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柳宗元散文特色

浅论柳宗元散文特色一自唐至清，传统的儒学家对参加“永贞革新”都持否定态度。说他“不义”者有之，骂他“小人”者有之。清人秦笃辉说：“后世讲道学者，每以苛刻论人，而不惟其实，不求其允。今之集矢于子厚，盖犹万口一声。”(《平书》卷七)尽管人们对他的政治态度“一例贬之”(同上)，对他的成就尤其是成就却交口称赞，给予很高的评价。唐人韩愈说柳文“表表愈伟”(《祭柳子厚文》，《韩昌黎集》卷一)，“雄深雅健”(刘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序》引韩愈语，《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刘锡说柳文“焉如星丽天，而芒寒色正”(《〈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序》，同上);《旧唐书·柳宗元传》谓柳文“下笔构思，与古为，精裁密致，若珠贝”。宋人田锡说柳文“纬地经天”(《题罗池庙碑阴文》，柳宗元《河东先生集》附录卷上);穆修认为“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丽不杂”(《河南穆修公集》卷二);梅尧臣说“其言星斗，百岁犹比晨”(《永州守王公糙寄九岩亭记，云此地疑是柳子厚所说万石亭也。因为二百言以答，愿当留咏》，《宛陵先生集》卷三十七);欧阳修说柳文“出语多崔嵬”(《永州万石亭》，《欧阳文忠公文集》四《居士集》卷四);苏轼“流转海外……惟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东坡续集》卷七)：吕南公谓“扬雄至元和干百年间，而后韩、柳作……而前此中间寂寞，无足称”(《与江秘校论文书》，《园集》卷十一);朱熹说“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老僧头去”(《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晏殊认为“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一人而已”(陈善《扪虱新语》卷九引晏殊语)：沈晦谓柳文“简古雅奥，不易刊削”(四明新本柳文后序，《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附录);李说柳宗元“文章光艳，为万世法”(柳州旧本柳文后序，同上);高似孙说柳文“卓伟精致”(《纬略》卷三)：罗大经说“柳子厚文章精丽”(《鹤林玉露》卷十四)。明人叶子奇认为“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千余家，专其美者，独韩、柳二人而己”(《谈篇》，《草木子》卷四);茅坤说柳文如“偏锐师，骁勇突击，沙背水，出奇制胜，而刁斗仍白森严”(《柳文引》，《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杨继益把柳文与“六经”、《左传》、《庄子》、《史记》并提(见《斋内言》)。清人张伯行谓柳文“卓然不愧大家之称，流传至今而不朽”(《〈唐宋八大家文钞〉序》，《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袁枚认为柳文“奥博无涯涣”(《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孙谓柳文“驱驾气势，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与昌黎倡和千古”({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卷头语)：黄式三认为“唐之文，韩、柳二子为冠，定论也”(《读柳子厚文集》，《儆居集读子集》一)：刘熙载谓“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艺》卷一)。这说明柳文在唐代及唐以后历代都备受推崇。历史上“韩柳”并称，韩文、柳文，不仅是唐文之冠，而且是唐以后历代散文的典范，其影响不亚于“六经”、《左传》、《庄子》、《史记》。柳宗元的著作，最早由刘锡编成《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可惜早已失传。南宋以后，历代柳集版本众多，流传较广的有《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即百家注本)及世彩堂本《河东先生集》。解放后出版的柳宗元集或以百家注本为底本整理校勘，或以世彩堂本为底本整理。柳文现存463篇，大多是敌句单行的“古文”：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议论文、传记、、山水记和。柳文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体裁的多样性。凡是先秦、两汉出现过的文章体裁，柳文都有，而且都蔚为大观，在继承前人创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二是文艺性强，纯多。柳宗元固然是古代千年的文章宗师，以今天作家的标准衡量，他也不愧为成就卓著的大家。二柳宗元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它们各自的特色。这里，想从风格、结构、语言三方面总结一下柳文的整体特色。风格沉郁冷峻奇诡柳宗元生活在“安史之乱”结束不久的中唐衰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目睹朝廷黑暗，藩镇割据，吏治腐败，民生困苦等社会弊端，有一种很强的忧患意识。家道的中落、父亲的失意、亲人的早逝，又使年轻的柳宗元内心笼罩着浓郁的悲凉。革新失败，远谪蛮荒，“量移”无望，长为孤囚，“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的政治抱负固然无法实现，续嗣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这使他内心充满了悲愤与郁。恶劣的心绪和恶劣的生活环境都在摧毁着他的健康，长年患病又加重他的悲郁。现实的黑暗、个人的不幸，使柳宗元的散文，特别是永州时期的散文，带着一种沉郁的格调。明人茅坤说：“岩，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诚然，作家作品风格的形成，除了社会环境、个人遭遇等因素之外，还与作家的思想、性格、气质、审美取向有关;但“沉郁”这种风格的形成，社会环境、个人遭遇起着决定的作用。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旧唐书·柳宗元传》说他“既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正道出柳宗元的不幸遭遇与他的散文沉郁风格的关系。柳宗元长安时期为亡故亲人写的祭文、墓志铭，悲恸沉郁，往往在缅怀柳家昔日辉煌的同时，发出今非昔比、家道中落的悲叹。他在科场落败时向别人干谒的书启，流露出自己的失意、苦闷与彷徨，格调沉郁凄婉。《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然悲愤，显示出柳文沉郁的风格特征。贬永州以后，柳宗元的散文创作进入高峰期。《新唐书·柳宗元传》说：“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因自放山泽间，其厄感郁，一寓诸文。”