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区域间投资环境比较与评价

龙源期刊网广东省区域间投资环境比较与评价作者：刘炳蔚来源：《商业时代》2010年第07期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内容摘要:经过30年的发展,广东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省内区域间的经济失衡也愈发突出。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差异是由各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投资环境差异所造成的,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广东省21个城市投资环境进行得分评价,并进一步运用聚类分析城市间投资环境的异同。关键词:投资环境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区域差异投资环境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国内对投资环境研究却于上世纪90年代方始,一直以来的重点都放在对投资环境的评价上,发展出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评价方法。本文将投资环境细化到广东省21个地级市,通过建立投资环境体系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省内各市投资环境差异问题进行分析。广东区域投资环境概况区位地缘优势。广东乘着改革开放之风,利用毗邻香港、澳门的地缘优势,在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一个以电子信息、电器机械、汽车、化工为主体的世界制造业基地和跨国采购中心。广东又是泛珠三角“9+2”经济体的连接点和辐射点,在物流运输,加工制造等方面起着桥梁的作用。同时,广东与东盟日益频繁的经济联系,又使其成为了直接向外的重要窗口。硬件环境优越。具有完善的海陆空交通设施网络,与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多个港口通航,高速公路与周围各省贯通连接,邮电通讯业务量多年稳居全国首位,为庞大的信息交流提供了稳定的平台。同时,广东产业结构处于优化升级阶段,产业之间的配套合作逐步完善,高新技术产业越发起着重要地位,特别是形成了广州、惠州、东莞、佛山为中心的“广东信息产业走廊”。另外,省内有105所高校,每年培育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十多万,发明创造、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受理和批准量均占全国15%以上。龙源期刊网软件环境不断完善。广东一直以来有着深厚的商贸文化并建立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服务体系;为营造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实施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制定积极的地方政策大力招商引资。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制度体系与国际连接更加紧密,形成了高效的软件环境。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方法选择(一)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CA)对数据进行处理;在指标体系建立方面,以资源环境、经济环境、市场环境、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这五个系统为选取指标标准,一共选取了19个指标,分别从硬件和软件环境的角度对省内城市区域的投资环境进行比较。(二)投资环境指标的主成分分析过程与结果本文选取19个投资环境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2008》。将标准化后的指标经过主成分分析得出三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分别为:62.245%、15.598%、6.031%、5.722%,总和为89.597%,超过85%的要求,并以各主成份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求得各市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公式为:Z=0.62245×F1+0.15598×F2+0.06031×F3+0.05722×F4按照本文选择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里的12个评价项目所得出的综合得分当中,前十名囊括了珠三角的8个城市,肇庆则在前十之外,东部的汕头和西翼湛江进入了前十,而其他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得分都不高。从综合得分总体上看,珠三角地区城市与省内其它地区差距较大,即使珠三角地区内部,也存在着较高的不平衡;相反,粤北山区以及东西两翼城市的得分相对比较接近。从比较优势上看,珠三角地区的四个大环境都要远远优于东西两翼与粤北,因此需要从更微观的角度,结合聚类分析结果对区域投资环境差异的现状及原因进行说明和探讨。表1是投资环境综合得分与排名。聚类分析。第一聚类:广州、深圳。广州,深圳作为珠三角的两个增长极,在产业结构上各有所重,深圳的第二产业在总产值中比重最大,是珠三角乃至全国的一个高新技术发展中心,广州以省会城市的角色在珠三角地区扮演着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的交流中心,服务业较发达。第二聚类:珠海、东莞、佛山和中山。第二聚类内部东莞、佛山、中山是珠三角三个主要的工业制造基地,第二产业发达,有着各自特色和重点发展的制造业;珠海则服务业较发达。第三聚类:东西两翼、粤北地区和江门、惠州、肇庆。在这里,作为珠三角地区的江门、惠州和肇庆,在发展进程中与珠三角内的其他城市存有较大距离,构成了珠三角内部不均衡,在类别上是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的一个交接地带。龙源期刊网广东投资环境的区域差异问题分析(一)区域经济规模差异明显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效率,过大的不均衡又会造成发展的瓶颈。广东区域内的差异一直存在扩大的趋势,东西两翼与粤北山区发展缓慢,某些县市甚至还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珠三角地区在全省经济的比重就达79.7%,东翼、西翼以及山区五市分别只有6.6%、7.2%和6.5%。