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沁和福柯的“圆形监狱”理论简介

福柯眼中的“圆形监狱”一、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经济”而“人道”的改造所监狱在西方国家早就存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有关于监狱的记载，但直到漫长的中世纪，监狱虽已遍布西方各国，却都不是作为执行自由刑的场所，因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刑罚是死刑、身体刑和财产刑，自由刑尚未进入刑罚体系。在西方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生命和健康有了基本保障的前提下，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价值目标——自由。在此情况下，自由刑及作为自由刑执行场所的监狱出现了。古典学派虽然倡导人道主义，但却没有摆脱旧日的报复惩罚等观念。那时候，改造、矫正等观念尚未兴起。因此，作为执行自由刑的监狱，还只是惩罚与赎罪的地方，以监禁受刑人、限制其自由为主要任务，教育和改造的计划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在监禁上，实行所谓的“杂居制”，结果犯人交叉感染，出狱后继续犯罪。西方近代监狱在其产生初期非人道、残酷的状况，引起了启蒙思想家们的非议，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边沁的圆形监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设计出来的。边沁于1791年首次倡导的圆形监狱，即全景式（敞视式）监狱（panopticon），其基本结构是：监狱的四周是一个环行建筑，监狱中心是一座眺望塔。眺望塔的塔墙上安有一圈对着环行建筑的大窗户，环行建筑则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中心眺望塔，与狱墙上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这样在圆形监狱中，中心控制塔只需安排极少数的监督人，甚至可以只安排一个人。因为通过逆光效果，这个监视者可以从眺望塔内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在圆形监狱的环行边缘，被监视者是彻底地被观看的，但他不能观看到监视者；同理，在中心眺望塔，监视者能观看一切，但是不会被观看到。罪犯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不敢造次。这样的监狱结构，既可以起到有效的监视作用，也能够让监视人完全处于隐蔽而安全的境地。此外，一个囚犯一间牢房，牢房之间是封闭和隔离的。这样可以保证监视者与被监视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身体上的接触，不会轻易发生暴力事件。边沁设计圆形监狱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即（一）尽量减少监管人员，提高监管效能，使被监督者持续不断地处于监督者的睽睽目光之下，以减弱犯人做坏事的力量，甚至摆脱做坏事的想法；（二）尽量减少监管人员与罪犯的接触，以抑制体罚与酷刑。简而言之，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经济”与“人道”的目的。边沁的圆形监狱计划明确废除了苦役与肉体的折磨，主张采取感化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方式，将流氓磨练成正直的汉子，将懒汉磨练成勤俭者，以为社会造福{1}。边沁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透明可见的圆形监狱？那是因为他认为“在法律力图达致的目标中，安全是主要的和基本的目标”{2}。边沁对他所亲历的席卷欧洲大陆和美洲的革命毕生都深怀恐惧。良好秩序和安全是他压倒一切的关怀，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存条件与环境，如何阻止已犯罪的人不再犯罪以及阻止潜在的未犯罪人不犯罪，是他着重考虑的问题。功利主义虽然也认为犯罪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但同时更加强调其自由意志是可以通过外界影响而控制的。边沁认为一种新的法律科学和制度改革将为现代的有序社会创造条件。因此，他认为可以通过监狱建筑的精心设计使犯人感到道德的约束和秩序的要求。只要设计出好的监狱，人们便能自然而然地将窃贼或其他的罪犯改造为诚实、有益的人。边沁身处的时代正是启蒙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启蒙运动发生于17—18世纪的欧洲各国。所谓“启蒙”，其实质就是反对基督教会的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传播科学和理性精神，倡导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理念。