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19学年高中语文 每日一题 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含解析）新人教版必修2

1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阅读文章，完成下面小题。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节选）蔡元培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性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为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有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而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蔡元培先生在这里指出的北京大学多年来的弊端，这弊端是什么？根据文章内容，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请你探究一下，产生北京大学多年弊端的原因是什么？【参考答案】弊端是：学生多抱做官发财的目的来读书，多以实惠取巧为主，不研究学问；教师则2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原因是：①做官发财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②学校办学宗旨不明，有急功近利的思想，日趋庸俗化。只要言之有理即可。【试题分析】这是一道考查学生筛选信息和探究能力的综合题。第一问容易回答，有明显的引导语“外人每指摘本一、阅读下列文字，完成问题。蔡元培：从翰林学士到革命志士范福潮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历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15岁中秀才，1892年入京补行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因其“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颇受本科正考官翁同龢赏识。甲午四月，应散馆试，由庶吉士补翰林院编修；六月，中日战争爆发，与文廷式、徐世昌、张謇等奏请密联英德，抵御日本。甲午一役，洋务派官僚企图从军事、技术上追求富国强兵的梦想彻底破灭，这给了欲从政治改革入手保国强国的维新派一试身手的机会。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得到了光绪帝和一些汉族官僚的支持。身处变法运动中心的蔡元培，一直在冷静观察形势，他在感情上认同维新派的某些主张，但在行动上却不屑与康、梁为伍。当时，康、梁是政治红人，投拜者接踵而至，而他在其“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交纳”。杨锐等受宠权臣也曾极力拉拢，蔡公不为所动。后来，罗家伦就此事询问情由，他从容言道：“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这时，蔡公的思想已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不像某些翰林学士钻营投机，奔竞仕途，而是广泛阅读西方新书，认真思考救国之道。他与友人合作，开设一所东文学社，学读日文书，并练习翻译。他不仅大量阅读《电学源流》《光学量子力学图说》等自然科学著作，还读了3很多诸如《环游地球引录》《日本史略》《日本新政考》等介绍外国地理、历史、政治方面的书籍。“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他写了这副对联，挂在书斋自勉。1898年9月，蔡公出京返籍，徐树兰聘他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中西学堂是徐氏用公款开办的一所新式学校，既有旧学，又有外语和自然科学，外语课原来设有英、法文，蔡公到校后增设了日文。民国时期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当时都是第一斋学生。1900年正月下旬，徐氏派人把《申报》刊登的上谕送给蔡公，嘱他“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端学术而正人心”，但他不愿以名教纲常毒害学生，复书辞职。此后，蔡公去临安县为绍兴侨农办小学校，又去杭州商议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不辞辛苦，奔走于教育救国之道。1901年七月，蔡公应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即校长）刘葆良之请代为总理，一月后，刘又介绍他去南洋公学任特班总教习。特班学生皆为通古文辞者，非请翰林授课，难以压堂，故聘蔡公为总教习。蔡公对待学生，宽严有度，学生中最为蔡公赏识者有邵力子、胡仁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后来皆为民国政学界名人。1901年冬，南洋公学中院五班学生因反对当局专制而全体退学，蔡公将退学的学生组织起来，募款设校，沿女校之名，曰爱国学社，请吴稚晖、章太炎为教员。不久，章士钊带南京陆师学堂十余名退学生亦来学社，蔡公请章向学生教授兵操，他亦剪发，穿短衣，与学生同在操场训练。“留日学生因东三省俄兵不退，发起成立军国民教育会，于是爱国学社亦组织义勇队以应之，是时，爱国学社几为国内惟一之革命机关矣。”当时，革命已是学界对政治形势的重要认识，1903年邹容《革命军》中即有“杀尽胡人”之说，但蔡公在《释“排满”》一文中认为满人入关260年，无论其血统、其风俗、其文化，早已被汉人同化，“由是而言，则又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是故，他不赞同。时至清末，多数汉人已无种族之见，所谓排满，实为反专制反暴政也，只因清廷是专制与暴政的代表；由是而知，“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他继而认为，“各省官吏勒索赔款，公行贿赂，以为彼政府敛怨于平民者，皆足以动摇满洲人之基本，而为多数汉族之功臣！如张百熙之流，实心举行新政者，宜斥为助桀之民贼而诛之！”政府腐败有利于唤起民众，新政改革不利于鼓吹革命，蔡公此论实为日后《民报》诸君攻击梁启超君主立宪定了调子，同盟会纲领中，“驱逐鞑虏”实是幌子，“建立共和”才是真意。“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定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种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校，预备下暗杀的种子。”（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苏报》案后，国内的革命运动4已经公开化，蔡公亦开始加紧实行他的革命手段，此后一年间，蔡公以爱国学社为机关，以来自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成员何海樵、杨笃生、吴樾为骨干，组织暗杀团，拟定的第一个暗杀对象竟是慈禧太后！