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贡士_兼评士大夫群体精英论_王曾瑜

宋朝的贡士_兼评士大夫群体精英论_王曾瑜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科学版）JournalofCapitalNormalUniversity2021年第1期（SocialSciencesEdition）（总第216期）名家论坛名家简介：王曾瑜先生(1939年—)，汉族，上海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等。王曾瑜先生主要从事宋辽金史研究，著作等身，著有《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宋朝兵制初探》、《金朝军制》、《宋朝阶级结构》、《荒.无道宋高宗》、《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辽金军制》、《王曾瑜说辽宋夏金》等专著，《靖康奇耻》、《河洛悲歌》、《大江风云》、《转战湖汉》、《扬威南北》、《关山怅望》、《忠贯天日》等七部历史系列纪实小说，以及论文、译文、杂文等二百六十余篇;出版有论文集《锱铢编》、《涓埃编》、《丝毫编》、《点滴编》、《纤微编》等。宋朝的贡士———兼评士大夫群体精英论王曾瑜摘要：宋代贡士是士大夫的一部分，本文论述宋代贡士及其相关制度、.地位等，说明大多数贡士属地主阶级，“为富者多，为仁者少”是阶级.的基本情况;并针对目前流行的士大夫群体精英论，提出个人的评判。关键词：贡士;举人;士大夫;精英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21）01－0001－22收稿日期：2021-09-16作者简介：王曾瑜，男，上海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荣誉学部委员。（北京100621）目前古士大夫似乎成了一些史学家热切关注的对象，士大夫群体精英论成了史学研究的热点。关于宋代士大夫的名称，笔者已依据陈亮之说，分成“乡士大夫”和“卿士大夫”两词［1］(p．464，p．468，卷35《陈性之墓碑铭》，《方元卿墓志铭》)，用以区别有无官位。在此需要适当地作些量的估算。就“卿士大夫”（即科举出身、“有出身”的文官）而论，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吏部所管“四选名籍”38864员，其中吏部尚书左选“有出身”975员，侍郎左选“有出身”4325员［2］(pp．757758，乙集卷14《嘉定四选总数》)，合计5300员。估计宋代大部分时间的“卿士大夫”大致就是五千人上下。此类人中，“廉吏十一，贪吏十九”［3］(卷19《上皇帝万言书》)，十官九贪。若非如此，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4］(p．2737，卷112)的名言，岂不成了无的放矢。“乡士大夫”的人数显然要比“卿士大夫”多得多，其中包括贡士，参加科考的“业进士”等［5］，太学生，广义也可说是三学生，包括律学生、宗学生、武学生等，至少部分武学生也不能视为武1夫，还有城乡的穷教书、隐士之类。如著名的儒学家邵雍，最初在宋朝纪传体国史中“列之隐逸”［6］(p．12710，卷427《道学传》序)。针对士大夫群体精英论，张邦炜先生的《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一文［7］，在网上点击率甚高。其八“贪利禄而不贪道义”，其九“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都论述了宋代士大夫的实际情况。笔者也发表了《宋朝的官户》［8］、《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9］、《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士风和名节浅谈》、《三学生、京学生与宋朝政治》、《唐宋变革论通信》［10］等文，以及《王曾瑜说辽宋夏金》之《多元化士风的主流》［11］。本文接续前列文字，主要论述宋代“乡士大夫”中之贡士。科举制从诞生之日，就不可能是单纯的取士考试制度，而必然对.生活的各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依个人之见，科举制的主要.