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念再检讨__刘梦溪论国学之三

“国学”概念再检讨刘梦溪论国学之三文/刘梦溪1.“国粹”与“国故”这样看来，许地山也许说对了，是否活着还真的是构成“国粹”的一个要件。光是作为遗产保存的文物，比如甲骨文、青铜器、秦砖、汉简、兵马俑、宋版书、武则天墓，还真的没有人叫它们“国粹”。前面两篇，我主要对国学的发生和流变作了一番梳理，重点在述史，现在则需要对国学这一概念本身作一些学理的探讨。其实“国学”一词，是与另外两个相近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检讨国学，不能不提到另外两个词汇，这就是“国粹”和“国故”。“国粹”一词出现最早，专事此一领域研究的郑师渠先生，且在其《晚清国粹派》一书中，考证出该词的中文文本出处首推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也就是说，是在1901年。而任教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马丁·伯纳尔(MartinBernal)教授，在1976年撰写的《刘师培与国粹运动》长篇论文中，对“国粹”一词1887至1888年在日本流行的情形，作了丰富的引证。他写道：“1887年，国粹一词开始在日本普遍使用。这是针对明治维新而发的一种反动。他们企图说服西方势力，日本已经文明———也就是西化———得足以重订条约、废止外国租界的治外法权。其实，自1850年代开始逐渐扩展的西化浪潮，由于政府积极地推动各种欧式习俗而达于巅峰。”(傅乐诗等著《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5，页94)又说：“在这种气氛下，以维护国粹为职志的团体也形成了。在知识分子方面的斗士首推三宅雪岭与志贺重昂。1888年后者发表新刊物《日本人》的出版方针时表示：‘长久以来，大和民族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玄妙的孕育出自己独有的国粹(nationality)，此一国粹在日本本土发长，随着环境而有不同的回响。从孕育、出世、成长到发扬，经过不断地传承与琢磨，它已经成为大和民族命脉相系的传国之宝。’”(同上)然而如果把“国粹”一词用更明白的语词加以置换，它到底是什么涵义呢？志贺主张将“国粹”解释为民族性，但伯纳尔认为解释为“民族精髓”也许更合适一些。后来日本的国粹派们寻找到一种容易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即国粹指一个国家特有的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伯纳尔毫不怀疑，1898至1905年这一时期活跃于中国政治文化舞台的知识分子，比如梁启超等，明显接受了日本国粹派的影响。他引用了任公先生1902年写给黄遵宪的信，其中直接使用了“国粹”的概念。梁的观点系黄致梁的信中所保留，我在前面已经引录，关键语句是：“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黄有出使日本的经验，他给梁的信里也曾略及日本“国粹之说起”的原因。这里，我附带作一个说明，伯纳尔教授引录的关于任公先生的这条材料，是从杨天石先生1965年发表在《新建设》第2期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一文转引的，现在有的研究此一问题的著作引录伯纳尔，却遗忘了杨天石，可谓舍近求远。我也同乎此病，也是在看了傅乐诗等著的《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之后，才得知天石兄的贡献。天石是我多年的好友，他送我的《杨天石文集》就在手边，如今翻开一看，论国粹主义思潮的大著赫然在目。古人有贵远贱近之讥，吾辈已无可逃遁矣。天石兄的文章里，还征引了清政府1903年颁布的《学务纲要》，其中有“重国文以存国粹”字样，以及张之洞1907年使用“国粹”一词的情况。(《杨天石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页146、147)章太炎1906年《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提出的“用国粹激动种性”，也为他所引录。就不要说围绕《国粹学报》1905年创刊前后国粹学派的言论，更没有被天石所遗漏。国粹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黄节，在写于1902年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中，也明确表示，他们倡议此说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保存国粹思潮的影响：“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壬寅政艺丛书》“政学编”卷五)可知“国粹”一词确乎来自日本。