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电子期刊

美国国务院电子期刊2006年4月目录内容提要编者序言赖斯国务卿美国与世界息息相关沃尔特·米德，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基辛格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欧文和艾坦·戈尔茨坦，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员美国二十世纪外交史的主线是在国家利益和理想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巴拿马运河：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运河的建造与移交冷战：对美国实力和理想的考验迈克尔·弗里德曼是《美国参考》撰稿人和外交史专家随着德国在1945年战败以及战争给整个欧洲带来全面破坏，美国和苏联在重建和重组欧洲方面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相互抗争的理念、目标和方案。马歇尔计划：行之有效的战略戴维·埃尔伍德，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史副教授，他也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洛尼亚中心的教授级讲师马歇尔计划最初并不是一项计划，负责该计划的二把手哈伦·克利夫兰称它为一系列即兴的……持续不断的国际事件。但是，这项欧洲复兴计划成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史上最成功的举措。马歇尔计划：图片集锦改变中东均势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彼得·哈恩，俄亥俄州立大学外交史教授，目前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史学会执行主任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加剧了阿以敌对关系，几乎引发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决，给英、法两国的称霸野心以致命打击，并为美国确立在该地区的重要政治地位提供了机会。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1958年)布鲁塞尔博览会是二次大战后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文化冷战拉开了序幕。尼克松访问中国：世界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沃伦·科恩，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杰出历史学教授和总统研究教授，兼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资深学者1972年2月，尼克松飞抵北京，与毛泽东举行了一次私人会晤。世界各地电视观众在看到尼克松为宣传色彩浓厚的中国芭蕾舞热烈鼓掌时为之震惊。美中新关系就此开始。乒乓外交开创美中关系新纪元1971年4月10日，九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从香港跨越一座桥梁进入中国大陆，开启了乒乓外交的时代。贸易和经济：美国外交政策的要素之一马尔腾·佩雷布姆，马里兰索尔兹伯里大学历史系主任，美国外交关系专家美国在二十世纪成为世界领袖，它一面继续在国外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一面基于其启蒙传统推广自由、民主和市场开放的理念，提出自由贸易的自由国家最终会促进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冷战之后沃尔特·拉克，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研究理事会共同主席冷战于1989年以柏林墙的倒塌而宣告结束，东欧各国重新获得独立，苏联最终解体，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和平终于来临。本期内容提要本期电子期刊以美国外交政策日程为主题，集中讨论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为审视一个世纪来美国对外关系在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这一建国理想影响下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框架。如同其他活跃于全球舞台的国家，美国在国际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受到影响，有时还被迫扮演并非其自身选择的角色。编者认识到，对重大事件的选择终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我们希望本期讨论的重大事件将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美国的性格，促进国际读者之间的对话。过去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对美国在面临当前各种危机、机会和国际关系的复杂平衡时做出的反应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同世界上多数国家，对美国而言一个始终存在的政治动力就是要在一个自由、安全与和平的社会中生活，为实现共同繁荣而与盟友和贸易夥伴和谐合作。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又具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独特性，这表现于慷慨助人与自身的利益相结合，在防御性战争结束后执行经济恢复计划，建立各种机制后交由他人管理，并寻求帮助其他国家找到本国走向民主的道路。美国对外关系协会(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的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RusselMead)、斯科特·欧文(ScottErwin)和艾坦·戈德斯坦(EitanGoldstein)分析了决定过去一百年来美国对外关系演变过程的很多事件和理念，并说明为什么这些事件和理念对今日世界依然有着重大影响。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ofBologna)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HopkinsUniversity)博洛尼亚中心的戴维·埃尔伍德(DavidEllwood)评估了二战后马歇尔计划(MarshallPlan)对西欧经济恢复与重建所发挥的作用。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UniversityofMarylandatBaltimoreCounty)的沃伦·科恩(WarrenI.Cohen)阐述了尼克松总统1972年开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影响与作用。索尔兹伯里大学(SalisburyUniversity)的马尔滕·佩里布姆(MaartenPereboom)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的沃尔特·拉克尔(WalterLaqueur)阐述了1991年冷战结束后在全世界寻求适应新的安全环境之时美国履行强国责任的方式。欢迎您阅读本期电子期刊，分享上述专家和其他专家对美国外交关系中重大事件的思考。编者序言康多莉扎·赖斯，国务卿在正常时期，当现有的构想、体制和同盟足以应对眼前挑战时，政治艺术的目的是管理和保持既存国际秩序。但在非常时期，当历史的格局发生变化时，政治艺术的使命就成为改造我们的体制和夥伴关系，以便在持久原则的基础上达到新目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时期始于1945年，即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之一刚刚结束之时。二次大战彻底摧毁了原有的国际体系。一批美国政治家──包括杜鲁门总统(HarryTruman)、马歇尔国务卿(GeorgeC.Marshal，1947-1949)和艾奇逊国务卿(DeanAcheson，1949-1953)、范登堡参议员(ArthurVandenberg)──担当起设计和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责任。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应对挑战的最佳方案，但当时那些亲历其境的人们却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1946年的现实是，德国的重建正在失败，德国人民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日本处于瘫痪境地。1947年，希腊爆发内战。