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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促织》:变形的故事他用入骨三分的笔触,通过一只蟋蟀牵动着主人公的心,主宰着主人公的命运,抒写了一段由悲到喜、由喜转悲、悲极复喜的传奇。一只蟋蟀,究竟是仙人的指使,还是魔鬼的化身?一个幸福的家庭从此变故丛生,生生死死,离别聚首,绝壁里的欢喜,欢喜中的眼泪,这一切,究竟是谁在摆弄?美字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赏美文寂寞蒲松龄文河郞蒲松龄是寂寞的。据说他在二十几岁时就开始了《聊斋》的创作。这对于一个致力于科举的人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科举黑暗,这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八股文与艺术创作是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它们的思维方式本来就井水不犯河水,我个人认为,蒲松龄科举的不得意也与《聊斋》的创作有关。有时我想,才华盖世如曹雪芹,如果参加科举,也未必真的会蟾宫折桂。农村生活一向枯燥无味,蒲松龄的生活并不富裕。偏僻,寂静,荒凉,这样的环境氛围在《聊斋》中曾经反复出现。从他的词作《大江东去·寄王如水》中,我们看出他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数卷残书,半床寒烛,冷落荒宅里”。一个典型的落魄书生的生活。在生活态度上,他与陶渊明不同,对陶渊明而言,田园生活是一种如鱼得水的回归;在功名利禄上,他与曹雪芹不同,对曹雪芹而言,荣华富贵是一种过眼云烟的虚幻。蒲松龄在心理上和生活上都不如意。2他对女性是欣赏的。在很大程度上,作为那样一个时代的男人,他对女人,也体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尊重。但总的说来,他缺少曹雪芹的那种大爱和悲悯。作家应该慈悲为怀,他在才华上是不输于曹雪芹的,一个作家应有的想象力,虚构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他都屈指可数。二十岁左右的蒲松龄春风得意,在现实中是满怀希望的。但三十而立而未立,四十不惑却更惑,我想,《聊斋》不是一下子变成“孤愤之书”的,只是到后来,它才慢慢成了蒲松龄的生命寄托吧。但就是“生命的寄托”,一直到死,他也没能看到他得以印刷出版。寂寞是蒲松龄命运的基调。他创造了他的美,但美并不具备现实的价值。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不能当饭吃”。这是美的特性,也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艺术家的悲哀。这当然也是蒲松龄的悲哀。在人类生生不息的精神生活中,不同的人总有一些相同的东西必须无可逃避地去面对,比如孤独和寂寞。而孤独和寂寞,反过来也成就了他们生命的厚重和伟大。《促织》结尾漫议吴九成关于《促织》的结尾,历来存在争议。一些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促织》最后拖了一条“光明的尾巴”,作者“庸俗地给他(指成名)安排发财致富的结局”,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促织》“并没有把矛头指向封建帝王”,“丝毫没有表现被压迫者的反抗”,“更不想触动封建制度的一根毫毛”,末尾的议论“只是立足于劝诫”。这种观点,很有必要议一议。先说那条“光明的尾巴”。为了研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从作品本身的实际出发,弄清以下几点:成名的“喜剧”结局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是普遍性的,还是个别性的?《促织》的结局到底是“喜剧”还是丑剧?作者对这场丑(或“喜”)剧是颂扬还是批判?弄清了这几点,也就容易明白这条“光明的尾巴”到底有什么作用了。作者以血淋淋的事实告诉读者,成名因无法贡纳促织而“忧闷欲死”,后又被“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转侧床头,唯思自尽”;成子因蟋蟀“股落腹裂”,吓得投井而死,成名夫妇“抢呼欲绝”,终日“茅舍无烟”。统治阶级为了一只小虫逼得成名家破人亡,这是活生生的现实。可是,成子身化促织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却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由此而带来的荣华富贵,当然也就是子虚乌有了,作者本人也未尝不了解这一点。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在此处“弄虚”呢?“弄虚”是3为了“写实”。作者的意图就是想证明:成子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变作一只小虫去让皇帝赏玩,可见皇帝所玩之小虫者,实为民命也;皇帝玩民命如玩小虫,何等可恶!如若成子不用生命化作小虫,则其父之老命必送矣——“杖至百”和“唯思自尽”的前文不是交代得一清二楚了吗?很明显,成名“喜剧”结局的虚幻性,正强化了成名悲剧发生的现实性。即使成名因祸得福是真事,这对于受尽压迫剥削的千百万劳动人民来说,也只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这个结论,作者自己已经点明。