正是因为17、18世纪理性精神的发展，才孕育了用理性来观察、沉思人类社会及其政治制度，以及自觉自为的政治历史运动。当时的人们所提出的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等口号，正是理性地思考人性、国家、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的思想及实践的产物。而边沁圆形监狱设计的想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轫的。二、福柯眼中的圆形监狱：完美的规训机构18世纪，以边沁为首的功利主义者以“人性、人道、经济”的名义反对酷刑，主张刑法改革。但是，福柯[3]揭示出酷刑的废除其实与人道主义理想无涉。尽管改革者们因惩罚的过分严酷而攻击了封建的司法制度，但是这种“过分的”观念与反对惩罚权力的滥用无关，而与对封建惩罚制度的无规则或无效率所产生的厌恶有关。以人道主义为旗帜的改革者们对惩罚的要求有两个：一是人道，二是有效。福柯勘察出，在这种刑罚人道化的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福柯指出，改革者们批评王权，固然出于对君主专制的抗议，表达了社会精英因为未能分享权力而产生的不满，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反对一种效率低下的“糟糕的权力体制”。权力分布杂乱无章，各种权力相互冲突。按照福柯的观点，推动刑罚改革的动力不是来自于启蒙理性，而是来自于确保一种更具效率和合理化的法律和社会领域之存在的必要性。惩罚要有效率，就必须掌握相关的知识，必须熟悉同犯罪有关的各种现象。社会科学和约束技术也随之而发展起来了。实际上，“惩罚”和“约束”都只是控制人的方式，都是作用于身体之上的政治技术。从惩罚到规训的转变实际上包含着一种计算原则，需要加以调节和计算的是施加于被惩罚者身上的惩罚权力的反馈效果。这种经济理性从防止重犯的角度必定要计算刑罚的轻重与规定适当的方法。监狱改革“使用了启蒙思想家已经建构的话语，‘人道’是给予这种经济学和锱铢必较的一个体面名称”{3}，从“惩罚”到“约束”的转变谈不上“人道”。当改革家们从节省权力的角度发现监督比惩罚更有效也更经济时，改革时代就来临了。那么，福柯又是怎样解构圆形监狱的呢？在福柯的眼中，圆形监狱首先是一所皇家动物园。福柯认为监狱是权力实施的工具，而边沁所设计的圆形监狱正是他所阐释的规训机制的微缩模型。圆形监狱按照空间隔离与封闭、不间断的监督与检查、以及对犯人区别登记等原则，实现了对个体的全面监视和类别区划的目的。这就让福柯想起了勒沃（LeVaux）所设计的与众不同的凡尔赛动物园[4]。福柯之所以把圆形监狱与皇家动物园联系起来，原因就在于它将监视的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了。当然，这个“动物园”里圈养的不是什么老虎、狮子、熊猫等一类的动物，而是人。纪律和规训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和场所。按照边沁的设想，每一个囚室里的犯人在透明光线中恰好处于可被监视状态，没有了白天与黑夜的更替，全天24小时囚犯在囚室里接受光线的考验，监视者可以观看到被监视者的全部表现。囚犯在失去黑夜保护的情况下，无论是愤怒、狂躁、狡诈、懦弱、龌龊还是悔改等，都无一能够逃过监视者的眼睛。由于这个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也不是为了观看外面的空间，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所以，福柯指出它比一般的动物园更具有窥探力。囚室之间以及囚室与中心控制塔之间结构的安排，实现了横向的不可见性与纵向的可见性的双重功能。这样，被监视者之间相互隔绝、音讯不通的状况有利于秩序的维持。而监视者则可以实施完全彻底地监督，记录下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行为，然后按照科学的方法对症下药，要么鼓励服从、要么纠正错误。被监视者就如同关在牢笼中的猛兽一般。只不过，人是不可能像被关在笼子里的老鼠那样，低贱地被当作实验品。在福柯看来，圆形监狱的设计结构及理念不仅适用于监狱，而且可以推广到其他领域。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重在监视，而不在惩罚。福柯因此而视之为现代约束技术的典型，它体现了权力与知识的结合，并形成一种新的监视机制：不仅牢房里的犯人被监视，而且看守们以及可以暗中监视所有下属雇员的总管也同时被监视和观察。难怪，全景敞视建筑的主人说：“由于我设计了各种联系纽带，我自己的命运也被我拴在那些纽带上了”{3}。正如福柯所说，现代权力是毛细血管状的，它不是从某个核心源泉中散发出来的，而是遍布于社会机体的每一微小部分和看似最细小的末端，谁也无法逃避。圆形监狱更是权力实验室。对于启蒙时代的刑法学家们来说，监禁并非是最主要、最普遍适用的刑罚方法。他们希望通过各种刑罚的高透明度的实施，向整个社会不断传递这样的讯息：犯法者必定会受到其罪有应得的惩罚，以收阻吓效果。