1948年，共产党发动政变攫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1949年，德国被分割，苏联成功地试爆了原子弹，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内战胜利。1950年，朝鲜半岛爆发了残酷的战争。这些事件并非民主进程中的战术性失利。随着铁幕在欧洲落下，冷战开始，很难预言自由和开放终将胜利。但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家表现出高超的谋略，成功地制订了原则，组成了同盟，建立了保护自由的体制，抑制了共产主义的传播，最终导致了苏联和华沙条约集团的解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从1989年至1991年，我有幸在冷战末期担任白宫苏联问题专家。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亲身参与了许多人认为永远不会发生的事件：东欧解放、德国统一、苏联以和平方式解体。一度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件迅速展开，数日之后就演变成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正是非常时期的特点。我现在认识到，当时我所做的仅仅是收获1947年、1948年和1949年明智决策的果实。我们邀请读者反思上述变迁以及确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其他至关重要的选择。回顾这些非凡的时刻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今天面临的挑战。布什总统和我都认为，我们再度处于一个历史上的非常时刻。9.11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全球性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寻求通过暴力表达自己的主张，这种意识形态植根于现代中东地区存在的压迫和绝望。因此，我们的应对措施必须广泛而具有前瞻性。我们必须清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即帮助该饱经忧患的地区的人民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国家。我们知道民主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我们自己的历史就是一个不完美的民族连续几个世纪努力追求崇高民主原则的过程。在我们看到其他国家的人民在进行同样的努力时，我们理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应当相信他们也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正如二战之后那些伟大的设计师们为今天的民主成就打下基础一样，我们目前的决策也将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成功，我们将给后来者留下一个基础，使他们能够建设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一个和平与自由高奏凯歌的世界。美国与世界息息相关沃尔特·米德、斯科特·欧文、艾坦·戈尔茨坦(WalterRussellMead，ScottErwin，EitanGoldstein)长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明显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色彩仅仅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进程的一部份，具体政策常常必须以冷静的战略目标加以平衡。沃尔特·米德是对外关系协会(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的亨利·基辛格高级研究员，(HenrryA.Kissenger)，斯科特·欧文和艾坦·戈尔茨坦在同一协会担任研究员。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Kissinger)曾经写道，美国外交政策的决定性特徵是在富有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与狭隘的孤立主义之间摇摆。这一人们熟悉的二分法──要么以堂·吉诃德的方式主持正义，要么对世界上的灾难视而不见──堪称简洁明确，但使长期以来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趋势变得模糊不清。关于美国注定要担当传播民主、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的旗手的信念始终是美国与世界交往中的一个的因素。诚然，决策者们对推进这些目标的方式或对美国影响这种转变的能力意见不一，但美国各个政治派别的领导人长期以来都认为，此项事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Wilson，1913-1921)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Roosevelt，1901-1909)这两位在政治上针锋相对的领导人却都认为美国的命运与世界各国的国体和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威尔逊认为，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是世界事务的参与者……凡是对人类产生影响的事情必定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同样，罗斯福也主张广泛参与全球事务：的确存在国际道德。身为一个美国人，我竭诚促进自己国家的利益，但同时也尽我所能为整个人类的公正和尊严而奋斗，并因此感到有责任随时对所有其他国家的行为作出评判。因此，美国外交政策明显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色彩仅仅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进程的一部份，具体政策常常必须以冷静的战略目标加以平衡。罗斯福对这些紧迫的目标和追求这些目标所必须作出的让步作了解释，他告诫说：为了努力实现崇高的理想，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我们不能一蹴而就的话，那么我们必须一步步迈进，只要我们沿正确方向上真正取得进展，那么我们就应当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满意。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外交事务，我们可以把它视作理想主义与国家利益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的反映，而不是在孤立主义与参与世界事务之间作出选择。。因此，美国二十世纪外交史基本上是决策者谋求如何在利益与理想之间求得适当平衡的历史。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Rice)最近在谈到这一平衡时说：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特徵……并不是盲目追求任何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是在原则和价值观的框架内进行选择。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每天去推行植根于这些价值观的政策，从而使我们得以始终朝某个目标推进……二者之间存在一种联系，即通过日常的政策实施把理想和政策结果联系起来。将布什政府的做法称为现实理想主义的赖斯显然与她的历届前任一样，指出了美国在二十世纪与世界交往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上个世纪中最危急的一些时刻，利益与理想之间的冲突最明显。在这些时候，美国外交政策既具有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色彩又体现了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而且两种特徵常常同时展现。1941年12月7日在珍珠港被炸的美国海军战舰西弗吉尼亚号(USSWestVirginia)。(美联社/环球图片)伍德罗·威尔逊这个名字已经成了美国理想主义的代名词。随着此前一贯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建立一个能够保障民主的世界的决心感染了美国公众。这位曾经担任教授的总统所提倡的独立自治的主张在全球各地民族主义者中引起了深远的反响，威尔逊本人因此被视为类似先知的人物。《华盛顿邮报》一名记者在报导1919年春埃及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时指出，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受到威尔逊理想的激励，在示威时，骚乱的人群呼喊着威尔逊的教导。埃及民族主义者引用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