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五中2017届高考语文一模试题（含解析）

2017年山西省太原五中高考语文一模试卷一、现代文阅读（35分）1．论述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夏利各题。在中国历史上，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在精神文化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贵族阶层，他们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文化的领导者。贵族的精神旨趣是这一时期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整个贵族文化的主体心理依据。这个阶层鲜明的身份意识、强烈的荣誉感以及对“文”的高度重视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时期，“文”基本上就是贵族教养的别名，既包含着关于礼乐仪式的各种知识，又包含着道德观念系统及其话语形态。贵族之为贵族而不同于庶人之处，除了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之外，主要就在于这个“文”之系统。这里的“文”虽然不同于后世“诗文”之“文”，更不同于现代以来的“文学”概念，但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周代贵族对“文”的高度重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开了古代“文统”之先河。春秋之末，随着贵族等级制的瓦解，文化领导权亦逐渐从贵族阶层转移到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士大夫手中。于是士大夫文化渐渐取代贵族文化而成为主流。士大夫文化也并非一个不变的整体，事实上，它也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春秋之末到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游士文化”阶段，其主体乃是那些或奔走游说或授徒讲学的布衣之士，其思想上的代表便是诸子百家。到了秦汉之后，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士大夫文化”阶段。其主体是那些凭借读书而做官或可能做官的知识阶层，即“士大夫”。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存在一种特有的机制，可以简称为“读书做官机制”﹣﹣除了帝王及其宗亲、开国功臣及功臣之后、宦官、外戚、地方豪强等分享国家的权力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凭借读书而跻身于官僚队伍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所谓“士大夫”。尚未做官时他们是“耕读传家”的庶民，做官以后他们是“诗书传家”的“士族”或“仕族”。无论做官与否，读书都是这个社会阶层安身立命之本，而做官﹣﹣最高追求是治国平天下﹣﹣则是他们读书的目的。因此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型，具有巨大的社会差异，但从精神旨趣与价值取向来看，他们又是一个有着同一性的社会阶层。“道”是与士大夫阶层相伴而生、亦相随而亡的终极价值范畴，是这个社会阶层精神旨趣的标志。在西周贵族阶层的话语系统中最高价值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原因不难理解：“道”这一概念暗含着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意识，是他们抗衡君权之主体精神的象征。士大夫文化是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体系的，因此需要一个“终极价值范畴”来作为标志和合法性依据，其根本功能是用来规范和引导“势”，即君权。贵族阶层既掌握着政权，又掌控着文化，故而不需要创造一个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终极价值范畴出来。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原有价值秩序被打破，以诸子百家为思想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试图通过话语建构（授徒讲学、著书立说）来为社会“立法”，从而实现政治变革的宏伟目标，这就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范畴来为自身确立合法性。于是对“道”的推崇与捍卫就构成了士大夫精神旨趣的基本维度。从孟子开始，士大夫阶层便有了“道统”意识，一直到明清之时，“道”始终是这个古代知识阶层高扬的精神旗帜。与此相应，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识、文学艺术观念也主要是围绕这个“道”展开的，而“文”与“道”的关系也就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节选自李春青《“文人”身份的历史生成及其对文论观念之影响》）（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A．