而圆形监狱的设计恰好可以实现这样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全景敞视建筑设计理念使得权力的行使变得完善：它能减少行使权力的人数，同时增加受权力支配的人数；它使权力在任何时候都能进行干预，甚至在过失、错误或罪行发生之前不断地施加压力，防患于未然。因此，它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它通过自动伸展的、毫不喧哗的方式直接对个人发生作用，造成“精神对精神的权力”，身居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不能幸免。福柯关于“权力和知识”的论述是他思想中最有影响力的部分。福柯选择监狱作为系谱学[5]的分析对象，不仅是由于他投入声援犯人斗争的实践，更是由于福柯关注权力问题的理论思维所致。1972年，福柯在谈到监狱时曾说：“监狱是权力最赤裸裸地、最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的地方。”{4}从其“权力——知识”理论的角度看，权力运作的机制和特征在监狱表现得最为明显。监视与惩罚不仅仅是一系列压制机制，更具有复杂的社会功能。福柯为《规训与惩罚》确立的宗旨是“论述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惩罚权力是从这种相互关系中获得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3}。由此，人们就能够理解作为某种“科学”地位话语的认识对象的“人”是如何被一种特殊的征服机制所造就的。他指出，关于权力的传统分析，把焦点放在国家（政府）的权力那里，这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它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次、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际关系中运作。权力构成了一个千丝万缕的网络，所有人都身陷其中。这样，在福柯的分析中，全景敞视建筑除了监视功能之外，还是一个施展规训权力的实验室，一个对人进行实验，并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分析对人可能进行的改造的优越场所。权力在圆形监狱中得到充分地展现。首先，它通过划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来贯彻纪律，防止和纠正可能出现的弊病，将这些弊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其次，规训机制依据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更灵活、细致地利用空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这样，监视者可以每时每刻监视每个人的表现。监狱的这种布局构成了一个将各种观察对象平行分列的真实表格。这种“活物表”具有处理分配复杂事物，并从中得到尽可能多的关于被观察者的个人资料。在封闭的空间里，人们各安其位后，规训通过凝视、检查来行使权力。检查不仅使人置于被监视领域，也为人们留下了一大批的详细档案。每个人都据此而获得了自己的个性，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标志。根据这些资料的记载，监视者可以分别对规训对象施以训练、教养、惩罚、排斥等处理。只有洞悉新型的惩罚方法，以及作为这些方法的基础和共同根源的“知识”的社会科学后，人们才能理解从公开的肉体惩罚到罪犯“灵魂”调查转变的实质。“人”的科学的起源并不是纯乎其纯、不计功利的知识探索，其成果在“人性化”的“监狱”机构里传播，以实现资源共享。由此看出，“科学”与规训机构竟具有共同的根源，监视创造了个人。圆形监狱设计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自我规训，它是最有效的自我规训所。“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们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正是在这种稳健的理智基点上，他紧紧地把握着锁链的终端。这种联系是更牢固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成的，而且我们相信它是我们自愿的结果。……最坚固的帝国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便建立在大脑的软纤维组织上。”{3}在福柯的眼中，边沁圆形监狱建筑理念确保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时时都有监督，处处都是“监狱”。社会的监狱结构确保了对人的真正拘留和永久监视。曾经造成皮肉之苦的体罚被在心灵、精神和意志上造成深刻影响的惩罚取而代之。灵魂成为肉体的监狱，人由此具有了自我规训的能力。正是由于全景敞视建筑的可视性，使得监视者可以辨别出哪些行为需要得到矫正，并根据所观察的结果制定纪律。纪律是通过连续不断地奖惩，在人的头脑中刻下痕迹而被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