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时代中国的世界战略

1胡锦涛时代中国的世界战略――兼论“不以小泉为伙伴”的对日外交（日）赵宏伟摘要：久居日本、长于中国政治和国际问题研究的作者，将胡锦涛时代中国的世界战略解读为：扩大和深化江泽民的南北集团合作体制，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集团合作体制，并且以此形成国际关系的一极，而“和平崛起”是这一战略的关键词。在作者新颖的论述中，胡锦涛的对日政策被概括为：“不以小泉为伙伴”，迫使日本孤立化，引导日本放弃对美一边倒，转而“入亚”。一.中国的世界战略中国外交曾经一直到邓小平时代（1994年）为止，都是以不结盟的孤立主义形式演绎的，从江泽民时代――大致1995年左右开始向集团主义外交的方向转变。江泽民在试图使中美关系安定化的同时，倾力于近邻外交。作为集团外交的第一项措施，中国于1996年4月同俄罗斯以及中亚三国结成了“上海合作组织(SCO)”的前身——“上海五国组织”。第二年，即1997年开始致力于东盟地区，树立了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圈为基轴的全面合作体制。对于江泽民在中国的南北两方建立的将美国排除在外、并且以中国为中心的集团合作体制，笔者称之为“江泽民的南北集团合作体制”。胡锦涛（2003年）继承了江泽民的集团主义外交，并且致力于其发展和完善。胡锦涛在2003年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论”，随后由于担心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产生“中华帝国的复活”嫌疑，遂停止使用“和平崛起”的提法，而继续采用江泽民的“和平与发展”这一关键词。虽然不再提起了，但“和平崛起”恐怕是表达胡锦涛本义的关键词吧。中国作为国际关系的一极而和平崛起，并且以实现国际关系的多极化为目标，这也是中国的领导人所说的国际新秩序，胡锦涛在他的任期内也以实现此目标作为其政策目标。胡锦涛的基本政策是：扩大和深化江泽民的南北集团合作体制，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集团合作体制，并且以此形成国际关系的一极。可以认为，胡锦涛外交的特征有着基于深思熟虑的多重脚本、多重对策和多重目标。胡锦涛外交在2005年明显表现出来。江泽民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多个区域性的集团，胡锦涛则促使这些区域集团向区域的力量边缘相互渗透。在6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就按照新的规定以观察员的身份与会。7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生效，中国及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五国（ＧＭＳ）首脑会议举行，作为中国・东盟集团合作体制的补充组织强化了集团合作功能。中国在2005年末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得到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与会支持，俄罗斯也承诺表示支持。中国为了解决北朝鲜的核问题而倡议的六国协商会议，昀终是以形成以美、中、日、俄、南北朝鲜组成的东北亚集团组织体制为目标的。2俄罗斯和印度都决定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而中国是唯一一个在这两个组织中都是中心国的国家，因此俄罗斯和印度的参加并不会威胁到中国作为中心国的地位。不仅如此，俄罗斯和印度的参加反而使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俄罗斯、东盟地区论坛中的日本等既存力量的地位相对化，这自然会进一步提高中国作为唯一的中心国的地位。日美企图把印度作为抑制中国的力量，而胡锦涛逐步致力于构筑以中俄印为轴心的东亚集团合作体制。6月，中俄印三国外长会议首次举行，并且发表了共同声明。8月，中俄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据说明年将在中俄印三国间举行。胡锦涛描绘了由中俄印为基轴的东亚集团、法德为基轴的欧盟集团、美英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集团组成的三极世界的蓝图。二.中国的对日外交1、市民的反日和精英的对日这里所说的“市民”，是从欧美政治学中的“市民”概念引申出来，指的是与中国的农民相对的中国的“城市居民”。市民的反日倾向很强烈，但是农民不知道“反日”。这里的“精英”主要指的是知识精英和国家精英，与其说他们是反日，不如说是试图对日。这样，中国的对日反应，呈现出阶层性的结构。市民的反日，是从历史的记忆和现在日本“反中”之中产生出来的。市民反日的主要信息来源，不是反日教育，而是网络媒体。2、中国的对日政策目标中国国家的对日政策目标是在中国的世界战略中建立起来的。在孤立主义外交的邓小平时代，对日政策是增强国与国之间的友好这一单纯的目标。