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19学年高中语文 每日一题 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含解析）新人教版必修2_1

1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阅读下面的文章，回答后面的问题。代理北大校长智效民抗日战争结束后，根据建设需要，远在西南边陲的北京大学等单位需要尽快返回北平。当时人们把这一行动称为“复员”。傅斯年逝世后，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回忆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极力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到他的身上。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他也不得不勉强答应。”傅斯年在北大校庆时曾经表示：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不如胡适之，但他办事的能力也比胡先生强。因此他半开玩笑地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到这番话以后，幽默地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是北大的功狗。”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945年9月，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随后他派遣陈雪屏、郑天挺、杨振声、曾昭抡等人回到北平接收北大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不久傅斯年也抵达北平。在以后的短短半年中，他还争取到了北大周围的许多敌伪房产和无主民房，其中包括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建筑。为此，他在致敌伪产业处理局等部门的公函中称：“查本校复员在即，需用房屋至为迫切。兹将邻近本校之敌伪房产地址开具清单，敬希惠察，允将单列各处暂为拨借应用，或订价购置以济急需。”在致李宗仁、孙越崎、熊斌的电报中称：“本校校址不敷亟待购置民房，拟请将后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夹道、南河沿一带及西四至西单间之敌伪房产尽先拨归本校价购以资应用。”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经常对他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这说明，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确实是明智之举。抗战胜利后，日伪时期的北平大专院校师生如何安排，是教育当局面临的一个难题。由于人手不够，陈雪屏聘用了一些日伪时期的教员讲课。但这时傅斯年已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1945年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时，陈2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见到陈雪屏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没有来往。陈雪屏如实回答后，傅斯年很不满意，他激动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伪教职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四处活动，要求继续留用。他们甚至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公开信，申述他们留下来充当日伪教员的理由和苦衷。这些理由和苦衷也得到不少人的同情，就连陈雪屏也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甘心附逆外，大多数人是由于各种原因留下来的，因此不必过于认真。对此，傅斯年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教职员的决心。他说，抗战开始后，北大是请全体教职员内迁的。事实上，除了周作人等一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应该响应。即使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内迁，也可以到辅仁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因此，那些到伪北大任教的人与北大毫无关系。他还说：“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岂不成了国家的罪人？”1946年8月，已经卸去北大代理校长之职的傅斯年在《经世日报》发表《漫谈办学》的文章，提出要办好一所学校，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面对教师们“衣食无着”的困境，政府要尽快调整教职员的待遇，否则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第二，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学校应该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第三，学校要有合理的纪律，否则就会风潮不断。第四，学校要有良好的学风，其中“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愿心”。文章结束时他自豪地说：“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了一个干净的纪录。”傅斯年被认为是“北大的功狗”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参考答案】①尽心尽力地为北大做了一些“杂务的事”，做好了胡适之回来之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劳苦功高。②办事能力强。【试题分析】3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问题。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蔡元培①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观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么？②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③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④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非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1919年6月15日（选自《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41．“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我”为何感到“好笑”？结合文章内容回答。