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苏共败亡原因

试谈苏共败亡原因回顾苏联解体的历程,不难看出苏联解体是伴随着苏共执政地位的逐步丧失而发生的必然结果,而导致苏共败亡的内因主要是特权和腐败。从特权来看,由于特权阶层窃取了国家政权,苏共因此而灭亡;从腐败来看,由于腐败使苏共不得人心,丧失执政基础而跨台。特权和腐败都是苏共体制缺陷的产物,因此体制问题更具根本性。标签：苏共败亡;特权阶层;腐败;体制问题江泽民指出:“苏联经过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却发生了剧变的悲剧,最后解体、垮台了,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原因和教训需要全面深刻地加以总结。”①研究苏联为什么解体,首先要搞清楚苏共为什么垮台。因为苏共是苏联的领导核心,苏共的命运决定着苏联的命运。回顾苏联解体的历程,不难看出苏联解体是伴随着苏共执政地位的逐步丧失而发生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重大的历史事变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像苏共演变这么重大的问题是内因和外因、近因和远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因更具决定性,导致苏共败亡的内因主要是特权和腐败。一、特权阶层是苏共的掘墓人列宁时期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一个非常廉洁、清明的政党。不仅列宁本人廉洁清明,其他苏联党政官员也是如此。如在1918年内战时期,当时的粮食供应非常紧张,很难吃饱,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就因为饥饿而晕到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而他拥有调拨粮食的权力。列宁晚年,出于需要,专家、红军军官、党政官员开始享受一些优待,诸如专家有较高的工资,干部在房租、旅行等方面享受各种减免优待,其子女享有免费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优先权。当时这一做法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照顾政策,还不具有特权的性质。斯大林时期苏共逐渐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特权制度,各级官员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30年代初期开始,专供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医院和休养所在国家机构中逐步建立起来。社会贫富差距逐步拉大。1934年,苏联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是30倍。而到了1953年,苏联部长级的工资是11000卢布到14000卢布,而最低工资为250卢布,相差44倍至56倍。②但是由于当时处于战争时期,物质条件相当艰苦,加上斯大林对各级干部的不断清洗,干部队伍并不稳定,所以尽管在党政干部中产生了特权现象,但“特权阶层”尚未产生。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干部队伍日渐庞大,干部的生命和安全得到可靠保障,“特权阶层”这一群体开始出现。但这一时期频繁的党内斗争和赫鲁晓夫主观随意性的体制改革以及关于干部轮换的硬性规定,使得这个群体并不稳定。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党内外民主监督机制的破坏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在苏共内部“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关于特权阶层的人数,俄国学者估计1970年为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③特权阶层是苏共的掘墓人。正如斯大林所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这个特权阶层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的领导岗位,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了巨额的财富,或者直接控制着巨额的财富。80年代后期,他们感到社会主义制度朝不保夕,他们要通过变更国家政治制度,继续掌握政治权力,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使非法所得“合法”化。这一观点可以从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官员的构成得到证明。“苏联时期的干部在总统班子中占75%,在政府部门中占74%,在地方政权中占80%。而国内企业家中原来的共产党员占85%,很多是直接由国有企业经理变为老板。”④二、腐败使苏共不得民心,丧失执政基础而垮台执政党自身腐败是致命伤。任何一个执政党如果腐败成风,必然丢掉政权而垮台。而一切腐败现象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密切相关,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说是权力的变质。官僚主义盛行。许多苏共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浓重,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一旦他们控制了某些地区、部门,他们又会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关系网,“净化”自己控制的地区和部门,排挤那些不肯同流合污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官僚主义盛行,社会关系畸形。提升职务不是靠才能,而是靠社会关系,不是对党忠诚,而是对领导忠诚。官僚特权多。苏共官员的特权很多:(1)特殊工资权。苏共内部规定,每年党内高级干部额外补发一个月工资,数额根据领导人职务的高低不等,装在信封里秘密发放。(2)特支权。处于高位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户主不受限制随意支出,这些人的消费不受限制。(3)特殊供给权。各级党政机关均设有内部供销点,机关内部根据官职大小、地位高低定期发给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持有者能够买到质优价廉、市场短缺的商品。(4)特殊住房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有一处或几处别墅。风景名胜、避暑胜地几乎都被大小官员的别墅占据。(5)特殊服务权。领导干部享有特殊的医疗服务、良好的交通工具以及大批的服务人员。(6)特殊教育权。领导干部的子女,享受特殊照顾。一些专门学校名为公开招生,实质为培养领导的子女服务。权力资本化。苏共一些官员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看成是个人资本,把权力当商品,毫无顾忌地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特别是在70年代后期,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依靠手中的权力,采取非法手段,把国有经济的管理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化公为私。腐败是同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根本对立的。腐败在执政的共产党内的盛行,党就不再是无产阶级执政党,不管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号,也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理论和纲领,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剥削和掠夺人民群众的党,已经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苏联解体前不久,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能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①这说明此时的苏共已经不是苏联人民利益的代表。