历史效应有两条：一是重组统治阶级的队伍，使统治阶级经常换血，保持了阶级成员的流动性，“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12］(卷3《富家置产当存仁心》)，“骤盛忽衰，亦不可常”［13］(卷18方回附论)，“富民大家保数世而不失者抑几何人”［14］(职官79之28)；二是在宋代实现了经学、教育与科举三位一体，这对尔后中华文明的落伍产生严重影响，无异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西方人却使用与沈括相同的对具体自然现象进行研究的思维，创建了近代自然科学，使欧洲文明压倒了古老的中华文明。本文多少涉及了前一方面的问题，写作时参考了李弘祺先生《宋代的举人》［15］、程民生先生《论宋代科举户籍制》［16］、许怀林先生《南宋科举“义约”考述》、裴淑姬先生《论宋代科举解额的实施与地区分配》［17］、林巖先生《宋代举子赴考的旅费问题》［18］等文。以下对贡士分六个问题加以论述，最后另加余论，进一步讨论士大夫群体精英论。一、贡士和举人词义的变化贡士之名，起源甚早，在乡举里选和九品中正制时代，已有此名。到出现科举制后，又继续沿用。《汉书》卷6《武帝纪》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壹则黜爵，再则黜地，三则黜爵地毕矣。”《后汉书》卷3《章帝纪》建初元年（公元76年）：“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甽亩，不系阀阅。”《魏书》卷66《崔亮传》说：“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谛观在昔，莫不审举，虽未尽美，足应十收六、七。”所谓“殷周以乡塾贡士”是邈远的事，但“两汉由州郡荐才”，到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都是将贡士作为荐士。但贡士自身并不是名词，不作为身份性的称呼。据《隋书》卷1《高祖纪》、《北史》卷11《隋本纪》，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卷24《食货志》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关于科举制创设于何时，存在争议。从一般说法看来，当时的贡士尚是沿袭九品中正制，而非科举的贡士。真正重要的变化，是贡士已经成为身份性的名词。《新唐书》卷44《选举志》载，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加试贡士《老子》策”。《通典》卷15载：“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当时的贡士已是科举制下身份性的名词。《新五代史》卷54《李愚传》说，后唐时，李愚建议“州县贡士作乡饮酒礼，时以其迂阔，不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开宝八年（公元975年）：“是岁，诏贡士之下第者，特免将来请解，许直诣贡部。”以上自唐迄宋的三条史料，表明贡士虽沿用旧名，却是旧瓶中装了新酒，与隋以前的贡士差别甚大。举人也有类似的情况。《汉书》卷90《严延年传》说：“延年坐选举不实，贬秩，笑曰：‘后敢复有举人者矣！’”此处的举人不是名词。《北齐书》卷41《鲜于世荣传》载：“寻有勅令，与吏部尚书袁聿修在尚书省检试举人。”此处的举人虽是名词，却不是身份性的专有名词。《隋书》卷2《高祖纪》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诏京官五品已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幹济二科举人。”《隋书》卷3《炀帝纪》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诏：“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2上，宜依令十科举人。”当时大致已实行科举制，但两处的举人都不是名词。《旧唐书》卷4《高宗纪》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惟郭侍封、张九龄五人居上第。”至此，举人方成为科举制下身份性的名词。《旧五代史》卷40《明宗纪》天成四年（公元929年）七月：“中书奏：‘今后新及第举人有曾授正官及御署者，欲约前任资序，与除一官。’从之。”举人一词沿用到宋代，就更为普遍。二、宋代贡士的各种称呼宋时的称谓往往须博得对方的喜欢，就高而不就低。如尽管宋徽宗时设最高武阶太尉，但对官位不高的武人，照样可以尊称“太尉”。没有取得进士身份者可称“进士”，没有取得举人资格者可称“举人”。在科举制下，举人、贡士等名词，无非表明他们有参加省试的资格，但宋代举人一词的含义有时更宽泛，没有参加省试的资格者，可称举人，甚至连仅参加解试而落第者，也可称举人。如《吕氏杂记》卷上说：“皇祐年前，举人看谒，皆用封状，面签所谒爵，其中细书云：‘乡贡进士姓某名某，谨捧状诣客次祗候某官，伏惟尊慈俯赐鉴念，谨启，月日，乡贡进士姓某启。’