这时期的散文最能体现柳文沉郁的风格特色。《寄许京兆孟容书》、《与杨京兆凭书》、《与萧翰林悦书》、《与顾十郎书》等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向人乞怜求助的信，悲愤哀怨，令读者酸鼻。《寄许京兆孟容书》先写自己的健康状况，继而写自己政治失意、壮志难酬、四面受敌，“厄感郁”，使人动容：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厄塞臬兀，凡事隔，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以此大罪之外，讠互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闻见，不敢为他人道说。怀不能已，复载简牍。《与杨京兆凭书》诉说自己的健康状况、贬地的火灾和“无以托嗣续”的忧虑，“郁结”情词俱苦：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走出，坏墙穴，仅免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尽意于笔砚，自苦，以危伤败之魂哉?中心之郁结，具载所献《许京兆丈人书》，不能重烦于陈列。凡人之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栗为幸，敢有他志?……身世孑然，无可以为家，虽甚崇宠之，孰与为荣?独恨不幸获托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余年。尝有一男子，然无一日之命，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之汲汲于世者，唯惧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犹望延寿命，以及大宥，得归乡间，立家室，则子道毕矣。过是而犹竟于宠利者，天厌之!天厌之!明人茅坤云：“予览子厚书，由贬谪永州、柳州以后，大较并从司马迁《答任少卿》及杨《报孙会宗书》中来，故其为书，多悲呜咽之旨，而其辞气环诡跌，譬之听胡笳，闻塞曲，令人肠断者也。”(《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茅坤对柳宗元的政治遭遇深表同情，因而也最能体味柳文的沉郁。《吊屈原文》、《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骚赋体散文哀怨愤激，表现出鲜明的沉郁风格。试看《闵生赋》的开首部分：闵吾生之险厄兮，纷丧志以逢尤。气沉郁以杏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离散而远游。言不信而莫余白兮，虽欲焉求。合喙而隐志兮，幽默以待尽。为与世而斥谬兮，固离披以颠陨。骐之弃辱兮，驽以为骋。玄虬泥兮，畏避蛙。行不容之峥兮，质魁垒而无所隐。鳞介以横陆兮，啸群而厉吻。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囚山赋》把永州四围环合的高山比喻为牢，而作者则是牢中的囚徒，郁勃之气如山岚岳雾，弥漫堆积。《愚溪对》、《愚溪诗序》以游戏式的文宁，表现忠而见弃的悲愤，谐谑之中，透露出多少郁不平!柳宗元在游山览水之时，也没有忘怀自己的遭遇，他的，山水散文同他的山水诗一样，无不打上身世的印记，在山范水的同时，抒写放逐蛮荒的不平。《始得西山宴游记》开篇就是：“白余为人，居是州，恒惴栗。”《潭记》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作结，眼前的美景没有使作者忘记自己的不幸。《潭西小丘记》结尾一段云：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潭西小丘的美景，要是放置在京城长安附近，则身价百倍;而今却埋没荒野，无人间津!作者以小丘喻己，身世之感显而易见。而小丘最终还是遇到赏识它的人，则它的遭遇又胜于作者，故作者为它的“有遭”而庆贺——贺“兹丘之遭”，实际是叹已之不遇。短短的一段议论，蕴含多少抑郁不平!《小石城山记》在记小石城山奇异景色之后，结尾也有一段类似的议论：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之。这里，曲折地表现了作者远隔中州，贤而受辱，“不得一售其伎”的抑郁愤。“水州八记”写无人间津、由作者发现的荒僻之景，寄寓着他的身世之感：而清幽凄冷的境界，又表现出他内心的落寞与凄清。柳宗元散文又有冷峻的一面。他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却又是个勇猛的斗士。他愤世嫉俗，不为世屈，无论处境如何，总是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无情地揭露社会的黑暗、批判现实的丑恶。他的许多文章写得尖锐深刻，气势凌厉，有一股凛然冷峭之气。刘锡说柳文“芒寒色正”(《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序》，《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道出了柳文冷峻的风格特点。柳宗元的议论性散文，如《四维论》，《时令沦》、《断刑论》、《六逆沦》、《非国语》等，锋芒毕露，气势凌厉;他的一些亦叙亦议的杂文，如《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铁炉步志》、《愚溪诗序》、《愚溪对》、《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等幽冷劲峭，词锋犀利;他的劝戒性的寓言，如《三戒》、《传》、《说》等，讽刺尖锐，不留情面。这几类文章最能代表柳文的冷峻风格。请看《四维论》：《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谓廉者，曰不蔽恶也;世人之命谦者，曰不苟得也。所谓耻者，曰不从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为非也。然则二者果义?非?吾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夫不蔽恶者，岂不以蔽恶为不义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岂不以苟得为不义而不为乎?虽不从枉与羞为非皆然。然则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思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今管氏所以为维者，殆非圣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若义之绝，则廉与耻其果存乎?廉与耻存，则义果绝乎?人既蔽恶矣，苟得矣，从枉矣，为非而无羞矣，则义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管子·牧民》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这四维就是礼、义、廉、耻。《四维论》批判《管了》“以礼、义、廉、耻为四维”之说。柳宗元认为，《管子》所说的廉，是说不掩盖丑恶：而世人对廉的解释就是不用不正当的于段去获取。《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