他在文章一开始就交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在末尾的议论中又指出:“独是”成氏以促织富,“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这就明白告诉读者:由于封建朝廷的荒淫无度和残酷压榨,老百姓“贴妇卖儿”、倾家荡产是必然的、普遍的,而发财致富则是偶然的、个别的。成名可以因贡纳了一只好的小虫而“裘马扬扬”,那么,其他人也就必然会因无法贡纳一只好的小虫而倾家荡产,百姓的生死祸福,都系之于区区一只小虫!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已经荒唐到使百姓难以聊生的地步!可见,作者给成名以一个“喜剧”的结局,绝不是没有看清当时的现实,而是有其深刻的用意的。还必须指出:《促织》的所谓“喜剧”结局,实在是作者所嘲讽的一出丑剧。清人冯钲峦在评注本篇时,就曾指出:“抚臣名马,邑宰卓异,成生入庠,皆题后背染之法,然调笑不小矣”;清人但明伦也看出了作者如此束笔的真正意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作者的“毒骂”。这些蒙恩受荫者,不是由于在战场上立下了汗马功劳,不是由于在理政上取得了可观的政绩,也不是由于在闱场上忽然写出了一鸣惊人的好文章,仅仅是由于向皇帝进贡了一只蟋蟀!作者安排这样一种荒唐可笑的丑剧收场,无非是要告诉读者,统治集团的上上下下,不是沉湎于声色狗马,便是致力于阿谀奉迎,已经腐败透顶,难于收拾了。细读《促织》的结尾,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笔上“针针从棘”的芒尖,也不难嗅出墨中呛喉刺鼻的辣味。再说作品的“矛头”。这本来是个很明白的问题。作品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指出:“岁征”促织是由于“宫中尚促织之戏”,这就挖出了导致百姓倾家荡产乃至家破人亡的总根子。作者生怕读者忘记了这一点,又在末了的那出丑剧中让皇帝担任了“总导演”,特地写明是“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一首一尾,明白无误地揭露了皇帝既是那些悲剧的制造者,又是这类丑剧的导演者;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腐败、罪恶,正集中地体现在最高统治者身上。这是作品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倾向。有的人之所以认为《促织》的矛头没有指向皇帝,是因为只注意了这样一句话:“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似乎是在劝诫而未痛骂。殊不知,“皆关民命”一句,由于有了成子投井这一血淋淋的事实作佐证,已经是极其尖锐地抨击了,怎能说矛头不是指向皇帝呢?即使那“不可忽也”一言似有劝诫之意吧,抨击之中有劝诫,也不能因此就认为矛头没有指向皇帝。分析作品必须立足于作品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倾向。再说,蒲松龄也不是没有骂过皇帝。他不但骂过,有时甚至骂得很厉害。在《增补幸运曲》(俚曲)这部作品中,他就曾借百姓之口,大骂明武宗道:“这个朝廷精混账,只管他闲游闲耍,那知道百姓遭殃!”《聊斋》中的《局诈》《张鸿渐》等篇,矛头也都是针对封建帝王的。在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作家中,敢于直接把矛头指向封建帝王的并不多见;蒲松龄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如此尖锐地批判4封建帝王,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还有一个与“矛头”有关的问题,这里需要顺便说一说。有人认为:“《促织》不仅丝毫没有表现被压迫者的反抗,反而把成生的逆来顺受视为‘长厚’。”可见作者“不想去触动封建制度”。作者在末尾的议论中确有“天将以酬长厚者”一语。但作者为何把成名称为“长厚者”,这就很难说了。《促织》中,作者没有写成名的反抗,这固然是事实;但作者也没有去赞扬他的逆来顺受,这也是事实。因此,“未写反抗”决不能成为指责作者的理由。再说,短篇小说只能从某一个侧面反映社会生活,不可能面面俱到,什么都写,《聊斋》中的四百九十一篇作品,每篇作品都各有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就《促织》而言,它与《聊斋》中的《冤狱》《石清虚》《潞令》《韩方》《申氏》《乱离二则》等许多作品一道,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尖锐的阶级对立,组成了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象图画,为描写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有自身的艺术价值,我们不该去求全责备。事实上,《聊斋》中有不少写人民反抗斗争的作品。《王者》《梦狼》《红玉》《窦氏》《商三官》《田七郎》《张氏妇》等,就塑造了一系列封建压迫的暴力反抗者形象。因为作者已经清楚地看到:“天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梦狼》),整个社会,“沴气冤氛,暗无天日”,竟是一个“原无皂白”的“强梁世界”(《聊斋志异·成仙》)!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群众当然只有起来斗争才有出路。正因为如此,当《红玉》中的侠客夜刺县令而未中时,作者很惋惜地喊道:“惜乎击之不中!”