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生态意蕴

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生态意蕴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科学版）2021年第6期JournalofChongqi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ocialSciencesEdition)No.62021自1981年戴维·埃伦费尔德发表《人道主义的僭妄》之后，引发了学界关于人道主义的一场争论。戴维将生态危机的“精神基础”溯源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认为人道主义是现代世界性的宗教，它编造了一个关于“人”的神话，即相信人无所不能，“人能控制自己的心灵，人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人能控制周围的环境。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中的痼疾，使人类妄自尊大，一步步将自己推向毁灭的边缘。”［1］这一论断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激发了人们对“人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尖锐批判。本文拟从弗洛姆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出发，重新分析人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联系，并尝试探索人道主义与生态伦理之间的关系。一、人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实践活动的范围在不断延展，新能源、航空航天、微生物和基因工程等行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人类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生态破坏现象接踵而至，并且越来越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地震、印尼的海啸、美国的飓风、澳大利亚的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发，SARS、H5N1、H1N1、手足口、口蹄疫等病毒肆虐，这些无不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其实，早有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美国的蕾切尔·卡森1962年在其《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就曾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生动笔触，惊世骇俗地阐述了以DDT为代表的杀虫剂的广泛使用给人类环境所造成的巨大的难以逆转的危害，并尖锐地指出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人类对于自然的傲慢和无知。近年来，生态伦理学中有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议已略显清晰，争论的焦点也是围绕着人类根本利益的实现、自然本身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应否对自然负有伦理责任等问题展开的。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置于实践活动的中心位置，主张以人为尺度，从人的利益出发，为人的利益服务；其弊端是：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自然处在了被动和被压迫的境地，这样就滋生了人对自然的随意性和不负责任性，形成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也招致人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与“人道主义”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起初是针对人对人的压迫.而提出的，主张“人的发现”，“主体的觉醒”，重视人的内在价值［2］。这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是深刻的，因为它们都将主体的人置于了人类实践活动的中心，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实现，认为“人就是最高的目的”。但是它们又有着本质区别，人道主义是基于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而提出的，其理论视阈是人的“自由、平等、博爱”，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和平共处。虽然人类中心主义也是从人的利益出发，将人看作目的，但它更侧重的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的中心位置。可见，要认清人类中心主义，必须探索人道主义。笔者拟以弗洛姆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为例进行探索。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生态意蕴张雷，刘传广，罗蔚摘要：21世纪以来，环境恶化、能源危机、生态破坏加剧，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难题。为此，学界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并倾向于对“人类中心主义”作了深刻批判。追根溯源，人类中心主义其实与人道主义有着很深渊源，甚至被指生态危机产生的人性根基就是人道主义，是以人的目的要求的秩序取代了本然的自然秩序。无论“人道主义”还是“自然主义”，它们本身并没有根本的对立，从某种角度说，人道主义自身就蕴藏着很强的生态意蕴。关键词：人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弗洛姆；生态意蕴中图分类号：B82-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99（2021）06-0039-03作者简介：张雷（1982-），男，山东莱芜人，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广州510631）政治与行政学院2021级伦理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西伦理思想比较；刘传广，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罗蔚，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收稿日期：2021-10-03—39—二、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生态意蕴弗洛姆(Erich·Fromm）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人道主义伦理学家，他以对人的关注和人的实现作为出发点，形成了一套以人性为基础的“人的科学”，他的异化思想、爱的理论、人道主义良心等思想对当今.学和心理学都有重要影响。弗洛姆还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注意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他说：“无限制的满足愿望并不会带来欢乐，也不会使人生活的幸福（well-being）”，“技术的进步不仅威胁着生态的平衡，而且带来爆发核战争的威胁，这两者都会毁灭人类的文明，甚至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人已经成了一位超人。”［3］弗洛姆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蕴含着极强的生态意蕴。（一）人的异化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所谓异化，本意是指人与人的创造物的分离，创造物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与人相对立，并使人的意识和活动从属于它。弗洛姆说：“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在这种体验中，个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或者说个人在这种体验中变得使自己疏远起来，感觉不到自己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就是自己行动的创造者，他只是觉得自己的行动及其结果成了他的主人，他只能服从甚而崇拜它们。”