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失衡与战略技术联盟

结构性失衡与战略技术联盟——资源配置视角中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林淼*苏竣张雅娴陈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00084)摘要本文从资源配置的视角，分析了科技成果产业化中的综合资源供给——需求关系，指出技术链、产业链和技术创新链三者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失衡是导致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的根本原因，由此构造了三类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基本模式与途径，并着重阐述了其一的战略技术联盟模式。关键词技术创新战略技术联盟资源配置1引言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力薄弱、高新技术产业化程度低，是我国科技事业和经济发展中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如何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对接，则是近年来理论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分歧的根源在于如何确定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瓶颈环节。或者说，对科技成果产业化中根本症结的辨识成为解决问题之关键。在这方面，常规的研究多数着眼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因素，资金、体制和社会文化等经常被认为是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要障碍。这些解释的不足在于过多强调了中国作为一个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个性特征，忽略了科学技术自身的共性发展规律，即在一般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framework)下，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实现模式。有荐于此，本文将从资源配置(resourceallocation)的角度，力图通过对科技成果产业化内在规律的揭示，找出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提出操作层面(operationallevel)上突破障碍的可选模式与途径。2科技成果产业化中的症结辨识科技成果产业化是指将科研成果或发明转化为产品，形成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或范围经济(economiesofscope)，从而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优势，最终成为国民经济分支产业的技术经济全过程，也即通常所讲的技术创新链，如图1所示。从资源配置角度看，一条完整的技术创新链的形成演进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多种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图1中曲线A表示一项科研成果从选题开始到实现产业化的整个技术经济过程中所需综合资源的分布状况，它是技术创新链区间上的一条连续曲线，该函数可表达为),,,(1121xxxfF(1)其中：1x：选题分析能力(strategicorientation)；*林淼，1972年出生，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管理，技术创新与科技政策等。Email:[e-mail]2x：研究开发人力资源(humanresources)；3x：研究开发手段资源(physicalresources)；4x：研究开发资金资源(financialresources)；5x：研究开发集成能力(integrationcapability)；6x：配套技术支撑能力(technologyinfrastructure)；7x：小试能力(exploratorydevelopment)；8x：中试能力(advanceddevelopment)；9x：市场开发能力(marketentry)；10x：综合经营能力(operationalknow-how)；11x：批量生产能力(batchproductioncapacity)。图1科技成果产业化中综合资源供给—需求关系图1中曲线B表示科研机构在技术创新链上的综合资源供给状况，它是技术链区间上的连续函数，可表示为),,,,(5432111xxxxxfF(2)图1中曲线C则表示产业界在技术创新链上的综合资源供给状况，它是相应产业链区间上的连续函数，可表示为),,(1110922xxxfF(3)从以上数理分析可以发现，在整个技术创新链上存在一个从技术链到产业链的间断bc。该间断的存在，意味着技术链和产业链之间并不存在几何空间上的一一对应映射关系。换句话说，并不是每一项科研成果都可以实现产业化。究竟实现与否，不仅取决于技术链的供给函数1F和产业链的供给函数2F，还取决于两者之间的传递函数12F，即),,(2121FFFfF(4)其中),,(8761212xxxfF(5)对传递函数F12存在性的忽视，一方面会误导社会资金轻易对一个尚不具备产业化投资条件，但经过了科研成果验收或鉴定的项目盲目投资，结果失败案例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也促成科研机构盲目乐观，一旦完成成果鉴定，就自诩为是可转让的可产业化成果，以致大量根本不具备产业化前景或缺乏前期产业化能力积累的论文、报告和实验样机的闲置和积压。ABCabc科技成果产业化综合资源技术链产业链技术创新链从上可见，在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整个技术经济过程中，技术链、产业链和技术创新链三者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失衡是导致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的根本原因。从结构性失衡走向结构性匹配，远非资金、体制、社会文化等因素所能一言而概之，需要从本源上设计和构造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模式与途径。3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基本模式与途径理解了上述技术链、产业链和技术创新链供需之间结构性失衡的内在机理和基本逻辑，就不难找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着力点。解决结构性失衡的途径无外乎以下三条：（1）将技术链的供给曲线向产业链供给曲线延伸，即b点向c点靠拢；（2）将产业链的供给曲线向技术链供给曲线延伸，即c点向b点靠拢；（3）通过组织创新，实现技术链供给曲线与产业链供给曲线的搭接。模式（1）的政策含义和一个典型案例就是，1999年国务院对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科研机构进行管理改革的重大举措。通过改革，推动科研院所转制，自主选择包括转变成企业、整体或部分进入企业、转为中介机构等方式进入市场，按照属地化原则，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为国家和当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服务。而在1999年召开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所强调的，“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全面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显然是旨在模式（2）上有所突破和作为。