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心得2篇

读《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心得（2篇）本书作者俞可平先生分别从治理和善治的理论基础、全球化与治理变迁、社会自治与治理秩序以及全球治理等角度，深刻阐释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于现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被首次提出，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第一部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两大总目标之一，而且是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提并论的，足见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国理政的新模式。“治理”这个概念，据说是美国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较为系统的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主要是针对具有强烈政治化倾向的“统治”行为和大政府时代政府强大的社会管理权，甚至由于垄断对社会的管理而形成单一的国家管理模式。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善治”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虽然在我国以前规范性文件中没有“国家治理体系”这一概念，但国家治理的实践还是存在的，谓之“治国理政”。但我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是分散的、非系统的，缺乏制度化、体系化安排，而且是以人治和行政化、强制性为主要特征，以运动、活动和会议为主要载体，对国家各方面实行治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是要打破传统习惯，打破人治思维方式，形成以制度化、体系化、系统化为其外在表现，以法治化、法治中国为其核心内容，逐步破除运动式、活动式、会议式的治理范式的治国理政的总的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它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标志着我们党从一个革命党真正转变为执政党。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应，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是以中国具体国情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只有把发展的目光投向基层，把治理的重心放在基层，使顶层的关注变成普遍的关切，使顶层的设计变成全民的自觉，我们才能真正保持政令畅通、实现科学发展。从实践层面看，执政者理当更加注重目光下移，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对接起来。这固然有赖于基层自身的创新和努力，但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改革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理顺治理格局，优化制度设计，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经济与民生、发展与稳定等关系，构建中央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共服务最优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实现基层善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关注基层治理时，固然要看到一些矛盾激化、政策扭曲和制度空转，是因为基层片面逐利、违规操作和能力不足所致。另一方面，也应避免“看的指责干的”，理解一些基层干部的难处，把握基层发展的真实意愿和基层治理的复杂现实：权力有限而责任很大，工作对象有限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无限，工作时间有限而目标任务繁多。“土地财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格局？上访堵截，又是源于怎样的考核压力？得过且过的状态，是否有升迁的“天花板”困局？只有类似问题得以正视解决，才能进一步解决基层发展的制度瓶颈，避免国家政策在基层的虚化异化，进而优化基层的权力生态，夯实基层的治理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在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法治。法治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地位。“法治中国”战略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联系，本质上都是强调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的理性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理性化”，就是通过制度设计及落实，抑制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克服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上的非理性行为，既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是要以依宪治国提升政治理性。要促进政治与法律更好协调，构成一个完整协调的依法执政法律体系。二是要以法治政府改进政府理性。明确政府应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尽快把政府的“权力清单”明示公众，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使决策权，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三是要以法治市场增进市场理性。防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走样、反弹，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则变成系统的法律制度，确保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功效。四是要以法治社会强化社会理性。很好地推进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教育，逐步分领域鼓励社会组织化，并实行有效管理。五是要以执法公正和司法公信落实“四个理性”。切实防止发生冤假错案，更好地推进审判流程、庭审、裁判文书和执行信息公开，更好地发挥专门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的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相互促进。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是全球治理研究的中心课题。当前，国际社会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持有较高的期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甚至成为一些国家学术和政策研究的突出议题。日益全球化的中国需要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这不仅是维护中国自身发展和安全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所在。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需要开展基于中国视角的全球治理研究，尤其是要制定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该战略应在理论上阐述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观，在实践上提出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案，并应具有综合性、着眼于长远、现实可行且能够为其他国际行为体所接受和分享。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中国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与现存国际制度改革、中国与地区问题治理、中国的国际领导等议题应是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回答的问题。全球治理并非取代国家治理，二者相互作用，在积极的意义上国内治理可以促进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形势的一大特点是主要国家陷入国内治理困境、困难甚至危机：欧美国家面临的是金融危机和社会问题：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度掩盖了国内错综复杂的问题，但随着经济形势的转变，原本存在的国内治理问题更加突出。中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人口、环境等情况复杂，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迁，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国内治理挑战，这在人类经济史和治理史上前所未有。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一方面带动了非洲、拉美等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模式的发展也向世界输出了具有中国特征的全球性问题。因此，中国国内治理本身就具有全球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治理，中国可以把国内治理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向世界输出，给国际组织与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国家提供借鉴与参考。综上，政治的进步是最深刻的社会进步，不断地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新的政治发展趋势，中国要走向社会现代化，必然要走向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一个国家，既有高屋建瓴的国家战略，也有具体而微的基层治理。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的动力和需求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变迁和发展，摸着石头过河的治理方式是对现实治理需求的诊断、把握和遴选，主要表现为善于从现实发展中提炼治理命题、引入治理动力、确定治理任务，同时善于将成熟可行的治理探索上升为法规制度，及时将成熟可靠的改革创新上升为法规制度或全局性公共政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国家治理。作为当代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全球化的中国对待全球治理的态度、政策和实践，发展和崛起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全球治理的未来，为基于规则的世界体系贡献更多源于“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哲学的治理理念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