鉴于形势的发展，为配合孙、黄领导的国内外革命组织的活动，蔡公认为有必要在江浙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他与陶成章、徐锡麟及狱中的章太炎商议改组暗杀团，重订章程，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光复会”，他被推举为会长。此时的蔡公，已与孙、黄并列，成为当时三大革命团体的首领之一。（内容有删节）相关链接①蔡元培作为清末翰林走向革命，其革命活动几乎均以教育机构为据点，革命手段偏重于搞暗杀。然而，暗杀活动连遭失败，蔡元培对此感到茫然：“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摘自单滨新《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②“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40年蔡公去世，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摘自百度百科）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A．甲午战败后，面对杨锐等维新派权臣的拉拢，时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开始思考政治局势，最终决定不与康、梁为伍。B．在广泛阅读了国外自然、地理、历史、政治等方面的书籍之后，蔡元培的思想在悄然发生变化，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C．蔡元培组织南洋公学退学的学生成立“爱国学社”，他不仅注重学生的文化教育，聘请吴稚晖、章太炎为教员；而且还注重学生的军事素质，他请章士钊向学生教授兵操。D．在“排满”的问题上，蔡元培不赞同邹容“杀尽胡人”的观点，他指出汉族官员也有“勒索”“贿赂”之败类，因此认为凡是“敛怨于平民”的人都是“民贼”。E．文本通过记叙清末翰林学士蔡元培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反映了晚清政府腐败没落，最终将其阵营内的部分知识分子驱赶至“反专制必闹革命”的阵营的社会现实。52．蔡元培本是晚清政府的翰林学士，为什么走上与清政府对立的革命道路？请结合材料陈述原因。3．蔡元培为当代青年熟知的身份是北大校长和教育家，而材料聚焦蔡元培的政治革命经历。请结合材料，梳理一下其中有哪些内容与蔡元培日后教育家身份一以贯之。4．材料叙述了蔡元培的诸多政治思想和革命行动，请结合材料分条陈述并针对某点谈看法。二、阅读下面文字，完成问题。一人一校一国家1898年7月的一天，山东威海卫的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帜三易”。原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德、法、俄各有所得，英国强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强制占据威海卫的日本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目睹这一幕国耻的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张伯苓，受到强烈刺激。张伯苓是天津人，13岁考入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在水师学堂毕业，翌年春天到通济舰。他亲眼见到了“国帜三易”，联想到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力量明显占优，为什么却战败了？问题在人。要想改变中国面貌，必须改造人，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张伯苓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北洋水师，决计以教育救国。1898年张伯苓应严修之聘做家馆老师，教授其子弟。1904年春天，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推广新式教育，重视科学技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富强，也要走这条路。他们办起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当年秋季招收学生73名，年底改名为敬业中学堂。此后，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够使用，开明邑绅郑菊如捐出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严、张即在这里兴建新校舍。因为这处新校舍在城南的开洼，称为南开洼，简称南开，学校因此在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张伯苓在到处化缘筹集办学经费的同时，千方百计聘请饱学之士来校任6教，范文澜、何其芳、老舍等先生都先后在南开任课。张伯苓从南开中学创办起就注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旨在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他定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重视修身教育，每周亲自讲修身课。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讲不许学生抽烟，当场有学生发问：“您不许我们抽烟，为什么自己抽烟？”张伯苓当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他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从此终身不再吸烟。南开在校学生也再无吸烟者。张伯苓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学校，重视体育课和师生的身体锻炼，辟有体育场，举办天津市运动会，自己也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南开中学看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伯苓不让学生死记硬背，也不迎合教育部门推行的各种会考。为了培养学生具备手脑并用、知学合一的能力，学校增设了“社会视察”和“木工金工技能”两门必修课程，组建了校办工厂。私立南开中学升留级制度严格，淘汰率高。当时人们常说：“进南开难，毕业也难。”学校择优录取，考试认真，评分严格，毕业率约为50％。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南开中学培养出了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并逐步实现了兴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设想：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1919年9月创建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女中，1928年增设南开小学，形成旧中国私人创办的建制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其中南开女中始建于1923年，到了1924年，就已经有四名女子进入南开中学和男生一起听课了。南开中学的办学成绩引起海内外瞩目，孙中山曾赞誉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