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文”作为一个系统，有着丰富的内涵，包含了礼乐仪式等各种知识和道德观念系统，也决定了贵族与庶人的不同。B．士大夫文化有着不断变化的特点，从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游士文化”是其早期形态，并不是真正成熟的士大夫文化。C．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身份并不单一，然而均以读书为安身立命之本，以出仕作为读书的目的，从而在精神旨趣和价值取向上趋于一致。D．“道”的价值观念与士大夫阶层相伴相随，是这个阶层的精神标志。如果追寻“道统”意识的源头，则可上溯至孟子。（2）下列表述，不是“道”成为士大夫阶层终极价值范畴的原因的一项是A．士大夫文化相对独立，士大夫阶层需要一个“终极价值范畴”来作为标志和合法性依据。B．士大夫阶层有属于自己的权力意识，他们需要一种价值观念抗衡君权，张扬主体精神。C．士大夫阶层在原有价值秩序被打破的背景下，试图为社会“立法”，从而实现政治变革。D．士大夫阶层有一种“道统”意识，“道”始终是这个古代知识阶层高扬的精神旗帜。（3）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分析与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A．士大夫阶层重视读书。著名的徽州古民居安徽宏村承志堂有楹联道“敦孝悌此乐何极，嚼诗书其味无穷”，就鲜明体现了士大夫之风。B．由“文统”到“道统”，折射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构成的巨大变迁。孟子所谓“彼一时，此一时也”可以描述这种历史发展的常见规律。C．“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的一种机制，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的传统。隋唐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对强化和发展这种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D．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士大夫阶层的文学艺术观念也主要是围绕“道”展开，“文”由此依附于“道”，正如韩愈所言：“文者，贯道之器也。”2．（14分）文学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各题。隧道（苏联）康麦里汉列车早不停晚不停偏偏停在隧道里：第一节车厢已经钻出了隧道，而最后一节还没有进去。列车意外停车，乘客们都着急，只有坐在最后一节车厢里的一位旅客不但不生气，反而感到高兴。这倒不是因为他那节车厢比别的车厢明亮，而是因为他的父亲就住在隧道附近。他每次休假都要经过这条隧道，可列车不在这儿停车，所以他好几年没有见到父亲了。这位旅客从窗口探出身子，叫住顺着车厢走过来的列车员，问道：“出什么事了？”“隧道口的铁轨坏了。”“得停多长时间？”“至少得四个钟头吧！”列车员说罢，转身走向隧道另一端。车厢对面有个电话亭。这位旅客下车给父亲挂了电话，接电话的人告诉说，他父亲正在上班，并把父亲工作地点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于是他又往父亲工作的地点挂了电话。“是儿子吗？”父亲不知怎的一下就听出了他的声音。“是我，爸！火车在这要停整整四个钟头。”“真不凑巧！”父亲难过地说，“我正好还要干四个钟头才能下班。”“你不能请个假吗？”“不行呀，”父亲答道，“任务很紧，或许我能想个法子。”旅客挂上听筒。这时列车员正好从隧道里走了过来。“再过两个钟头就发车。”他说。“怎么，过两个钟头！”这位旅客叫了一声，“你刚才不是说要等四个钟头吗？”“修道工说要4个钟头才能修好，现在他又说，只要两个钟头就够了。”列车员说完，转身又向隧道另一端走去。旅客飞快地跑向电话亭。“爸，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不是四个钟头，我只有两个钟头了！”“真糟糕！”父亲伤心地说，“好吧，我加把劲，也许一个钟头就能干完这点活儿。”旅客挂上电话。这时列车员吹着口哨，从隧道里出来了。“这个修道工干劲真大！他说了，一个钟头就能修好。”旅客急忙又打电话：“爸，我刚才说得不对！不是两个钟头，是一个钟头。”“这可麻烦了！”父亲懊丧极了，“半个钟头我无论如何是干不完活的！”旅客又挂上听筒。列车员也从隧道里走了回来。“嘿，真是笑话！那边说半个钟头就修好了。”“该死的修道工，不是在说胡话吧！”旅客喊叫着跑向电话亭，“爸呀，你10分钟内能过来吗？”“可以，孩子！拼上老命我也要干完这点活！”“哼，这个修道工真奇怪，先抱怨‘活太多，活太多’，可现在又说只要10分钟就可以修好了。”列车员又向旅客传达了最新消息。“混蛋，他在搞什么鬼！”旅客嘟囔着骂了一句，又拨了电话，“爸，听我说，我们见不了面了。这儿一个混蛋先说停4个钟头，现在又说只停10分钟。”“真是个混蛋，”父亲赞同地说，“甭着急，我马上就过来！”“乘客同志们，快上车！”从隧道里传来列车员的声音。“再见了，爸爸！”