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论文

题目：《伤逝》中女性悲剧成因的探索摘要：《伤逝》所讲述的是两个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叙事分析的模式对鲁迅的《伤逝》进行解读，为了探寻女性悲剧成因，本文从社会环境、男性与女性对立下的女性地位，以及男性与女性自身思想的两面性来进行分析。关键词：女性悲剧成因社会环境女性自身伤逝《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自小说发表，大量的批评从未间断，而且，西方评论作品的方法流入中国后，学者们对《伤逝》的评论更是创新不断。正如“任何批评阐释，只要和文学作品提供的细节没有出入，都是成立的。”[1]所说，T.S.艾略特给我们这样一个提示：“我们自己该想到批评是象呼吸一样重要的，该想到我们读一本书而觉得有所感的时候，我们不妨明白表达我们心里想到的种种，也不妨批评我们在批评工作中的心理。”[2]在《鲁迅传略》中，作者用了大量了篇幅考证了子君与涓生的爱情，认为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对他在1925年10月写成的《伤逝》有一定的作用。鲁迅也曾说过：“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3]从他口气中可以看出他的无可奈何，这是典型的文学批评方式，它始终关注的是作品的外部联系。一、社会环境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在社会里很难太得起头来，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封建思想数千年来，都在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把自为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在当时那样沉滞、腐朽的社会里，她只能：“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空虚。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在这吃人的社会中，子君走了第一步，社会就不会让她有机会“改正”的了，既然子君违背了他们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那子君最后只有被逼迫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了，这些是多么的可悲啊！即使你有更强的意志与斗志，到头来也会有给它吃掉的危险，而当时又有多少想子君这样的女性在受迫害呢，子君只是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女性的代表。在那样的社会里，被迫害最严重的只要妇女，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永远比男性低一级，所以，这种情势直接导致了女性的悲剧命运。二、男性与女性对立下的女性地位《伤逝》的副标题是“涓生的手记”，这表明整个文本都是涓生的话语。涓生作为文本叙述者，子君只是叙述文本中的角色之一，与文本中的其他角色：子君的叔叔与父亲、房东太太等处于无语状态和被言说地位。两人在恋爱阶段时，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这种“谈”并非交流，而是涓生单方面的话语，而子君呢，“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那时的破屋里总是充满了涓生的声音，在恋爱阶段的子君就已经丧失了话语权，她所拥有的仅仅是默然的“倾听者”的权利。子君在涓生看来不过是他最好的启蒙对象和倾诉者，作为启蒙者的涓生在子君“觉醒”到冲破旧家庭后所得到的满足是个人化的、虚幻的。两者从恋爱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种不平等是由两者不平等的话语权所决定的。涓生是知识分子，获得成为启蒙者的权利。子君在受到他孜孜不倦的传授后，在文本中发出了唯一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并自认为可以冲破叔叔等人的牢笼，成为独立和男性平等的女性。然而，她并未意识到她对自由独立真正理解，她自己本身就带有现代独立与传统思想，这就注定了她悲剧的结局。子君的冲破旧家庭牢笼的“壮举”使涓生油然产生“说不出的惊喜，知道中国的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然而正是这种无畏又不自知的举动使子君走向死亡。使“启蒙者”、“空虚与寂静”的心理匮乏状态因为被启蒙者的皈依而获得虚幻的满足的代价是被启蒙者生命的消亡。荣格认为：“人类的启蒙起源于恐惧”，“无能力和软弱是人类永恒的经验和永恒的问题”[4]。涓生在遭遇子君的爱情之前所生存的空间是“寂静和空虚”的“被遗忘的偏僻的破屋”，涓生“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源于恐惧的期待是通过启蒙一位传统女性实现的。子君只是启蒙者塑造的对象，是男性话语下的属下，她无法冲破被言说，被启蒙，被塑造的弱势群体，最终沦为男性的牺牲品。三、男性与女性自身思想的两面性当子君和涓生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倾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性格，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碌碌的家庭奴隶，子君对做菜“倾注着全力”、“况且她又这样终日流汗，短发都贴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的粗糙起来。”、“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不难看出，涓生在恋爱期间用话语塑造的娜拉式的中国新女性形象逐渐开始破灭，因为这个刚刚冲出封建家族桎梏女性，已经成为“管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的逐渐丧失生活情趣而容颜憔悴的普通家庭妇女，正如涓生所言：“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在这种小家庭中，她的生活其实和她从前在封建家庭中并没什么不同，只是从父权转变成了夫权而已。子君不仅在心理上完全依赖涓生，而且在经济上同样需要他，这就决定了子君只能是家庭职能，连涓生都说一切家庭事物“都是非她不可的事”，而且涓生具有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和女性独立自由的现代理念的混合体，这两种思想互相冲突，导致他对子君的感情会变得如此之快，从而酿成了女性的悲剧。鲁迅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5]在男性中心社会里，女性要么没有权利选择，要么选择已经被选择的。涓生的选择决定了子君的生与死，他为子君建立的自由、平等、独立的女性未来只是“心造的幻影”，子君的悲剧是涓生男性的、自以为是的启蒙者用话语建构虚幻未来、为他者盲目选择所造成的。在涓生话语的背后，也反映了鲁迅对男权社会和封建、陈旧、世俗的社会形态的反思，也意识到在这种社会中女性无法逃脱悲剧命运的必然性，通过写涓生的忏悔来颠覆男权的社会现实，显示出鲁迅非凡的社会洞察力，不愧于被称为“封建社会的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6]。[1][美]威尔弗雷德.L.格林.《病玫瑰》的创造性阅读[J].名作欣赏，第1期，1994.[2]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朱立元《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25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1926年12月29日致韦素园.[4]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三联书店，1987.[5]鲁迅.《华盖集.杂感》.[J].莽原，第3期，1925.[6]中国鲁迅研究学会.《鲁迅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