但一种思潮能够引起广泛响应，光是外来影响不足以成为原动力，主要还是晚清时期中国自己的文化环境使然。西潮来得太猛烈了，国人迎之不暇，退而无路。故重新从自己文化传统中寻找精神的支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对此有天然自觉的是章太炎，他自称：“上天以国粹付余。”(《绝命书》)1903年写给宋恕的信里也说：“国粹日微，欧化浸炽，穰穰众生，渐离其本。”(《书信集》页17)同年致刘师培论经学云：“他日保存国粹，较诸东方神道，必当差胜也。”(同上，页71)而早此五年的1898年2月，在《与李鸿章》书里，太炎先生已然提出：“会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术振之。”(同上，页19)流露出以古学起今衰之意。至于国粹的内涵，章太炎认为主要在历史，具体说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三项，也就是历史和文化。章的学问根基在小学，故一向重视文字语言的研究，以为：“董理方言，令民葆爱旧贯，无忘故常，国虽零落必有与立。”(同上，页250)不过太炎先生的“故常”，是不把满清算在内的。所以唐以前的历史舆地，他格外看重，认为可以作为“怀旧之具”，而其“文章之雅驯，制度之明察，人物之高量，诵之令人感慕无已”(同前)。至于周秦诸子，太炎先生认为“趣以张皇幽眇，明效物情，民德所以振起，国性所以高尚”(同前，页151)。要之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在章太炎那里，被视做国粹的主要内容。《国粹学报》的另一作者许守微，曾试图给国粹下一明了的定义，曰：“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与太炎先生所论实无不同。但揆诸历史，我国精神之所寄也多矣，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也多矣，难道都可以称做国粹吗？所谓粹者，应该是同样事物里面的特别优秀者，也即精华部分。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但并不都一律以“粹”相许。所以许地山1945年连载于《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对此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思，既然叫粹，就不能太降低条件，标准应该是很高的，不能光是特有的事物就叫做粹，久远时代留下来的遗风流俗不必是粹，一个民族认为美丽的事物也不一定是粹。他举例说，比如当年北平的标准风俗，少不了“六样”，即天棚、鱼缸、石榴树，鸟笼、叭狗、大丫头，如果把这看作是北平的“六粹”，那只不过是俗道而已。因此他说：“我想来想去，只能假定说，一个民族在物质上、精神上与思想上对于人类，最少是本民族，有过重要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继续有功用，继续在发展的，才可以被称为国粹。”(许著《国粹与国学》，台湾水牛出版社，1987，页162)明显地把有没有功用和国粹联系了起来，而且侧重物化的文明型态方面，比如书画、雕刻、丝织品、纸、筷子、豆腐，以及精神上所寄托的神等等，完全不同于太炎先生的立说。所以许地山又说：“国粹在许多进步的国家中也是很讲究的，不过他们不说是‘粹’，只说是‘国家的承继物’或‘国家的遗产而已(这两个词的英文是NationalInheritance，及LegacyoftheNation)。文化学家把一国优秀的遗制与思想述说出来给后辈的国民知道，目的并不是‘赛宝’或‘献宝’，像我们目前许多国粹保存家所做的，只是要把祖先的好的故事与遗物说出来与拿出来，使他们知道民族过去的成就，刺激他们更加努力向更成功的途程上迈步。”(同前，页165～166)许地山是小说家兼比较宗教学学者，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哲学和民俗学。长期执教燕大，逝世前任教香港大学，1941年逝世，只活了49岁。《国粹与国学》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年所写，《大公报》为之连载。许对国粹问题发言，他讲的肯定不是外行的意见。他没有完全否定“国粹”一词，但学理和事实上的保留态度昭然可见。他强调要把“粹”和“渣”分别开来，再把“粹”和“学”分别开来。对“国粹”的概念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何以要用“渣”这个不甚雅驯的概念来和“粹”相对应？而且并非许地山一人，包括鲁迅、胡适在内的许多文化身份显赫的批评者，都有此想。