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目的

高等教育的目的：教育在當今時代的作用——拉爾夫•奧貝瑙爾向記者提問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工具化？在中德兩國的教育目標中，還有多大程度是對人格的發展的關注？德國洪堡大學迪特裡希•本納教授（DietrichBenner）對話華東師範大學彭正梅教授。2011年7月，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和德國墨卡托基金會共同舉辦的“啟蒙之對話”系列活動之沙龍《啟蒙與教育》結束後，中德文化網對該沙龍中的兩位主講人，德國迪特裡希•本納教授（DietrichBenner）和彭正梅教授，就“教育在當今時代的作用”的話題進行了訪談。問：在談到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作用時，兩位都極為強調教育的自身邏輯和非工具性。而且，你們在沙龍裡論及的兩個歷史人物，德國的威廉•馮•洪堡（WilhelmvonHumboldt）和中國的蔡元培，也批判性地看待教育作為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的工具化。那麼，這種理想在今天的德國和中國到底怎麼樣？本納：那種關於教育絕不能服務於任何外在目的的觀點，我認為是錯誤的。教育當然必須是對經濟和政治有用的。在任何一個國家，教育都是一樁費用高昂的事業，通常須由公共資金資助，當然也有部分資金來自私人。但是，我們必須對教育被工具化的方式加以考察。重要的是，教育必須在討論中和反思中地開展和推廣。若能保證這一點，那麼我不反教育的工具化。基於這一點，我在德國向學士/碩士學制轉化的變革中，不僅看到了風險，同時也看到了機遇，一種把基礎性研究與職業相關的研究和應用性研究相結合的機遇。純粹的功利主義和純粹的理想主義同樣可能是災難性的。彭正梅：我的看法與本納先生很接近。在中國，人們總是說，高等教育首先應該服務於社會。高校存在於社會之中，而非社會之外。不過，中國的高等教育情況有點特殊，其管理權總是落在國家的手裡。中國高等教育仍然具有強烈的前蘇聯高等教育的色彩。課程設置首先是為明確的職業目標做準備。在中國現代化剛開始的1911年，蔡元培就滿懷教育自主的理想。但隨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種觀點消失了。高等教育具有強烈的工具化和集權化的特徵，高校實際上成為一種國家機關。但是，人們逐漸認識到，高等學校的這種工具化及其完全的功利主義傾向，並非有益之舉。於是，今天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又重新強調高校的自主辦學，強調給予高校更大的自由空間。這樣一種轉向，能更好地服務於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因為相對於受外在控制的高校而言，自主的富有創造性的高校未來會給予社會和國家更多的回報，也更加有利於社會發展。問：啟蒙運動時期的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不管在是19世紀的普魯士還是在20世紀初的中國，都強調一種人文理想，一種人格的全面發展的理想，並把教育視為理性公民參與民主共同體，參與公共討論的前提。就當今歐洲和中國的教育改革的樂觀主義而言，這種教育理想，今天真的發揮著核心作用嗎？本納：洪堡式的改革試圖把對法學、自然科學、文化、語言學和宗教學等領域的哲學探討與對這些領域的科學研究聯繫起來；應該把理論反思和實踐經驗研究在所有學科聯繫起來，以促成新的職業理解。比如，受過科學教育的神學者應該不僅能成為教會職員，還應同時是一個理性的人；受過法學教育的人應該不僅能成為是國家公務員，而且也應該能參與法律和法律系統的繼續發展。新式學校未來的教師則應該由哲學系培養。福爾克爾•皮斯伯斯（VolkerPispers）在其柏林的卡巴萊小品（Kabarett）中問：“教師在哪還會被視為一個知識份子？”另一個演員反諷地回答道：“在鄉下！”今天我們會對此報之一笑，但這卻正是洪堡的教育改革計畫。他認為，改革後的柏林大學，也應該培養能夠把現代思考方式帶入鄉村的教師。洪堡在1810年改革設想中的大學的功能，正是今天大學通過把在經濟、法律、政治、社會、教育、宗教和藝術領域的基礎研究、經驗研究和職業教育聯繫起來所能達到的功能。