写完田七郎杀贪官、斩恶豪的故事后,他又慨叹道:“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夫!”——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作者更多的是主张积极的斗争而不是消极的哀告。这是蒲松龄思想上的主导方面。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估价。了解了这些情况,对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促织》的结尾也许是有帮助的。至于说到蒲松龄“不想去触动封建制度”,那倒是确实的,尽管他在《促织》中批判了封建帝王,在其他作品中也写到了人民的反抗。但是,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某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总是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封建制度的变革,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确实需要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才会由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来提出这一历史的要求,并付诸行动。十七世纪,即蒲松龄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尽管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生产力的发展还未达到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还没有出现,怎么能要求那个时代的人(不管是蒲松龄,还是其他人)去“触动”封建制度呢?他可以揭露封建制度的种种弊病,甚至可以对这个制度提出血泪的控诉,但他无法触动这个制度,更谈不上科学地指明这个制度的替代物。这就是历史的局限。如果因为这一点而责备作者,那只能是超越历史的苛求。示例走近蒲松龄(节选)“走,咱们先去看一看蒲老先生的生平。”走出蒲松龄的聊斋,无影之带领我们来到了介绍蒲松龄生平的展厅里。“在前几年,我来过一次。”无影之对我们说。5“蒲松龄未能攀缘科举出仕,一生都在农村过着清寒的生活。他的思想中固然存在着热衷功名的庸俗的一面,但也有‘足迹不践公门’的傲视权贵的一面。在艰难时世中,他逐渐认识到像他这样出身的人难有出头之日,‘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他把满腔愤怒寄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司文郎》《考弊司》《书痴》等篇,无情地揭开了科举制度的黑幕,勾画出考官们昏庸贪婪的面目。”“社会的黑暗,贪官污吏的横行,再加上他那足迹不践公门的处事,使他终生不第。这《聊斋志异》正是他的孤愤之作呀!”我看了感慨地说。无影之接着说:“是啊,《聊斋志异》不但鞭挞了黑暗的科举制度,而且内容丰富多彩,可以说包罗万象,故事多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将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人格化、社会化,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和美好理想。故事情节幻异曲折,跌宕多变,文笔简练,叙述井然,被誉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真不愧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呀!”大家听了,都赞叹不已。“来,你们看,这是什么?”无影之指着展柜里的一叠叠的影印件问我们。我看了,大吃一惊:“这是蒲老先生《聊斋志异》的手写稿的影印件。”手稿的影印件,全都是用蝇头小楷写成,字迹大小一致,就像刻印的一般,整篇无一处改动,可见蒲老先生之认真和专注。“他的手稿,现在存放在黑龙江博物馆。”无影之介绍说,“蒲老先生的后人,在家难以维持生活,便下了关东,《聊斋志异》的手稿,他随身携带,后来捐献给了黑龙江博物馆。”“原来如此,这可是为国家保存下来的一笔财富呀!”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快来看,这是蒲老先生的遗物。”无影之的妻子喊了一声,我们围过去仔细地观看:一支烟袋,一盏菜油灯,一个酒壶,一个香炉,一串佛珠,还有四枚印章。据介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蒲老的坟墓遭红卫兵破坏,出土了这些遗物,可见老先生在世的时候是多么清贫。管理员介绍,这四枚印章弥足珍贵,是国家一级文物,所以,只有印记,实物没有展出。站在这些遗物前,我们仿佛看到,蒲老先生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奋笔疾书;有时候,拿出旱烟袋,放上烟叶,狠狠地吸上几口,闭目
本文标题:2018-2019学年高中语文 第一单元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 2《促织》:变形的故事检测 粤教版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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