,已经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况更翻一倍。至于地势,伸之则为半岛,缩之则为港湾,聚之则为峰峦,撒之则为洲屿,加上舟楫来去,变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无穷,我看了十年,仍然馋目未餍。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庆幸那琅寰福地坐拥海山之美,安静的校园,2自由的学风,让我能在文革的嚣乱之外,登上大陆后门口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于是我这“台湾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湾(文章选自散文《从母亲到外遇》,有删节)【注】余光中:台湾作家,诗人,1949年离开大陆到香港,一年后又去台湾,先后在台北、高雄任教,并坚持创作。其间曾到香港沙田任教11年,发表了大量描写歌颂香港的诗文。近50岁时到欧洲旅游,64岁时曾回到大陆探亲。1.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分析,不恰当的两项是(5分)()()A.大陆、台湾和香港都是作者钟情的地方,文中分别用“母亲”“妻子”“情人”比喻它们,说明它们在作者的心目中是有区别的。B.文章构思巧妙,思路清晰,得益于两点:一是文题点明文章内容和顺序;二是开篇点题并提示下文的内容和顺序。C.在第四节和第八节有关“政治”“政府”的论述中,作者认为它们是和文化对立的,因此对之十分厌恶。D.作者对生活了多年的台湾是非常喜爱的,但却不满“台独分子”执意分裂祖国的行径,这从文中十分经典的两句话“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可以看出。E.本文善用比喻,如“长江……洪水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白马非马”等,表情达意都十分恰当。2.文中作者引用了自己写过的诗歌《断奶》,你怎样理解“断奶”?作者“断奶”后“庆幸”什么?(6分)3.香港是作者又一个深爱着的地方,作者在文中表露出它有哪些可恋之处?(6分)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我的父亲常书鸿与他的敦煌情缘常嘉煌父亲与敦煌的结缘,源于1935年某一天在塞纳河边的一场“邂逅”。那一天,父亲从卢浮宫出来,按照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顺便溜达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在美术图片部,他不经意发现了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图录》。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以前在卢浮宫,父亲总是对西方绘画中的人物惊叹不已,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来自故乡的艺术同样生动有力。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站在旧书摊前一直看到暮霭时分。并不是每一个偶然翻到伯希和《敦煌图录》的中国艺术家都会将自己的命运与敦煌联系在一起。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父亲走向敦煌。那时父亲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画廊向他发出的订单很多,他完全可以在异国过着一种舒服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1936年,父亲终于坐在了回祖国的火车上。但因那时西北战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1942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后分别包装偷运出国。全国舆论对于国宝的讨论沸沸扬扬,由此也提及了敦煌石窟历次所遭受的劫掠和破坏。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的提议下,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而父亲被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经过6年的漫长等待,而今就要实现去敦煌的理想,父亲十分兴奋,立即着手准备西行。1942年冬,他只身赶赴兰州,在那里招兵买马,聚集了5个人。1943年2月,他们一行6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走了一个多月,总算到达了有“风城”之城的安西。他们这几个初次出塞的旅客,雇了十几头骆驼,又告别安西,走入真正的荒凉之地。经过三天两夜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之后,终于到达了莫高窟。到达敦煌的当天,父亲就顾不上休息,对敦煌做了初次巡礼。在名震世界的藏经洞前,他百感交集。1900年,这一洞中发现3万余件敦煌文物,但却被法国人伯希和等劫走了近万件。洞窟仅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画,而40多年后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窟前还放牧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人夜宿之地。他们就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砍伐树木。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面对眼前的满目疮痍的敦煌,失望之余,他又从内心默默地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父亲的敦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第一个夜晚是一夜风沙。第二天,开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他们和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着赤脚,清除积沙。接着,他们造了一条长达960米的围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从此开始。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临摹壁画时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90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搞清画中内容,父亲还强迫自己念经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1948年,父亲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当时没有人力,缺乏经费,他们要自己搭脚手架,修简易栈道。进洞子要连爬带跳,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有一次,父亲和另两个同事到莫高窟最高层第196窟,梯子倒了,他们被困在洞中,上不着顶下不着地。父亲本想从崖头爬上山顶,但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手中的记录卡片飘飘荡荡落到了崖下,像一大片上下翻飞的蝴蝶。幸好有同伴到山下拿了绳子来,从山顶吊下去,才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都拉到了山顶。1943年,来敦煌临摹作品的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父亲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的确如此。眼前是沙,远处是荒漠、戈壁,莫高窟离最近的村舍有30多里,自然条件的苦也许还好克服,但远离社会的孤独感和隔绝感都成了最“致命”的病毒。有一年夏天,父亲的一位同事发高烧,大家准备了一辆牛车要送他进城医治,但要走6小时才能到城里。临行前,这个年轻人哭着对父亲说:“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葬在泥土里……”病愈后,他就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而父亲却一呆就是四十年!1948年在南京、上海举行敦煌艺术品展览时,父亲将所有的临摹品寄到南京展出。之后,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手谕令父亲把东西运到台湾,并让父亲跟他一起走。而父亲毫不犹豫地立即返回敦煌,他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离开敦煌,便等于放弃他的生命。1968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研究所离中蒙边境线只有几百公里,于是不断疏散人员。有一天他问我:“看过《冰海沉船》吗?”我说看过。他又说:“如果有一天敌军打了过来,我就要像那位船长一样,和敦煌一起毁灭。”这句话深深地烙在我心里,让我意识到,敦煌对父亲如同生命般重要。1982年,父亲被调到北京,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但他的心一直在敦煌。此后,他一直想找机会再为敦煌工作,但始终没能实现。父亲内心十分苦闷,给别人写信都称自己“客寓京华”。父亲在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他就感觉自己又像是回到了敦煌,在莫高窟聆听大佛殿的风铃声。他无数次写过这样的话:“夜夜敦煌入梦来……”父亲去世后,母亲按照他生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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