旅客喊道，“他们不让咱们见面！”“等等，孩子！”父亲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我脱开身了，别挂电话！”这时旅客已跳上车厢。列车驶出隧道时，他凝望着巡道工的小屋，凝望着小屋窗口里用帽子擦着满脸汗水的老人。电话亭里，话筒里仍在响着父亲从远处传来的声音：“我脱开身了，儿子，脱开身了！”【注】本文反映的是前苏联1980年代的生活。（1）下列关于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两项是A．小说第一二段交代地点，点出环境，为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展开作了铺垫。B．作者设计了许多不合常理的情节，以夸张、变形、怪诞来折射现实。C．小说刻画人物以正面描写为主，通过语言描写、细节描写塑造父子形象。D．列车员作为次要人物，其行为表现对塑造主要人物起到反衬作用。E．小说呈双线结构，其中“修道工的工作”这条线反映内容寓意深刻。（2）小说中的父亲有怎样的形象特征？请结合文本概括并作简要分析。（3）小说的结尾有什么特点？请结合文本作简要分析。3．（12分）实用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各题。林清玄访谈录（节选）《广州日报》：在都市忙碌浮躁的生存状态下，你怎么能写出那么清新淡雅的文字？林清玄：其实，这是从我个人的需求出发的。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家里很穷，跟一般年轻人一样，一心想要成功，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在当时看来，所谓成功就是成为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人。后来，我在报馆工作，又做了报社主管；还在电视台主持节目；文章也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书很畅销。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我应该是蛮成功的。但当时我并不快乐也不满足。于是，我开始思考成功的意义何在。慢慢地，我发现，如果成功却失去快乐，这种成功还不如不要。在都市中努力拼搏的人们一心只顾着赚钱，一味追求物质和现实的享受，其实内心充满迷惘。所以只能说是我个人需求正好迎合了当时人们的需求。《广州日报》：你一直处于非商业性的写作状态，但作品一直热卖，对此，你自己有什么看法？林清玄：作品能受到什么样的理解或欢迎，是没办法预期的。我举个例子，去年下半年，深圳一所小学的校长写信邀请我前去演讲，因为小学课本里选了我三篇文章。当时我很感动，20多年前写那三篇文章时根本不会想到它会入选小学课文，也不会想到小学生们希望我前去演讲。在创作时，你可以掌握的，只是自己作品的方向。《广州日报》：你的作品常常涉及茶道和佛教智慧，这跟周作人的作品似乎有相似之处。林清玄：某些部分有相似，但实际上很不同。我读过周作人的全集，也很喜欢他的文章，但我没有受到他的影响。他太喜欢掉书袋，自己的意见只有一点点；另外，他的文字也没有伸缩性，一般都只有短短的几百字。我呢，不喜欢掉书袋，自己不感动的东西不会去写。《广州日报》：那么，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林清玄：在中国作家里，苏东坡对我影响最大，还有辛弃疾、杜牧、李白等，他们都是些潇洒自在的人。苏东坡的作品里有很多生活的元素，而且，不管处在什么状态下都能写出好文章。另外，在外国作家里，泰戈尔、纪伯伦、惠特曼等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比较生活化；二是有点自由派；三是有些哲学和思想，而不是纯粹好看而已。当然，我并不是刻意去学习他们，而是他们慢慢对我形成了影响﹣﹣写生活的、自由的、浅显的东西。我觉得文章应该很浅白，在浅白中有感动、向往等美好的东西。《广州日报》：近些年，国学热逐渐升温，一些地方还会给学生举行开笔礼啊之类的传统仪式，你怎么看？林清玄：我觉得这些都是好事啊，人应该站在传统上，内心才会深刻，才会有信心。如果完全放弃传统，我们就无法理解到生活中深刻的部分，就会缺乏自信。不过，一个教授在中央台讲《论语》竟然可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我开始觉得不可理解。这可能是传统文化在承续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断层，是压抑太久之后的爆发。《广州日报》：记者生涯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林清玄：10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一般的作家写了3000字可能你还不知道他到底要写什么，但我写文章时会马上进入主题、进入重点，这是新闻从业经历对我的启发，因为突出重点是新闻写作的本质所在。还有，记者常常是把深奥的东西用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能了解，我写文章时不会故弄玄虚，而是尽量使文字浅显易懂。很显然，一篇文章10个人看了之后鼓掌与100个人都能读懂这两者之间，后者的意义更大。《广州日报》：可以说，你的作品中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