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家的翻译理论

严复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鲁迅在中国翻译史上,鲁迅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一些翻译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翻译研究.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然而,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体现了近代中国翻译活动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代表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翻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探索和研究的起点.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翻译涉及原语(sourcelanguage)与译语(targetlanguage)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第一个重视翻译并大力加以倡导的人是鲁迅。鲁迅主张直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1931年12月28日他在给瞿秋白的信中谈到严复。他说：“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许渊冲许渊冲说过：理论来自实践，又要受到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提出’创中国学派文学翻译理论’的哲学基础。他正是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上，集毕生翻译之经验加以发展，提出了自成一派的翻译理论优化论，用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这十个字加以概括，并且在《翻译的艺术》（1984）、《文学翻译谈》（1998）、《文学与翻译》（2003）等著作中，对形似与神似，求真与求美，翻译与创作，翻译腔和四字成语，中西文化的差异，两种文化的竞赛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论：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是译诗的本体论。三美之中，最重意美，音美次之，最后是形美，也就是说翻译是美的创造，所以神似胜于形似，要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努力做到三美齐备。三化论（深化、等化、浅化）是译诗的方法论。分别利用加词、换词和减词等方法，通过意译来努力达到神似的境界。三之论（知之、好之、乐之）是译诗的目的论。知之是使人理解，这是翻译的基本要求；然后要求好之，能使人喜欢；最高的境界是乐之，能使人愉快。林语堂(1)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其立论的依据是语言学、心理学和美学,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视角;(2)林语堂的翻译标准有明确的针对性,即翻译文本为文学文本,也就是他说的艺术文;(3)林语堂明确地提出了译者的三种责任:对原文(原作者)的责任,对译文读者的责任,对艺术的责任,并明确地把它们同翻译标准联系在一起,这在我国先前的译论史上独树一帜,具有理论研究价值。郭沫若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朱光潜从“思想与语言统一”的基本理论出发，朱光潜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这是一个以读者为中心整合中外各种资源而形成的翻译理论体系，包括以“信”为中心的“信”与“达”统一的翻译标准，直译与意译合一的翻译方法；以“语言条件”与“专业知识”为基本点的翻译素养思想等，其中翻译方法的多样性与实用性是其主要理论创新。傅雷--重神似而不得形式倘若认为译文的标准亦应当如是平易，则不妨假定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一九二八年，傅雷完成了第一篇译作《圣扬乔而夫的传说》之后，就开始探讨翻译的美学思想和艺术标准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傅雷体翻译。一九五七年，傅雷撰写《翻译经验点滴》，谈到：“文字问题基本也是个艺术眼光的问题；要提高译文，先得有个客观标准，分得出文章的好坏。”他正确地意识到，在文字距离的背后，实质上是“民族思想方式”的差异。因此翻译要寻找心智相通的作家，理解原作“化为我有”然后用流畅无碍的中文翻译出来，即“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钱钟书钱钟书梳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并以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独步当代译坛。钱钟书在译学方面的论述，在中国译界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他所标举的“化境”说，更产生了深远影响。辜正坤曾在国际和国内学术界首次提出的新理论新观点有：1）三欲原动力论；2）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3）一国多制互补论；4）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5）莎士比亚阴阳论；6）人类语言音义同构论；7）玄翻译学原理；8）审美递增递减律；9）万物自协调原理；10）筛选积淀翻译原理与人类文化发展模式；11)人类文化演进九大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