在集团主义外交的江泽民时代，对日政策目标是将本国和日本引入东亚集团合作机制之中。江泽民希望建立以法德为轴心的欧盟模式那样的以中日为轴心的东亚共同体，为此他控制住自己的嫌日情绪，开始接近日本的外交。但是，1998年的对日合作伙伴关系外交以及2001年的中日韩FTA（FreeTradeArea，自由贸易区）外交都被日本拒绝。从中国方面来看，从2001年开始的小泉政权，继续实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并且作为主谋者企图建立日美台联协，落魄成为中国唯一的敌国。这样，中国在胡锦涛时代，除对台湾政权敌对化之外，对日本小泉内阁的敌对化也变得很明显，这样在中国的周边就存在着两股敌对势力。对于胡锦涛来说，台湾问题的解决是义不容辞的使命。由于台湾问题是导致江泽民和胡锦涛推进集团主义外交的主要原动力，因此台湾问题的解决是完成集团主义外交、实现中国作为世界一极的世界大国的重要一步。对于日本问题，胡锦涛从接近日本外交向孤立日本外交的方向转变。这是从2004年2月的如果日本反对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胡锦涛二原则）的话就不和小泉首相交好这一政策决定开始的。胡锦涛并不是要放弃建构以中日为轴的东亚共同体这一政策目标，他的3对日政策是使日本孤立化之后，让其产生脱离孤立状态的动力，从而引导其向“入亚”的方向发展吧。在2005年围绕联合国改革中，胡锦涛的对日外交明显表现出来。中国强烈地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直至表现为反日市民游行、吴仪爽约、各国游说等行为，但是这些行为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单纯地反日，而是胡锦涛努力活用联合国的改革建立多极化的世界新秩序的制度。6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了针对联合国改革的《PositionPaper》,其中强调将“与地区有关的改革首先有必要得到区域内的认同”作为改革的原则。巧合的是，1920年中国也向当时的国际联盟主张上述原则，并且成功地得到了英法的赞同。“区域认同”成为国际社会的原则后，自然导致国民国家向国际区域、昀后向国际社会的国际问题的政策程序制度化转变，使得像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选举这样的事情要放在国际地区这一层次上来决定。这样的制度成为中国希望的提高国际地域向心力的一贯做法。7月，胡锦涛表示对印度尼西亚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支持，这也是为了牵制日本吧。胡锦涛的目标是：形成由国际区域向国际社会转变的国际政治制度，使日本由对美国一边倒向“入亚”转变，从而形成东亚区域。三.胡锦涛的对日政策――不以小泉为伙伴2003年正月，为了赶上胡锦涛就任国家主席这一契机，笔者出版了《胡锦涛》（ＮＨＫ出版2003年3月）一书。在昀后一章中，笔者给日中关系的现状贴上“政治冷战”的标签，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胡锦涛对日本来说是非常棘手的对手，日中关系会变得比江泽民时期更加严峻，现在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已经是毋庸置疑了。尽管笔者上述观点出来时，在日本一度被批判成“狼少年的呼声”，但是从吴仪副总理取消与小泉首相的会谈事件（5月23日）来看，胡锦涛的对日外交甚至可能会突变为昀严酷的局面——不与小泉为伙伴。1、胡锦涛“对日二原则”的确立2004年2月11日，胡锦涛利用会见公明党代表神崎武法的机会，公布了自己的对日政策。但是，神崎本人和其他的1亿2千万日本人，对此并没有意识到。在此，笔者想重读一下公文的内容：“中日的政党交流……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中日双方应继续发扬两国的政党交流的特色，为新世纪的中日善邻友好合作关系的构筑贡献新的力量。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应该本着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坚持对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重要原则，不断强化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胡锦涛在发言的第一段中强调作为中日关系传统的政党交流的重要性，在第二段中表达了“两个重要原则，一个政治基础”的既定方针。方针的出现，意味着中共领导人经过召开公开会议，并将它作为不会变化的基本政策的重要原则固定下来。在小泉首相初次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可能胡锦涛智囊团每隔1到2个月都要针对对日政策召开一次政策决定会议。胡锦涛把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作为两个重要原则提出，并将坚持“胡锦涛二原则”作为中日关4系成立的政治基础固定下来。