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运营商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电信运营商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姓名：杨煜泳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企业管理指导教师：贾怀京20070330电信运营商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作者：杨煜泳学位授予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相似文献(3条)1.学位论文李荣华我国电信市场后进入者的有效竞争研究2008电信产业的垄断、竞争与规制一直是学术界和实业界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电信产业改革的目标是电信业的良性发展，而促进电信业良性发展的关键在于形成有效竞争。目前中国电信产业在一些业务范围内已经有竞争，但本地电话、移动电话等领域仍处于双寡头垄断状态。在解决自然垄断附生问题的方式中，中国选择了国有化。国家经营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被部分集团占有的问题，但同时滋生了无监管、低效率和官僚传统。事实上，由政府同时担任垄断者和管制者的角色，易导致价格无管制、服务欠质量的结果。在中国电信业规模不断增长、内部产业组织结构不断变化的总体背景下，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的行业规制政策趋向也日益明朗，那就是顺应全球电信业发展大势，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培育有效竞争市场为主要政策取向，这也意味着我国电信市场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后进入者，后进入者与在位者之间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在这种竞争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主管部门如何制定有效的规制政策，以培育一个有效的竞争市场，使后进入者有能力与在位者展开竞争。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对中国电信市场有效竞争具有重要意义的后进入者，从中观的层面上分析电信市场后进入者的产业进入路径、规制影响和竞争效果。力求通过这种研究达到如下目的：(1)从产业进入和电信行业特征两个角度，揭示电信市场后进入者在与在位主导运营商竞争中的独特博弈轨迹，探究电信市场后进入者实现有效竞争的路径；(2)从产权制度与有效竞争相互影响的角度，解释竞争主体的形成依赖于企业产权的多元化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揭示我国电信市场竞争失效、竞争无序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国家资本“一股独大”等产权因素的影响；(3)通过对我国电信规制改革与开放竞争实践的考察，对规制理论和政策在促进后进入者有效竞争实践中的效果及存在问题进行客观评价，寻求规制理论政策与实践的结合点，为深化后进入者竞争与规制理论的研究及规制政策的改革提供基础。为达到上述目的，本文运用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综合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规制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电信经济学和有关垄断竞争理论，运用理论推理与经验证据相结合、构建模型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如下研究成果与结论：1.探讨了我国电信市场培育后进入者的产业进入方式，即在引入新的基础电信运营商的同时，拆分重组在位主导运营商，以这两种方式共同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对于世界上其他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国家而言，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除非企业违反了反垄断法，否则政府没有权利去拆分一个有着私有产权的电信企业，而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中国电信企业的国有性质，反而使这种对企业的拆分成本相对较低，这也为世界电信业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特例。2.提出了必要的重复建设是我国电信市场后进入者实现有效竞争的重要措施。电信产业中重复建设是指传输能力和网络容量增长不能被用户有效吸纳的情况。即使是多家电信运营商同时投资某种网络和服务于某一市场，只要传输能力和网络容量的增长能被增长的用户有效吸纳，对市场而言，仍是有效竞争，这种建设就不能简单认定为重复建设。必要的重复建设可以使后进入者快速健全网络设施，实现基于设施的竞争。3.从系统的和历史的角度较为全面地梳理和剖析了电信市场有效竞争演变的机理。边缘性进入便成为能够平衡各方面的选择。也就是说我国电信业规制放松具有“边缘性进入”的独特性。而这一特征与电信业仍然存在的网络经济效应结合起来，使中国电信业至今尚未建立起真正的有效竞争体制而处于一种“闭锁状态”：部门垄断基础上的市场垄断和合谋。4.提出了第三次重组后的三大全业务运营的电信集团之固网和移动网在同一集团公司(或上市公司内)应采取母子公司的运营体制，而不能采取事业部制的体制。在事业部体制下，移动业务与固网业务混合核算，将在客观上限制了后进入者的投资，特别是在引入民营资本和海外资本的过程中，抬高了后进入者的成本。5.根据我国电信体制变迁的历史轨迹研究和探讨了电信市场后进入者实现有效竞争的路径及特征，提出了我国电信市场后进入者实现有效竞争的路径选择，必须基于自身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因素，进行适当的产业重组，作出相应的产权安排，并辅以合理的适度准入、全业务经营等规制政策，推进数网融合等。在分析了多个重组版本后，认为中国电信业的症结是国营化与独家垄断(分地区或分业务垄断)，没有新的市场主体的参与。国有国营化使得国家并不希望这几个国有企业激烈竞争，而损害“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营化使得所有方案都在讲均衡，寻找节约国家资源的办法，难以破除行政垄断。关键是新的竞争主体数量太少，必须引进电信市场后进入者。6.把电信市场规制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与我国电信改革的实践结合起来，分析了垄断制度改革对电信市场后进入者实现有效竞争的影响问题。认为规制制度的改革重点在于为规制机构建立一套有效的规制治理制度，而规制机构的独立化又是规制治理的中心内容。提出了深化我国电信规制体制改革、促进电信市场后进入者有效竞争的对策建议。2.学位论文初佳颖中国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绩效分析2006激励规制是有关国家政府所采取的一种较为温和的改革措施，其目的在于通过适当的刺激，使被规制企业的内部效率不断提高。长期以来，网络型产业一直是政府制定规制政策、实行规制改革的对象。如何针对网络型产业制定恰当的激励规制契约，从而促进网络型产业效率的提高，保证其绩效的增长，这是规制经济学和网络产业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电信产业作为网络型产业中较早实行激励规制的产业，对其激励规制绩效的研究最能反映激励规制政策实施的效果，也为改善网络型产业整体绩效提供参考。我国电信产业目前所实施的激励规制基本属于低强度的激励规制，规制竞争的缺乏及相应的激励不足，易导致规制结果与其初衷相背离，导致产业效率的低下和社会福利的损失。为了提高规制绩效，加快规制改革，就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这既包括激励规制强度的设计，也包括制度层次上的变革。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首先，通过对激励强度与激励绩效相互关系的分析，从理论上探讨激励规制政策强度对电信产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其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有关模型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判断我国电信产业中所实施的激励规制政策的绩效如何；最后，通过对电信产业激励规制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分析我国电信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寻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探讨电信产业的改革关键和改革方向。