彭正梅：在改革之前，這種價值觀在中國高校系統中是沒有位置的。目前由政府推動的改革，是在創造性的旗幟之下的改革。創造性被認為是個體人格完善的重要因素。這不僅是一個理想，而且還引起了很多教育機構的變革。一些著名的高校，如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或廈門大學作為先驅，開始試驗引入德國和美國的“通才教育模式”。這樣，學生就不是只為一個職業做準備，而是受到全面的教育。這體現了人應該接受一種全面、和諧的教育的理想。這種堅定的改革意志，並不僅僅體現在那些先驅學校。例如，有些學校裡，學生轉換專業已相對容易多了。而之前，這幾乎完全不可能。可以說，今天的學生有了更多的選擇空間。問：那麼，教育目的仍在於和諧人格的培養，或者是為了提高國家競爭力，從而更注重培養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創新型人才？即使在五四運動時期，人文主義的啟蒙理想已與拯救國家的動機密切結合起來了，從而使教育最終也淪為外在目的的工具。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完全可以理解，但今天仍把教育和教育改革完全定位於為國際競爭服務，這也許就有值得商榷之處了。在德國也同樣：推動創新性，也是為了提高競爭力。彭正梅：如今沒有國家不利用教育促進經濟發展。之前，中國政府直接干預高等教育；今天，人們試圖通過間接的方式來實現國家目的。您講得很對，五四運動懷有拯救國家的意向，新文化運動也是為了復興中華。當時蔡元培主張並致力於教育相對于國家的自主，但他失敗了。今天，中國的教育和教育改革仍然被視為現代化的工具，是為了提高中國的國際競爭力。這也是今天的終極目的。但同時，中國政府也試圖通過給予教育更大的自由空間來實現這個目的。這種方式被認為能更好、更多地服務於中國的發展。本納：我想對教育的內在經濟化和外在經濟化加以區分。對於外在經濟化，我實際上很少擔心。我無法想像，法律學者、醫生、文化學者和數學家應該如何直接服務於外在的經濟化。這些職業的從業人員應該如何直接地有助於提高經濟生產？但是，教育的內在經濟化則是有問題的。所謂內在的經濟化就是指，要求教育按照一個標準計畫，應該用最少的付出，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大的收益。如果這成為大學學習的動機，成為教師和學生的動機，成為高校成就比較的標準，如果學習內容、理論問題和爭論都不再處於學習的中心了，那麼，人們必須對這樣的內在經濟化加以警惕和抵制。同樣，大學的學習規程也不能精確固定每學期應該學習什麼，而是要保證給學生提供反思和創新的空間。學習規程必須存在靈活性，應該可以輕易改變，從而可以引入新的內容。彭正梅：中國的高等教育政策服務於中國發展。柏林洪堡大學的建立，也是為了國家的目的。柏林洪堡大學首任校長、著名哲學家費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曾在其名為《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的文章中，號召德國人以法國大革命和對拿破崙的失敗為契機，作為一個自由思考和自由行動的民族重新站起來！如果今天的中國政府給予高等學校以更多的自由和自主，這自然不是意味著它要讓高校培養真正的政府批判者。這不是中國教育政策的目的。如果國家自已試圖規定它應該如何被批判，應該為了什麼目的而被批判，那麼，它是完全錯誤的。但是，中國政府認識到，被政府嚴格控制並只服從其指令的大學，並不能及時適應社會發展。本納：人們應該對國家計畫的意識形態及其實際效果加以區分。德國的教學大綱規定，應該培養和諧的人格，培養和平、正義和生態關懷方面等德性。但是，這種德性能否出現以及什麼時候出現，沒有也不能通過教育政策的相應表述加以規定。這些德性可以通過理論、研究、大學學習和自身實踐，以及通過相互討論等方式產生。國家根本不能通過確定教育目的來規定大學的產出，通過理想主義的教育目的不行，通過功利主義的教育目的也不行。它有權設置重點、分配資金和照顧某些課程等，但是，從大學教育會產生什麼，國家無法確定。19世紀，根據德國皇帝的命令，德國的大學開設了阿拉伯學，以促進在阿拉伯地區建立德國殖民地。這肯定是一個明確的目標。但是，其結果卻是比較亞洲學的發展，好在根本沒能使德國在亞洲獲得持久的殖民地。問:但是，框架條件自然會改變大學，也會改變大學帶給社會的影響。