鉴于模式（1）和模式（2）都已得到宏观决策部门和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而关于模式（3）的理解，大多数人将其停留在对科研成果的发布、包装等表层行为下的信息沟通(informationcommunication)概念，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和重视，特别是对国际上越来越盛行的一种新型合作创新组织形式——政府发起的战略技术联盟(governmentsponsoredstrategictechnologyalliances)更是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近年来，在各国政府的发起和主导下，美国的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联盟(MCC)、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ATECH)，欧盟的欧洲信息技术开发战略联盟(ESPRIT)，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联盟(VLSI)等都取得了预期的成功而为世人瞩目。我国在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资助和支持下，近年也陆续诞生了一些事关国家根本利益和战略目标的战略技术联盟。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为例，自进入“九五”以来，该计划加强了研发经费在数千万元以上、由多机构共同参与的战略技术联盟的支持力度。下面以其生物领域重大项目“人血液代用品的研究与开发”为例，简要说明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主导下的战略技术联盟的逻辑与内涵。临床用血的来源日益紧缺和血液交叉感染的严重蔓延是世界性难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中国每年临床用血就需1500吨，且以10%的年增长速度递增。寻求安全有效的血液代用品已成为国际医药生物技术领域研究热点，西方各发达国家都将其列为跨世纪的重大研发领域。我国“人血液代用品”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不少科研机构积累了多项基础技术和单元技术，但缺乏有效的技术集成和产业化经验。为此，1997年在国家863计划的资助和支持下，由国家科技部生物中心发起，联合北京市科委、华北制药集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通过整合各方优势，组织设立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人血液代用品”研制、开发及市场开拓战略技术联盟——北京凯正生物工程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充分发挥战略技术联盟的独特组织优势，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就在以血红蛋白为基质的血液代用品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路线，成功地将动物血红蛋白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人血液代用品，达到国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1999年，北京四通天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四通集团公司和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项目开发公司），承诺投资数亿元巨资，加盟“人血液代用品”项目的后期研究开发与市场运作，并以1.6亿元人民币独家买断了该项目的技术和生产经营权，创下了国内单笔技术转让的新高。1999年11月19日，“凯正”和“四通天坛”的双方法人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人血液代用品技术合作开发协议和技术转让合同书》。“人血液代用品”成果技术转让的成功，标志着“人血液代用品的研究与开发”重大项目已迈入以产业界代表为主体的产业化开发阶段，成功实现了技术链与产业链之间的顺利搭接。北京凯正生物工程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功实践，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意义。它至少从一个个案的实例表明，这种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主导下的战略技术联盟，不仅可以为政府发挥引导作用提供一个物理平台或操作载体(physicalplatform)，而且又不会过度限制市场机制下“官”、“产”、“学”、“研”、“资”各方的灵活性和积极性，不失为一种寻求科技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利用(domorewithless)、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绩效水平的有效模式与途径。4结论与未来研究框架本文从资源配置的视角出发，结合国内外最新动向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的实践，论述了科技成果产业化中的主要症结与解决对策，基本结论如下：(1)技术创新链可以微观表现为技术链和产业链，技术链和产业链两者间不存在几何空间上的一一对应映射关系；(2)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关键在于技术链和产业链之间搭接模式与途径的构造与建立；(3)战略技术联盟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对于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主导下的战略技术联盟尤应予以格外重视。需要补充的是，由于多个利益主体(stakeholders)的介入，特别是鉴于我国转型期存在的各类政策缺失，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主导下的战略技术联盟的创建、组织、协调、运行，乃至成果的产生和收益的分配，在全程(fromcradletograve)都会充满矛盾与挑战，其管理实践和管理行为变得十分复杂与困难。这其中既有战略技术联盟管理中的共性问题，如知识管理、学习型组织、合作绩效等，也有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特殊困惑。如，政府在战略技术联盟中的过度干预或“不作为”问题；多种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等）参与此类战略技术联盟的界定与管理问题；国有大中型企业R&D能力不足的问题；知识产权的分配与处置问题等。这一切都是事关战略技术联盟能否得到推广的一些焦点和难点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角度提出科学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主要参考文献1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2尚勇.当今世界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产业化[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3石定寰.国家创新系统:现状与未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4苏竣,林淼,尤政,龚克.航天清华一号微小卫星的创新实践[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41(2):1-4.5路风.国有企业转变的三个命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0(5):4-27.6M.Sakakibara.EvaluatinggovernmentsponsoredR&DconsortiainJapan:whobenefitsandhow?[J].ResearchPolicy,1997(26):447-4737J.M.WhippleandR.Frankel.Theallianceformationprocess[J].InternationalFoodandAgribusinessManagementReview,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