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运用西方经济学以及数学规划理论来研究激励规制对电信产业绩效的影响：首先对前人在激励规制绩效的理论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进行了论述，并对激励规制绩效的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概念一一做出界定，在此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激励强度与激励绩效相互关系的分析，从理论上探讨目前电信产业中的激励规制政策强度以及对电信产业绩效的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在激励规制绩效的研究方面较常采用的评价方法。其次，简要介绍了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改革以及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改革历程，并从资费定价和接入定价两个方面着重阐述了目前中国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定价现状。再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有关模型和数据对我国电信产业进行实证分析，以判断我国电信产业所实施的激励规制政策的绩效：第一，对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效率分别从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总生产效率的角度进行了评估，同时将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又进一步细化，分别测算了本地服务业务和国内长途服务业务的纯粹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通过改变所选取的因变量的不同而将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的变化进行了验证；第二，从服务绩效的角度对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绩效进行了探讨，考察了电信服务绩效的用户满意度和用户申诉统计两方面的数据，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第三，对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财务绩效问题从生产要素的投入、市场集中度、电信资费价格水平的变动以及电信业务结构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在低强度激励规制下的中国电信产业存在配置非效率，并且电信产业中市场集中度的降低以及APRU值的下降与激励规制之间没有显著联系等结论。最后通过对电信产业激励规制绩效的研究，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通过所得结论分析了电信产业激励规制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寻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探讨我国电信产业改革的关键和改革的方向，并指出本文的研究不足之处以及有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全文的分析，得出以下四方面结论：第一，低强度的激励规制无法刺激被规制企业提高经济效率的理论命题在我国电信产业中得到较好的验证。通过DEA分析显示，我国电信产业所实施的激励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并且电信产业的技术非效率主要来源于规模非效率。利用DEA方法对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纯粹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种效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不论是对本地服务业务的效率计算还是对长途服务业务的效率计算，都没有明显数据显示我国对电信产业所实施的收益率规制提高了电信产业的效率。同时为防止因变量对最终计算结果的影响，又分别以通话时长和电信业务收入为因变量对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进行了计算分析，所得结果也基本一致，亦支持目前所采用的激励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的效率影响不大的结论。除了对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进行了分析之外，还对电信产业的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进行了探讨。其中，通过电信产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比较以及对电信产业的劳动力投入数量的分析，得出电信产业中存在资源配置非效率的结论；利用对电信行业投入产出增长速度的比较，得出激励规制对电信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不明显的结论，因此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需要进一步提高强度，规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第二，在所选取的年份中，激励规制没有促进服务绩效的提高。在所研究的年度内，电信产业的服务绩效没有明显的提高或降低。在所研究的四家主导电信运营商中，由于使用移动电话的人数增多，因此对移动电话的投诉要大于对固定电话的投诉。在两家固定电话运营商中，中国网通的整体服务绩效要逊于中国电信；在移动电话运营商中，中国移动在服务质量和资费争议方面比中国联通差，但是在通信质量上要优于中国联通，然而这与中国移动的市场份额大于中国联通的市场份额也有着一定的联系。第三，低强度的激励规制导致被规制企业对资本过度投资的理论命题在我国电信产业中未得到经验支持。尽管我国电信产业实施的基本属于回报率规制，但是并没有促使固定资本投资逐年增加，近年来的固定资本投资反而下降。第四，如果以电信业务收入与电信业务总量之比来反映电信综合资费价格变动水平，那么所得数据显示对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政策促进了电信资费价格的下降。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应用DEA方法将激励规制对我国电信产业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我国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进行探讨分析的论述较多，但大多是从理论模型的角度加以分析，而实证分析也往往是以经济计量方法进行的。本文尝试运用数学规划理论，将DEA方法引入了对电信产业绩效的实证分析中。第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将激励规制对电信产业的效率影响分别从技术效率、纯粹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在以往对电信产业效率的实证分析中往往仅从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等方面入手，对生产效率中的技术效率的测算鲜少涉及。本文在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的分析中，不仅将激励规制对电信产业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影响进行分析，又从技术效率出发，分别对技术效率中的纯粹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分析。第三，利用C2R模型和BC2模型对电信产业的绩效问题进行分析，并将中国电信产业的特定影响因素纳入对激励规制绩效的研究中。以往对电信产业的实证研究往往注重对计量模型的引用，本文将数学规划方法中的C2R模型和BC2模型引入研究中：利用C2R模型分析技术效率的问题，通过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