之前，德國大學和中國大學總是有政治討論，它們不斷地爭論和交流社會應該和將要往何處去，對社會發展進行評判。不過，如今大學的這種政治討論和關懷，已急劇下降。這一切本來也沒有什麼問題，可是兩位一再強調，教育應該包括引導參加公共討論、參與民主和社會的自我理解。因此，你們真的認為，目前這種功能運轉良好嗎？彭正梅：中國大學今天走的是一條實用主義的道路。因此，它們當然非常強調技術、經濟學和自然科學。許多大學直接與企業合作。確實，大學裡的政治討論比較少。這有很多原因。教師和學生對於公共主體和政治主題不太感興趣。人們喪失了討論社會如何發展的熱情。中國的高校就像社會一樣，具有強烈的經濟取向。這與20世紀80年代初的情況很不相同。那時，人們對政治極感興趣，他們要求更多的自由，也要求改善物質生活狀況。或許，這兩者中國人今天已經或多或少獲得了，因而也不再處於社會的中心了。此外人們也認識到，政治家的決定並不會顧及學者的論述和觀點。因此，他們便放棄了他們改變不了的東西，而寧願專注於人們可以影響的事物。本納：您這樣提的問題，讓人肯定無法簡單用“對”來回答。但我覺得這個問題也是成立的。但是，要決定究竟是用“對”還是“錯”來回答，我想還是要區分一下作為政治託管地的大學，和作為啟蒙和討論反思託管地的公共領域。大學之所以不再是一個直接的政治觀念形成的託管地了，是因為科學和政治是兩個不同的社會系統。但大學在很多方面，仍然有進行反思的義務。首先，必須把科學所知的界限作為反思主題；其次，必須把科學發展的歷史作為反思主題；第三，必須對科學應用的結果進行反思；第四，必須討論並認識到政治的關聯問題和替代性選擇。如果人們只關注大學的產出，那麼他們對這四個領域的反思肯定很少，而且其反思能力也不會得到提高。人們應該把這樣的跨領域主題重新加入到整個學習過程及最後的畢業論文中。1968年的運動（編者注：一次歐洲範圍內的大規模左翼學生運動）中，德國的學生、教授和公眾把這些問題置於大學的中心，從而不再對純粹的科學問題感興趣。而現在，我們在純粹學術問題上也許有一種馬克斯•韋伯（MaxWeber）所說的科學作為職業的傾向，從而遺忘了其它問題。大學總是在這兩極之間擺動，今天我們必須更重視與純粹學術相反的另一極。問：如果在那種普遍非政治化的社會中存在這種問題，如果這肯定是一種對德國和中國當前情況的正確判斷，那麼，請允許我提出一個更一般性的問題。從教育理想來看，它不僅涉及高等教育政策，也涉及人文理想和啟蒙了的民主社會。那麼，完全不考慮大學的情況，公共領域和公共空間又到底怎麼樣呢？彭正梅：不僅今天的中國經歷去政治化，自1968年以後，在許多西方國家，人們對政治也不太感興趣。但是，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國也存在著一個相反的趨勢，即日益增長的公眾力量。中國人現在有很多管道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們可以在網路上完全自由的、無阻礙的交流意見，也有許多源自科學視野的企業內部的和外部的課程。當然，網路仍受控制，但是網上交流不僅可能，而且也非常自由。人們可以談論一切。例如，現在那些關注社會問題的人，或自己受到社會問題影響的人，會發表出自己的意見。他們不再期望知識份子為他們代言。中國的公共領域的爭論目前非常活躍。本納：1968年運動中，知識青年將自己看作社會先鋒的標準，如果以這一運動為比較標準，那麼今天人們可以說“學生整體上已經去政治化了”。但是，如果關注一下德國和歐洲的政治現象，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況。地中海地區剛剛經歷了結束專制和自由運動的興起。歐美持續10年之久的支持專制的國際政策也告一段落。接下來，獨裁體制下培育民主的任務和及其困難（就像在地中海地區的情況那樣），愈加受到公共意識的關注。在德國，人們已徹底否決了核能，而這在五六年前還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獲得一致意見。我們開始了一個關於伊斯蘭主義的討論，認識到自由伊斯蘭的必要性，並重新反思社會的多元性。我在德國和歐洲看到了關於許多領域的政治討論，而這些討論在兩三年前都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不過，知識青年不再是這種討論的引導人。這裡興起的是一種跨代的政治意識，這種意識在1968年根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