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晚年的战略思考及其错误的探讨

【原文出处】真理的追求【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199612【原刊页号】5-13【分类号】A2【分类名】毛泽东思想研究【作者】张亦民【复印期号】199702【标题】对毛泽东晚年的战略思考及其错误的探讨【正文】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已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科学的、也是权威的历史决议，是认识毛泽东的根本依据。但是决议是一回事，而人们如何理解和接受又是一回事。如多年来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就很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笔者觉得，只要承认毛泽东的错误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实践中的错误，那么就要看到探索本身是应当肯定的，并可以在错误的背后发现其值得后人继承的合理因素。本文特就毛泽东晚年的战略思考中值得深思的几个问题提出讨论，供批评指正。一、既要坚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要正视“反修防修”出发点的合理性，认清防止与反对“和平演变”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大战略思考，并从这一高度认清其错误性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邓小平在1980年接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拉法奇时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恩格斯曾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216页）用这句话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发动到最后否定，也是恰当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发动几亿群众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表明它存在一定的合理因素；反之，它最后又被亿万群众所否定，恰恰说明“文革”的过程就是由合理而转到不合理，最后“一定要灭亡”的过程。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要求我们重视对源流的分析。许多历史现象在它发轫之初，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当其发展成为一种重大的历史事件受到人们的重视时，其源流也未必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要全面深刻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作为，唯有从“文革”的出发点上加以透视。毛泽东“反修防修”思想的萌芽和形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二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丢掉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开始，在苏共日益地脱离人民群众、形成特权阶层以后。这样，西方帝国主义的战略和苏共政治思想路线的变化，就成了毛泽东从50年代中期开始对党对国家战略思考的中心议题，“反修防修”的思想也在此背景下萌芽；进入60年代以后，他就不断地向党内提出“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虽然没有看到90年代苏联演变的最终结局，却表明了他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上具有历史的洞察远见。这对于共产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思考。可是在联系到我国党内国内问题上，他把当时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加之采取一些错误的做法，其结果就可想而知。这里，毛泽东既有主观上“左”的思想所支配，又有客观上受林彪、江青等野心家们的利用、干扰与破坏。结果事与愿违，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在晚年虽然犯了错误，但也要看到：他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一方面顶住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一方面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容否认的。前一方面是成功的，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与独立，改变了世界形势的格局，形成了美苏中之间不等边的三角关系，为以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政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后一方面由于采取了一些过激的做法，走向歧途，未获成功。但不能忘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首创者是毛泽东，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积累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和思考。这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彰明较著，并更显其晚年战略思考之深邃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错误的本来形象。“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动乱，是失败了，应当否定。但失败的结果，并不能反证其出发点的错误，一个好的命题，未必能做出一篇好的文章，其教训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途径，但我们总不应该像倒污水似的连同盆中那洁净的婴儿一同泼掉。我们要珍视毛泽东晚年战略思考中的合理因素。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要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二、既要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也要重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理论的新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错误，是在指导思想上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甚至在“文革”中又提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上来。这个指导思想既制造了政治的动乱，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摒弃这个“左”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值得指出的是，摒弃和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不等于摒弃一切阶级斗争的理论。我们摒弃的是把阶级斗争提到“为纲”的地位而冲击经济，影响社会稳定，并不是否定一切阶级斗争的理论。有的人随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对阶级斗争理论也不讲了，似乎国内一定范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不复存在了，甚至连观察社会的基本武器——阶级分析方法也不要了。不讲阶级斗争理论，必然模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为“和平演变”开了方便之门，显然是错误的。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样要坚持两分法，进行有得有失的分析，既要看到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有扩大化的一面，也要看到又有合理与发展的一面。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有过许多论述，但对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里，是被认为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斯大林就是根据马列的这一论断，在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之后，在1936年宣布苏联是一个没有阶级与阶级斗争，没有压迫与剥削的社会，并写进了宪法。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党内和国家机关中来。其后，斯大林又提出了另一种论断，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并把这种斗争的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的渗透，是国际间谍、特务的破坏活动所致。其结果是导致肃反扩大化，使许多党政军要员被作为间谍、特务受到严惩，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这既为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提供了借口，也为苏共蜕变为现代修正主义开辟了道路，其教训极为惨痛而深刻。斯大林逝世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一方面批判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另方面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并在国际上倡导无武器、无军队和无战争的“三无世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国际共运和国内实际出发，既肯定苏共否定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一面，同时批判了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三无世界”，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指出了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式主要反映在意识形态的领域里，告诫全党要重视政治路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说明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斗争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些论断集中反映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中。但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理论仍有缺失之处：一是没有把生产资料的剥夺看成是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依据；二是没有分清社会主义改造前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发生的变化及其特点。这两点导致在实践中未能坚持正确的方面而发展了错误的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多次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一表述，既继承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级矛盾正确估计的方面，又纠正了他晚年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方面。这种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两分法，应当成为我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现象、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和政治关系变化的指导思想，作为防止和反对“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理论基础。三、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也要正视政治在无产阶级政权性质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正确处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未能处理好政治与经济（或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重视了政治（精神）而放松了经济（物质）。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同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要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起抓，是十分正确的。但有的人好走极端，从过去把政治推向极端，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又把经济推向极端，认为只要把经济抓上去了，一切都有了。有的人进而将生产力作为区别政党和社会制度性质的根本标准，甚至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生产力”。显然，这是一种偏见和误解。其实，生产力是哪一个统治阶级及其执政党都视为安邦定国、争取民心而共同追求的物质基础。怎能拿不分姓“资”姓“社”的标准来确定政党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呢？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解放后，毛泽东十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并告诫全党“落后是要挨打的”，如果经济搞不上去，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并非像有的人所说，毛泽东只是抓政治而不去抓经济。事实上，解放后的二十八年间，包括“文革”的十年在内，我国在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封锁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没有被卡死，而且生产以年均7％的增长率在发展，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速度要快。毛泽东后来把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提到“为纲”的位置上来，不断搞政治运动，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与他晚年的以“反修防修”为核心的战略思考和担心“党变修，国变色”的忧患意识是分不开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人，总结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展。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不是简单的将政治与经济、精神与物质换个位置就行的。毛泽东之所以强调政治，乃是无产阶级政党与政权的历史地位决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政权及其思想意识，不是能够自发产生的，而是靠灌输和教育培育起来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重视政治就会模糊人们的阶级意识，在思想上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和平演变”之中，甚至导致社会性质的改变。因此，决定政党和政权性质的，还是要看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和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政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为了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纠正了过去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到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适当发展，这是必要的，但也决不是无限制的。如果公有制日益削弱，私有制日渐膨胀，那就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改变社会性质，乃至动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的政治观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人民性。他告诫全党：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制定政策，都要为6亿人民的利益出发。即使“文革”中犯了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但他的主观上仍认为是为中国大多数人着想的。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人民性的特点，进行了拨乱反正，把发展经济作为“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来抓，将政治寓于经济建设之中，从而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统一。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就是以这种形式来继承与发展的。但有些人并不全面深刻理解小平同志的思想，而是形而上学地将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理解为经济与政治的等同，乃至经济就是政治，并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