腐败严重败坏了苏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使苏共失去了群众基础,并且成为反对派攻击和推翻苏共的口实和把柄。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力在于和广大群众的紧密联系,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在于人民的支持。一旦失去了这些,就失去了自己最主要的力量,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是注定要失败的。三、特权和腐败是苏共体制缺陷的产物,因此体制问题更具根本性苏共特权和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邓小平说:“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②由于历史和个人原因,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苏共高度的集中体制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这种体制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和卫国战争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问题是随着苏联内外环境的变化,这种体制未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越来越暴露出弊端和危害性。“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部官僚化”,使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了自己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了监督,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改革开始后,大量腐败现象被揭露,使人们对苏共究竟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感到怀疑。“干部制度委任化”,干部由上而下层层任命,干部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造成党群、干群之间的隔阂,损害了党的代表性。“个人崇拜普遍化”与“国家权力个人化”相联系,使社会丧失了制约性机制,领导人出了问题,也无法得到纠正。遗憾的是苏共领导人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满足于过去取得的成就,不思改革进取,几次错过了改革的良机,结果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最后,尽管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但他的错误改革思路和方法使苏共陷入了绝境。除了高度集权的体制弊病,导致苏共特权和腐败盛行的另一个重要体制因素是苏共的监督体制缺陷。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说过,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长期以来,苏共党内民主和监督很不够,监察部门无法有效地对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实行监督,使权力失去了制约。苏共监察机构也有不少问题:一是党的监察机构权力弱化,缺乏独立性。斯大林时期,苏共监察机构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权力不断弱化,监察机关的作用极其有限。二是党的监察机构被扭曲,监察机关不仅没有对同级党委决策进行有效监督,没有在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维护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成了打击反对派的工具,维护个人权威的机关。三是监察机构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部门,指望官僚主义者反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是不现实的。前车之辙,后车之鉴。苏共败亡,警钟长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苏共败亡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务必高度重视惩治腐败。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给腐败分子可乘之机,反腐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从近几年惩治的腐败分子来看,很多腐败分子位高权重,他们有些还是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成员,这些腐败分子已经对党和国家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取得一些成绩,但腐败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有些地方、有些部门还有蔓延之势。人民群众对反腐败还不满意,对党还有意见。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第二,务必健全预防腐败机制。体制问题更具根本性,预防腐败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目前党内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主要与党的权力过分集中、民主不够和监督机制缺陷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党的执政地位表现为党掌握国家的一切权力,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和军队。党的权力过分集中容易使权力失去制约,滋生腐败。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民主集中制是我们根本组织制度,但如何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还有不少问题。组织生活中重集中、轻民主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民主流于形式。党的监督机制有一定缺陷,比如作为监督机构的纪委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纪委的地位和权力弱化,纪委的监督作用有限。〔参考文献〕〔1〕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2〕李建中,黄福寿.政党衰败根源析〔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3.〔3〕徐朋堂.苏共丧失执政能力原因名家访谈〔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4〕王立新.苏共兴亡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5〕吴振坤.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6〕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注:①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②王立新《苏共兴亡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③王立新《苏共兴亡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260页。④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①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3页。