［4］在这个过程中，“人不是他所创造的机器的主人，却成了机器的奴仆。”［5］异化理论并不是弗洛姆的独创，但他却有独到的见解。首先，他指出异化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范畴，它无时不在，无论是原始.的偶像崇拜，还是当今.人们对金钱、商品、机器等物质的崇拜，屡屡皆是；其次，他认为当代的异化是一种全面的异化，它无处不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异化几乎无孔不入，异化已经渗透到人与自己的劳动、消费品、国家、同胞及其自身的关系之中，”［4］人正一步步沦为金钱、商品、权力、地位的奴隶。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多样，不仅没有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反而加剧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紧张，造成人与自然的异化。一方面，人在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掠夺中，生态遭到极大破坏，环境污染现象严重。“我们奴役自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来改造自然，结果是自然越来越多地遭到破坏……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3］另一方面，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不断加剧了贫富两极差距拉大和对生存危机的恐慌。资源富足的人利用占据的优势进行着奢侈和浪费、攀比和占有；而资源匮乏的人整日却为生计奔波，有时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伐林开荒、过度放牧、捕杀野生动物。人的异化让环境成了“替罪羊”，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就像弗洛姆所说，“如果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那么20世纪的问题就是人死了。”［4］人类将自己与生存的环境异化，使人类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二）人道主义的爱蕴含了人与环境的统一在弗洛姆看来，正是人的异化造成了人与人、人与.、人与自然的分裂与对抗，才使人处于孤独、失落、恐惧和无意义的境地。他还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人的最深切的需要就是克服分离，从而使他从孤独中解脱出来”，“如何达到和谐，如何超出个人生活并发现一致，这是所有人面临的相同问题。”［6］他认为，要重新获得人的生存意义，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就必须使人与世界重新联系起来，其途径就是“自发性的活动”，而这种自发性活动最主要的内容是爱。“这种爱是成熟的爱，使人克服孤独和分离感但承认人自身的价值，保持自身的尊严。爱是人的一种主动的能力，是一种突破使人与人分离的那些屏障的能力，一种把他和他人联合起来的能力。”［6］爱的本质是“克服分离，从而使他从孤独中解脱出来”，“没有爱，人类便不能存在。”［6］可以看出，弗洛姆爱的理论强调人的价值和自我实现在于人的完整性，这蕴含着人与世界、人与环境是一个统一整体的观点。首先，爱是一种力量、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责任。“成熟的爱是在保持一个人的完满性和一个人的个性的条件下的结合……爱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但“爱这种积极的活动不是一种被动的情感，而是主动的站进去(standingin)的活动”。他指出，给予意味着富有，它让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即“人就是人”。也就是说，要想实现自我、人成为人，首先要具备爱的力量和爱的能力。同时，“爱还是对我们所爱对象的生命和成长的主动关心”，“而关心和关怀又暗示了爱的另一个因素———责任感”，“如果我爱对方，就要感到同他或者她是一个整体，这并不是按照我的需要把他的感觉变成被我利用的对象，而是按照他或她自身的特点感到同他或她是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尊敬只有在自由的基础上才存在。”［6］可以看出，弗洛姆强调“人”与周围的人和物构成统一的整体，是与环境成一体的。其次，博爱与“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是统一的。他说：“真正的爱是创造性的一种表现，它包含了关心、尊敬、责任和了解。”［6］他还接受了《.》里的一句话：“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并将它发展为自己的博爱思想。这一点与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如利奥波德1949年在《沙乡年鉴》提出，“象山那样思考”，认为山川、河流、草木、动植物与人都属于同—40—一个整体，它们彼此相互关联，都作为部分而服务于大地这一整体。不同的是，我们是从人道主义视角出发的。（三）人道主义良心观呼唤对人自身的关注和对生存环境的责任人道主义良心观强调对自身的关注。弗洛姆认为“对人道主义伦理学来说，善就是肯定生命展现人的力量；美德就是人对自身的存在负责任。”［7］人道主义道德关注的是人自身力量的实现，表现为人潜在能力的发挥与增长；而良心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反应，它是真正的我们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召唤我们返回自身，返回生产性的生活，返回充分和谐地发展，即成为彻底发展潜能的人。”［7］既然人是对自身的存在负责，那么也少不了对其生存环境的责任。现实中，还是有些人只顾眼前利益，对自然资源滥采滥发，破坏生态平衡，这种“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8］的行为，不仅违反了代际平等，也违背了人道主义良心和人的完整性的要求，并不是人的力量和潜能的实现，也势必将毁灭自己。（四）重生存轻占有的生存方式将缓解环境压力弗洛姆认为，人类存在着两种生存方式———占有和生存。这两种生存方式是人对生活的两种根本不同形式的体验，其强弱程度决定着个人性格和.性格。弗洛姆在对.性格和人的性格作了详细的论述后，提出了新人和新.的设想，其中新人应该“爱和敬畏任何形式的生命，能够意识到物、强力和任何死的东西都不是神圣的，神圣的是生命和促进生命成长的一切。”“与所有生物共处一体，有这种整体感，因此不应该去征服、奴役、剥削、强迫和毁坏自然界，而应当理解它并与它合作。”［3］而新.则要实现一种健康的经济，关键是把生产建立在“健康消费”的基础之上，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提倡建立一种重生存轻占有的合理.！弗洛姆还对当代“病态.”中的重占有轻生存的观念加以否定，提出要重视人类自身的生存的观点，要健康消费、合理消费、绿色消费等，这些都体现了他关注人与自然统一的高度的责任感，对限制当今.的奢侈和浪费，节约能源，缓解生存环境压力以及保护我们的环境，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重生存轻占有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是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权主义等一些不健康生存观念的否定。三、人、自然、.和谐相处的健全构想首先，根据弗洛姆的思想，我们得知，人必须同自身、自然建立一种统一的关系。这里不是在求同，而是在主动负责的参与过程中获得自我身份感的认同感；人必须是在创造、超越自然，而不是毁灭自然。由此，我们认为，健全的.应当是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而不是人与环境对立的.。其次，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物质生产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为物质生产本身效力，真正健全的.应该是正义和真理支配的.。正如弗洛姆所说，人类.健全不健全，唯一的评判标准是看它是否促进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当今.提出的“以人为本”提醒我们，一方面要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关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