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战略与宏观经济调控

李炜光：国防费：国防战略与宏观经济调控（本文与贾康合作，由李炜光执笔）国防费是一国政府用于生产“国防”这一国内公共产品的专门投资和经费，其增长速度和规模与一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基本国情及所面临的世界战略格局密切相关。按照传统的观点，国防费是一国国防安全产品及劳务的非生产性投资，是政府的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削减国防费对经济增长有着多方面的正向作用；而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观点，国防费同时也是一个可以产生正向效应的政府资源配置手段和重要的经济杠杆，只要合理地掌握它，不仅可以建立巩固的国防体系用以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还可以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的均衡关系，推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促进经济增长。这是“传统的”和“现代的”国防费支出观念的最大不同点。(燕南,)我国的国家防务战略要求国防费有实质性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依笔者所见，中国走的是一条“富国”之路，但却不完全是一条“强国”之路。“富国”与“强国”之间不能划等号。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有一条似是而非的观念：富国就是强国，落后就要挨打等于说“穷了就要挨打，富了就不会挨打”，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要想不受欺负就要“努力工作，发展经济”。在这里，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挣钱是硬道理”。实际上，一国的发展并不仅是赚钱致富，它需要更高层次理念的导引。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富国照样挨打。1820－1840年间，满清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一点已为各国经济学家所公认。对19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专家进行了比较精细和全面的定量测算，其研究成果发表在麦迪森著《世界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一书中。据测算，在GDP总量（单位：百万1990年国际美元）方面，1820年，中国199212，高居世界首位；当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英国34829，位居世界第四；居第二、三位的是印度（110982）和法国（37397）。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8.7%,比印、法、英三国共占26.5%的总和还要多，其发达程度相当于今天的美国，但是，我们能说满清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吗？当然不能。由于缺乏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雄厚的国防力量，尽管它是富有的，但却又是世界上最孱弱的国家之一。(燕南,)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处于落后和不发达状态中，所幸在后20年时间里，改革开放，励精图治，步入市场经济之路，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民生产总值在1998年达到79553亿元，在世界上排名第7位，重回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人们为此而弹冠欢庆。然而，笔者想说的是，世界第7的名次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其实并不构成值得骄傲的资本，也不能作为中国已经进入“太平盛世”的根据，况且我们也并没有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就是再过50年，我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一（这是有可能的），重夺“世界冠军”，又当如何？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现代国防产业和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届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并不见得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在高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和“新军事革命”蓬勃发展的世界上，一个富有而不强大的国家，其实并不安全。(燕南,)实际上，危机已经存在了。环顾中国周边地区，到处都是现实的或潜在的争端“热点”。人们最关心的自然是台湾问题，近年来“台独”势力恶性发展，甚至扬言攻击我国东部经济中心城市和三峡大坝，动辄对大陆进行“反威慑”，从反面说明大陆军事实力尚难以对台独势力形成强悍的震慑效应；在南海和南沙群岛，230个岛、礁中我们只占着永暑礁等区区7个。这场围绕南沙群岛主权的多国领土争端是70年代国际海洋法通过后形成的，这以后的20多年中，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由于缺乏一个完整有效的国防体系（仅拥有一支庞大无比的陆军和在这场争端中派不上用场的原子弹、氢弹，还不能称其有‘完整有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占据中国早已宣布主权的岛礁，大肆开采石油，掠夺本属于我国的资源。日本侵略曾给中国造成了60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和5000万的人口损失，而它却不承认战争罪行，拒绝作出有效赔偿，反而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日本首相还反复参拜“靖国神社”，实际意味着中日之间的“事情”还没有完。对日清算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不能真正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而且不能用国际惯例和国际法“讨公道”，中国就算不上一个合格的现代国家。目前中日两国都在避免正面冲突，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其历史上形成的不解冤仇和现实中的巨大矛盾使中日有可能再次成为战场上的对手。更需关注的是，国际恐怖主义针对中国的活动也很猖獗，所谓“东突厥问题”、“疆独问题”、“藏独问题”等都有可能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的现实威胁。此外，我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最近虽有较大改善，但仍不能完全排除这两个40年前曾兵戎相见的大国之间在领土争议上和军备竞争方面的不确定性，而与印度相比，在高技术国防装备方面我国其实并无明显优势可言。(燕南,)在当今世界上，实力政策作为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和必然性，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要想成为世界上名符其实的强大国家，必须从现在起（一天也不能耽误）就积极建立并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和现代国防支撑产业。上述影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几大问题，今后不论以何种方式解决，都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实力作后盾。没有这个后盾，国际社会就无法“听清楚”中国的声音，中国也就无法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和赢得更广泛的尊重。(燕南,)另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逻辑不能忽视：你在发展，人家也在发展，而且发展得也不慢。这就是说，我们要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国防产业，只能以更大的力度和更快的速度去发展，否则很可能来不及。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来看，这并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事实。