珠三角在经济规模上就已经是其他三大区域总和的4倍,规模的差异影响了FDI的投向,因为经济规模包含了基础设施、经济环境、市场环境等因素,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了投资环境的硬件条件。(二)三大地区投资环境吸引力不足珠三角作为广东省的经济引擎,在推动全省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珠三角与东西两翼、粤北地区的经济差异可以看出其对周边的辐射与推动仍有提升的空间。由于投资环境的优越,珠三角集中了省内大部分的资金、人力资源。在2007年广东实际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珠三角九市占了88.7%,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最大的深圳是出口额最小的梅州近570倍;全省工业总产值最大的50家工业企业中除了两家分别位于湛江和韶关之外,其余的都集中在珠三角地带。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与珠三角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不断扩大。对此笔者认为造成这种不平衡性有两方面原因:龙源期刊网已有的差距形成了较大经济跨度。这种跨度的形成始于珠三角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享受着特别的政策倾斜,与省内其它地区相比具有先发优势,而山区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才进入到全面的开放阶段,这种梯度推移发展的战略也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区域发展的差距;区域之间的差异无法缩小还在于珠三角地区主要的出口地区是港澳台地区,其中以香港为主,而离港澳距离较远的地区,就无法享受到这种区位优势所带来的好处。故而形成了省内的经济体“俱乐部收敛”,而这种俱乐部经济体又将差异过大的地区排除在外。三大地区投资环境吸引力不足,无法消化珠三角的辐射能量。2008年东、西两翼以及山区五市FDI总额只有珠三角九分之一,不但在资金缺乏上表现明显,在人才吸引、技术引进上也有同样的问题,只有10%左右的大中型企业的科研资金与人才分布在珠三角以外的12个城市中,科研方面多依靠政府的投入。在珠三角扩散效应不足的同时,三大地区的投资环境吸引力也较低。(三)珠三角内部城市投资环境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广东省除了珠三角与省内其他地区差异较大外,珠三角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广州与深圳2007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占了全省的将近一半,佛山、东莞、中山、珠海占了27.68%;剩下珠三角边缘地区的江门、肇庆和惠州三市只占了8.73%,这三个城市人均GDP处于最后三位,最高的深圳是最低的肇庆的两倍多;江门、肇庆和惠州拥有珠三角九个城市25%的人口,却只创造了只有8%的总产值。同时,省内大力发展珠三角六市,倡导大广州(广州、佛山)经济圈,大珠海(中山、珠海)和大深圳(深圳、东莞、惠州),但对江门和肇庆却无法顾及到,政策指导的盲点也不利于缩小两极差距。结论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极化程度较高。在比较优势上,东、西两翼和山区城市除了在土地、矿产和水资源等自然禀赋上比珠三角地区优越之外,投资环境所构成的市场因素、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等方面都没有比较优势。由主成分分析所计算得出的综合得分排名,也基本上按照与珠三角空间距离远近的次序排列,说明外围城市普遍存在着投资环境吸引力不足的特点。对此,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逐步消除人才、资金流动障碍,制定符合地方特点的优惠政策处理省内四大区域投资环境差异过大的问题,要放大珠三角增长极的“回流效应”,逐步削除由于经济跨度过大、俱乐部收敛等所造成的人才、资金流动障碍。然而,投资环境是由许多经龙源期刊网济因素形成的有机统一体,靠单一政策优惠手段不能从根本上引导投资环境健康发展,盲目的政策竞争还可能使区域横向合作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因此地方应从投资环境自身因素出发,结合自身产业与资源禀赋制定适合实际情况的优惠政策,如湛江制定的发展海洋工业政策。(二)珠三角需创建适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投资环境,加速产业结构升级珠三角需要对现有的产业环境进行改造,特别需要着力于加强产业配套、人才引进与培养、自我创新能力的发展。珠三角正处于工业化后期,长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边际效益已经不能满足经济高速发展的要求,部分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后进入了瓶颈阶段,制约其升级的一个原因就是产业转型速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圈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又未发展到支撑经济高速前进的程度,因而迫切需要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引导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高能耗的企业向周边转移,同时也很好地利用了外围地区所沉淀下来的劳动力。(三)加大对次级增长极投资环境的投入,提高发达地区经济辐射效率次级增长极的培养能够使资源更加集中,使单靠珠三角辐射整个省域发展成多点辐射。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经济基础、技术信息、金融物资、社会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通过生产协作、技术支援、产品交换、经营管理、劳动就业等,带动周边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参考文献:1.张汉亚,张长春.投资环境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2.HeniszW.Theinstitutionalenvironmentformultinationalinvestment[J].Jnl.ofLaw,Economics,andPolitics,20023.程连生.中国城市投资环境分析[J].地理学报,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