2．通过全文总结蔡元培为何不肯再任北大校长。3．文中前三段都以“我绝对不能再……校长”开头，这样写有什么作用？4．通过本文，你可以看出蔡元培是一个怎样的人？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然而，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场声势浩大、影响广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1917年之后的事情。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旗帜下，延聘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派学人为北大教员，使新文化运动的力量汇聚到北大。同时，在蔡元培支持下，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迁到北大。由于北大进步师生的加盟，《新青年》宣传内容更广泛，影响也更大，开始真正扎根到“新青年”之中。而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北大进步师生创办的《新潮》《每周评论》等杂志，又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在全国的影响。这样，新文化运动从原来的陈独秀少数人提倡的文化运动变成有大批青年学生拥护的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梁漱溟先生谈到新文化运动历史时说：“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更令人感佩的是，蔡元培还以其声望和社会地位，排除反对势力的进攻，极力维持北大这一新文化运动的阵地。1919年2～3月间，桐城派古文家林纾代表守旧势力，率先向北大和蔡元培发难。他一面写毁谤小说，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进行人身攻击，其中把蔡元培5比作赞助“毁圣灭伦”的怪物“元绪”（大龟）；一面发表公开信，指责北大陈、胡等人“覆孔孟，铲伦常”。同时，北洋政府也通过教育部对蔡元培施加压力，指责《新潮》杂志的言论过于激进，要求他约束北大师生的言行。对林纾的恶语谩骂，蔡元培嗤之以鼻，表示：“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对林纾的公开信，蔡元培从容作复，一一辩明林纾的指摘是毫无根据的，最后声明自己绝不改变“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回复教育总长的信中，蔡元培重申“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对于守旧势力压迫他辞退陈独秀、约制胡适，蔡元培坚决予以拒绝，表示：“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在保护新文化运动的同时，蔡元培也是宣传新文化最有力的人之一。如在提倡白话文方面，他在1917年2月间便与梁启超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并出任会长。此后，他还多次发表演说，宣传白话文必然取代文言文。在提倡科学方面，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继续支持我国第一个民间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活动。1917年1月，他为中国科学社创办的《科学》杂志撰写《祝科学》一文，极言科学之重要，指出：“循是以往，凡往昔哲学之领域，自玄学以外，将一切为科学所占领，科学界之发展，未可限量，科学社诸君勉乎哉。”此外，蔡元培还在经济上援助科学社，每月由北大编译处拨款作为《科学》杂志的经费，并积极为科学社募集基金。然而，在宣传新文化过程中，蔡元培在许多方面又表现出与陈独秀、胡适等人不同的思想特色。对陈、胡等大多数新文化运动人士来说，他们宣传思想革命，提倡新文化、新道德，更多是出于政治的动机，将文化和思想工作看作是实现民主共和政治的手段。而对蔡元培来说，他从事文化和思想工作，固然也有政治的动机，实现“救国”的目标，但他更倾向于将文化和道德革新看作是人的内在要求，是人格完善和人性升华的途径和标志。蔡元培的这一思想倾向，又导致了他在一些文化问题上与陈、胡等新文化人士持不同的见解。如在科学问题上，陈、胡等将科学看作是万能的，认为科学不但能解决客观世界的问题，而且也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蔡元培则不同，他虽然也提倡科学，热心赞助科学事业，但他认为科学是有局限的，并不能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关于存在、意识等“形上”的一部分问题是科学无能为力的。与此相关，在人生观问题上，蔡元培也不像陈、胡等新文化人士那样采取一种简单的态度，以为只要提倡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就解决了。他认为，美术和科学都是人生须臾不可脱离的，科学予人以知识，美术予人以情感的要求，指出：“世之重道德者，无不有赖乎美术6及科学，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也。”他还认为，美在人生中的特殊意义在于，美感具有与现实利益无关的超脱性，是人类生而固有的内在必然而不待外铄。并且，由于美感一方面有超脱利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展个性的自由，所以便导致人类罪恶的“占有性冲动”逐渐减少，而使人类趋于高尚的“创造性冲动”得以逐渐扩展。（摘编自崔志海《蔡元培传》）5．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A．蔡元培包容异见，和而不同。比如蔡元培与陈、胡等人思想主张有分歧，但他一方面仍然延聘他们为北大教员，支持他们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另一方面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B．蔡元培公而忘私，深明大义。面对针对自己的人身攻击，蔡元培“嗤之以鼻”、不予计较，他极力辩明的是北大的办学方针，维护北大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阵地。C．蔡元培勇担责任，顾全大局。面对北洋政府的施压，蔡元培勇于承担责任，表示：“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D．蔡元培与陈独秀、胡适等在人生观问题上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需要提倡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同时强调美在人生中的特殊意义。6．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A．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迁到北大，此举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从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B．面对守旧势力对自己的人身攻击，蔡元培严词以对，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与之辩论，表现了坚持真理、决不妥协的精神。C．蔡元培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