我国现在人均GDP仅800多美元，而世界先进水平是4万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我们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不仅是“不进则退”，而且是“进慢了也等于是在退”（樊纲，2000）。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根本的问题并不是自己今天过得比昨天好就满足了，而是如何尽快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并且是在先进国家已经处处占先的情况下，奋发图强，超常规地追上去，可能整整一代人或两代人，都要为此付出坚苦卓绝的努力。在一个本来就是弱肉强食逻辑的世界上，总是抱怨别人如何如何“强食”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总是“弱肉”，并积极探求自强的途径。有的人不这样思考问题，反而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新型宗教，盲目自大地说几声“不”，其实正是“弱肉”的心态表现。(燕南,)历年国家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国防费的绝对额从80年代初期以来呈平缓增长的态势，而它的相对额（占GDP的比重）却从1979年的5.7%一路降到了1997年的1.08%，并且这里还未扣除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因素。“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和按它在国家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来看，中国的防务预算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实际上可能下降了”。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表明，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我国1992年国防费实际水平仅相当于1982年的实际水平。(燕南,)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国防费实际水平十分低下。根据1990年－1994年历年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计算，这一时期我国各年国防费折合美元分别为60.6、62.0、73.4、62.6亿美元，综合起来看，在70亿美元上下波动。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极大。1992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的军费分别为2826.0、374.8、363.6、310.3、221.0、377.3、111.4亿美元。有关资料表明，1993年我国军人人均国防费为2278美元，仅为美国的1／68、英国的1／55、日本的1／30。甚至与台湾110亿美元（1994年数字）相比，也是很低的。(燕南,)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持续高速增长（目前仍维持7％以上的高水平）、税收年增收千亿（1999年即已突破万亿大关），经济总量世界排名升位、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形势下，国防费支出份额却呈下降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它说明我国国防费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尚未达到协调的状态。虽然1998年以后我国国防费占GDP的比重逐年有所提高（1998年1.14%，1999年1.30%，2000年1.35%，2001年1.50%），但这只是随国民经济发展而呈现的一种恢复性的和相对平缓的增长。这种情况与我国国防现代化的现实要求是不相适应的，从我国所面临的国际战略态势来分析，低水平的国防费规模可能预示着某种危险的因素存在。(燕南,)根据一般的考察，一方面，国防费随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国防费的增长水平；另一方面，国家防务任务的加重，也会促进国防费的增长，这是作为“政治国家”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因此，选择国防费增长模式必须遵循这些客观规律，既要充分考虑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又要高度重视我国的战略地位和防务任务。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面临的世界战略环境以及国防资源消费与补偿的非均衡状态，笔者认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国防建设应走适度发展、有所倾斜的道路。国防费必须实现适度增加（OptimalGrowth）。这一方面是由上述我国目前所处的战略环境所决定的，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的主要防务任务是准备打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另一方面，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目前业已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在基本面上已经具备了承受“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经济保障能力。目前我国国防费仍存在着较严重的需求大于供给的非均衡性矛盾，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国防费欠帐太多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加大财政支持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力度，财政支出持续地和适当地向国防倾斜，使我国国防费支出的绝对额和相对额都有所增长（即“实质性的增长”），这是历史赋予我国财政的重任，也是我国国防费增长模式的理性选择。(燕南,)国防支出是促进与调节宏观经济的有效手段从特定角度而言，国防费支出与一国的经济增长确有矛盾关系，正是基于此，上世纪80年代我国在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开始大规模地精简军队员额，调整武装力量的结构，使国防费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保持较低的支出水平。中国20年多年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说，含有牺牲国防建设的因素。综合考虑复杂的制约因素和优先顺序的选择，这一政策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不过，在高技术和“新军事革命”飞速发展、市场经济制度日趋成熟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强调另一角度上的新观念，即国防支出对于一国经济增长实际上有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在现代社会中，如果处理得当，国防费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是可以占主导地位的，它不仅是构建强大的国防体系为经济发展“保架护航”的财力基础和条件，而且还是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实施调控的有力的杠杆和促进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特定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在合理的规模内以合理的结构安排增加国防费支出，从动态看不仅不会成为财政难以忍受的“包袱”，反而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燕南,)国防费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之一，是通过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和带动民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其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战争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新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在军事领域被突破，又首先被采用，然后转为民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军事科技进步为先导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催化剂。(燕南,)二战以后，美国的国防科学研究在应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