未得解者，称应乡贡进士举。四、五年来，止用名纸，又不论曾预荐与不曾预荐，皆单称进士。”故宋代史料中或专用“得解举人”［14］(食货25之21)，以示贡士与没有参加省试资格的举人的区别。宋代的贡士有多种称呼，今可列举于下。（一）举人：开封“二相公庙在城西内城脚下，举人入京者，必往谒祈梦，率以钱置左右童子手中，云最有神灵”。此处的举人当然是指贡士，二相公相传是孔子弟子子游与子夏。［19］(p．349，《夷坚乙志》卷19《二相公庙》)［20］(p．116，卷10《二相公庙乞梦》)《挥麈后录》卷9载金人委派“沂州进士刘偲”，向楚州守将赵立劝降，被赵立烧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3建炎四年五月乙丑作“沂州举人刘偲”。刘偲其实就是贡士。（二）举子：《类说》卷26《黄居难》：“有举子好为诗章，每通名刺云：‘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欲比白居易字乐天也。”《演繁露续集》卷2《举子称习进士》：“举子前此许挟书，至祥符止许带《礼部韵》。景祐五年，举人见，有落解经生唐突，自此遂只许解元见。”（三）贡举人：《宋会要》选举3之7：“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十七日，令御史台谕馆阁台省官，有以简札贡举人姓名嘱请者，即密以闻，当加严断。其隐匿不言，因事彰露，亦当重行朝典。”（四）得解举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2天禧二年十一月甲戌：“命翰林学士钱惟演、盛度，枢密直学士王曙，龙图阁待制李虚己、李行简于秘阁再考定开封府得解举人试卷。”（五）解举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8熙宁四年十一月丁酉：“解举人免丁役。”（六）发解举人：《宋会要》选举2之15，知枢密院事、宣抚处置使张浚奏：“选官就成州锁院，类试陕西路发解举人，考到合格周模等一十三人。”同书选举6之2也称“开禧三年发解举人”。（七）取解举人：《宋会要》选举3之5载宋太宗诏：“应取解举人限来年三月一日已前到京，其未取解者许至秋取解。”（八）贡进士：《景文集》卷45《南阳集序》说，“南阳赵叔灵”，“名湘，淳化中贡进士，未试，而春官已题其警句于都堂之壁。俄中第，调庐江尉”。（九）乡贡进士：《新五代史》卷54《李琪传》说，五代后梁到后唐时，李琪“既贵，乃刻牙版为金字，曰‘前乡贡进士李琪’，常置之坐侧”。此处是指科举及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一月乙亥：“沈继宗及乡贡进士卢雍并为水部员外郎。”户雍是卢多逊子，此处是指贡士。（十）漕贡进士：《烛湖集》卷11《编修石公行状》说，石斗文有“四女，长适乡贡进士丁用中，次适漕贡进士周宗元，次适进士杜光朝，幼未行”。三女婿的所谓“进士”，其实只是指习进士业者。《黄氏日抄》卷97《赵奉议墓志铭》说，宗室赵汝瀁之次子为“漕贡进士”，即转运司解试合格者。（十一）宾贡进士：这是指高丽等国的贡进士。《宋朝事实类苑》卷40《高丽使先状》引《渑水燕谈录》：“高丽，海外诸夷中最好儒学，祖宗已来，数有宾贡进士登第者。”“宾贡进士”，《渑水燕谈录》卷9作“宾客贡士”。（十二）得解进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3咸平元年十月：“癸丑，命修《太祖实录》官钱若水等，覆考开封府得解进士试卷。故事，京府解十人已上，谓之等甲，非文业优赡，有名称者不取。”（十三）乡贡学究：《忠肃集》卷9《家庙记》：“伯兄乡贡学究允恭，率其子乡贡进士延年，自乡里亦奔讣而至。”乡试合格的头名贡士则称解元。《类说》卷48《群见》说：“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皆入对，谓之群见。班列纷错，有司患之。近岁止令解元入见，向数百人。”解元又可称解头和举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1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二月戊辰朔，诏天下贡举人自今止令逐州解头入见。时举人群见，进止多不如仪，而民有缑化隆、高惟志者，又辄阑入殿庭，献封事也。”邵彦“试于乡，为举首，一上，中治平四年进士第”［21］(卷3)。李巨源“由举首，擢进士第，文名盛于一时”［21］(卷9)。《夷坚支甲》卷5《汤省元》载：“潭州秋试”，“举首则王颜，次为欧阳问”，汤璹“以第三名中选”。三、解试与免解宋代要取得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