以前，江泽民政权只把历史问题作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但在2003年“对日新思维”的争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们对此批判说，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日友好等包括中日关系全部的广泛范围内容，因此如果将政治基础仅仅拘泥为历史问题，只会导致中日关系的恶化。胡锦涛抛开这些热闹的议论，果断地提出了二原则论。把这两段话合起来，就能看出胡锦涛的对日政策其实是2段政策——如果反对“胡锦涛二原则”就会导致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崩塌，因此将不以小泉首相为伙伴，取而代之要强化政党和民间交流。“不当伙伴”这个词，曾经在1938年近卫首相的“不以蒋介石为伙伴”、以及随后1972年以“周恩来三原则”为盾的“不以佐藤荣作为伙伴”中两度出现过，这次是第三次较量。吴仪的爽约，是对不了解而且不愿了解“胡锦涛二原则”的日本方面突然的昀后通牒。不以政府首脑为伙伴，尽可能地对民间采取怀柔策略的2段政策，曾经是对台湾的施政方针。台湾媒体评价胡锦涛的台湾政策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这种2段政策，是在认定政策对象的政府为敌对政府的基础上的施政策略。虽然不知道胡锦涛是否把小泉政府明确地认定为敌对政府，但毋庸置疑的是，对小泉实际上采取了与对陈水扁同样的政策。胡锦涛对陈水扁若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就视之为不合作，对小泉若不遵循“胡锦涛二原则”也不与之为友。2、反日游行之前的政治－外交过程从2004年2月开始，胡锦涛取消了了所有国务委员以上的政府首脑的访日活动。9月21日，小泉首相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以及与美国总统小布什的会见中，公开表明希望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小泉演说之前的第一时间，发表了实际上是世界上的第一份反对宣言。他说，联合国并不是一个出钱越多就能成为主要股东的股东大会。在这样近似侮辱的语句之后，他又强调要解决历史问题、发展中国家优先等原则，他更进一步补充说“钱其琛前副总理是参与探讨联合国改革方案的高级委员会的委员”。随后2005年3月，由这个高级委员会总结的联合国改革方案，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公布，对安理会的改革其中充斥着增加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这样的内容。这个时候中国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根据条件不反对日本加入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2004年10月，在河内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以没有时间为由拒绝了与小泉首相的会谈。在江泽民时代，只要小泉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就不进行首脑的互访，但是在国际会议场合会面的政策底线的推动下，努力维持中日关系。胡锦涛可以说突破了这一政策底线。日本媒体对此大为炒作，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在国内公布这一消息。中国国内的研究者大多数对此毫不知情，仍然批判中国政府太“软弱”。中国外交部决定根据小泉回应“胡锦涛二原则”的可能性进行判断并且向胡锦涛进言，负责对日外交的国务委员唐家璇、王毅大使等人抱着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对日本一直比较5暧昧。2004年11月，中国外交部认为小泉作出的“慎重地处理”的言行是一种向前的态度，因此考虑让胡锦涛在智利召开的ＡＰＥＣ会议上对小泉进行会谈的回应。之后，温家宝在12月的东盟10+3会议上积极地与小泉进行会谈。大概在“胡锦涛二原则”提出一周年的2005年1月、2月期间，胡锦涛政府对对日政策进行了总结，在确认了外交部提交的小泉政府妥协倾向的报告的基础上，之后由温家宝总理总结为“对日三建议”。05年3月14日发表的“温家宝三建议”由这几部分组成：制造了首脑访问的氛围、关于发展关系的战略性会谈、适当处理历史问题。温家宝的建议换言之也许可以说：所谓的“制造氛围”是制造一种让“以向前的态度慎重地处理”的小泉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的氛围，所谓的“战略会谈”是以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胡锦涛二原则进行的条件交涉。但是，从温家宝建言前后开始反日游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