关键是国粹一词传到中国，它的词义已发生变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以志贺为代表的本国主义者，是将“国粹”解释为民族性的，或者他们更愿视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如果把这样的解释移用到中国，我认为会发生困难。因为我们无法把中国或者中华民族的精神，用最简洁的话语来加以概括。以往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吃苦耐劳”，以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或者现在说的“中庸为大”、“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等，当然都是有根据的好语词，但如果说这就是中国的无形或者有形的精神，这就是中国的“国粹”，我们自己能认可吗？我们的历史太长了，其间民族与文化的变迁太频繁了。本来是汉族为主体的社会，可中间却多次被少数民族客换主位。因此唐朝、宋朝的精神和元朝、清朝就大不一样。尤其清朝，已经让民族精神的托命人知识分子没有了精神。另外的一些概括，例如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家国一体，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抽象理想的通性，这倒是真实不虚，学术界未尝有疑义。但这些可以称做我们的“国粹”吗？清末民初以来，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现代社会的始建，“家国”早已不“一体”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地位已经崩塌。“三纲五伦”在没有皇帝的社会里，还能够发用吗？孔、孟、荀，易、老、庄，管、孙、韩，的确是我们的伟大的思想家，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民族的荣誉，是中华文化的经典之源，但他们是我们的，也是整个人类的，如果我们仅仅视为自己的“国粹”，不是太小气了吗？况且学术思想就是学术思想，哲学就是哲学，作为文明体国家，那都是题义之中的事情，无非你有我也有，我的和你的“心理攸同”，思想的理性表现型态却不相同———何“粹”之有？所以，自太炎先生开始，中国早期谈“国粹”的学人，已经悄悄把“国粹”的内涵，置换成与中国传统更相吻合的内容。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国粹”三项说，已经不能简单用民族精神或中国的无形精神来范围，与其称这三项为“国粹”，不如叫“国故”更为恰当。事实正是如此，章太炎最喜欢的语词是“国故”，而非“国粹”。所以他自己颇看重的一本书是《国故论衡》，而没有叫《国粹论衡》。“国粹”一词来到中国以后，如同明以后的儒学，走的是下行路线(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其精神价值层面逐渐淡薄，物化的价值大大提升。这就是为什么许地山尽量想举一些可以称做“国粹”的例证，却只举出书画、雕刻、丝织品、纸、筷子、豆腐等少数几项的原因。而吴稚晖则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此本不学之诳语，不作数，但思考的方向，是下行而不是往精神层面走应是事实。如今有把京剧、中医、国画作为我们的“三大国粹”的流行说法，也体现了同样的意思。当然京剧、中医、国画这三项，我想是可以叫做国粹的。也可以再加上中国功夫。这样看来，许地山也许说对了，是否活着还真的是构成“国粹”的一个要件。光是作为遗产保存的文物，比如甲骨文、青铜器、秦砖、汉简、兵马俑、宋版书、武则天墓，还真的没有人叫它们“国粹”。现在来说“国故”。这是章太炎先生发明的概念，解释起来比“国粹”、“国学”都容易。易言之，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都可以叫做国故。典故和故事有口头的，有纸面上的，当然纸面上的多。所以谈国故离不开文字。太炎先生是货真价实的文字学家，他最有资格谈国故。可是国故这个词，现在也几乎不用了。你听哪一位以传统资源作为研究对象的从业人员，自称自己是研究国故的。其实章太炎先生也没有向别人说他是研究国故的，而是纸面行文，他选择了这个特殊的词汇。所以传扬开，是由于两个特别的契机：一是1919年年初，傅斯年办的《新潮》出刊后，刘师培办了一个旨趣相异的《国故》月刊，两刊就国故问题展开过讨论，傅斯年、毛子水一起上阵；二是1920年胡适在他那篇纲领式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里，响亮地提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他说：“这叫做‘整理国故’。现在许多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